美国从1946年开始的30年中，其住宅价值与GDP比例一直稳定在90%左右；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该比例上升到100%到110%左右；2000年互联网泡沫开始，该比例超过120%；2005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达到历史最高点，其住宅价值和GDP比例达到172%左右；2008年，该比例为128%左右，仍超过102%的历史平均水平。
1989年日本房地产最疯狂之际，其住宅价值为GDP的200%以上。而根据未经核实的市场研究数据，目前中国住房总价值可能超过90万亿元，相比于约31.4万亿元的GDP累计值，住房价值与GDP比例已达近300%。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中国房地产股的过高估值，很可能早已超过中国GDP总量，并高于美国房地产泡沫高峰时期的水平。日本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时，房地产股票的估值是GDP的3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还有翻番或放大3倍的可能。当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它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而中国目前仍是中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如果如此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出现在中国，当它破灭时，中国很可能经历像日本过去20年一样的发展停滞，并且是在低收入水平上。中国承受不了这样的灾难，这会使中国永久地坠入低收入国家的陷阱。
房地产的“绑架”之过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指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
30年前的1978年，国内经济在“大动乱”之后百废待兴，认准了“发展就是硬道理”，进而顺乎民意，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也提出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围绕这个愿景，“一百年不动摇”的经济建设，中国历史正式引入了“GDP”这个概念，于是一时间，GDP“泛滥成灾”，GDP成了各级各届政府政绩的重要考核内容，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名词，陪伴走过30年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经久不衰。
或许对GDP概念的片面化解读，某些大员为了堆积那些富丽堂皇的数据而开始“不择手段”、“铤而走险”，正是有了这个诱因，才被房地产抓住了“命脉”。
有人做过一个测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中国GDP为335353亿元，增长率8.7%（修订后的数据为340507亿元，增幅为9.1%），其中来自于房地产的贡献换算为4.15%。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没有中国房地产的话，那么2009年中国GDP的增长率实际上仅有4.55%。
4.55%，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即使在金融危机肆虐横行的当口，政府仍然把“保8”作为坚定不移的目标。因此房地产不能倒，房地产商们之所以敢和一轮又一轮的宏观调控抗衡博弈，其中道理，小老百姓也能估摸出一二。
我们的GDP，已经患上了房地产依赖症。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风暴，我们想到了房地产；10年后，我们又一次用房地产这个武器，抵御了席卷全球的大萧条。而如今，这个武器甚至反过来，要吞噬它的主人了。
或许房地产被“宠坏”了，当危机到来时，有开发商居然狂言“要死肯定银行先死，房地产商后死”，已经说明了在房地产所谓拉动GDP的背后，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难以估算的代价。由于近年房价疯涨，使许多不该进入楼市的资金入市，这也提前透支了不少消费力和社会财富。
英国《金融时报》在2011年6月的一篇社评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继通胀之后，导致中国民怨产生的第二个根源在于对土地的恶性争夺，而土地“私有化”是中国财富创造过程的核心。地方政府的大量收入都来自于将农田或住宅用地转化为商业用途。其中有些腐败的官员还将其中部分收益中饱私囊。与此同时，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们往往会被强迫拆迁，补偿款还经常被骗走。
房地产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紧箍咒”，被房地产绑架的GDP更多的只是一个与民生脱节的数据符号，而中国经济却早已是千疮百孔。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中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被挥霍在房地产投资上，这样的资产投资活动看似能在短期内比从事实业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有涨总会有跌，所谓爬得越高摔得越疼。
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叶檀说，假如中国房地产投资占据GDP的三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击垮中国的房地产就能击垮中国实质孱弱的经济，只要击垮房地产就能击垮貌似强大的中国银行业，只要击垮房地产就能击垮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政府不是靠税收提供公共产品，而是靠成为地主卖地维持豪奢的生活。
爱尔兰经济危机是由房地产直接引起的，而引起全球经济危机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也是由房地产造成的，所以，GDP压根儿就不能和房地产走得太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不能单纯依赖钢筋水泥。房地产投资（约占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占据了太多的经济空间。显然，如果不改变地产依赖症这个现实，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房地产绑架GDP的原罪，则是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和这个集团掠夺民间财富的模式，利益集团靠炮制一个又一个谎言度日，借拉动GDP之名行架空中国经济之实。既得利益集团在榨取老百姓血汗的同时也描绘着一个表面上歌舞升平而实际上却岌岌可危的“太平盛世”。
（参考资料：中国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第一财经日报、广州日报、融资中国、中新网、新华网）
2.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令产业结构倒置
中国内地搞城市经营和土地财政，最早是从香港学过来的。但香港是土地私有制，政府要先收购私有土地，进行初步开发后才能出让。而内地是土地国有制，往往凭借公权力和专政机关力量强行征地拆迁，低价收购他人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认为，所谓房价上涨其实涨的从来不是房子。因为房屋从建成那天起就在不断贬值，真正上涨的是土地价格。因此，城市住房供给的本质是土地问题。只要有了土地，住宅就可以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当前，中国普通住宅供求的失衡不是真实的土地或住宅建设能力的瓶颈，而是制度瓶颈。中国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本来是遏制腐败、制止开发土地分配不公的积极举措，但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及与开发商的利益依存。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成为一手低价征地、一手高价卖地的生意人，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这既是中国近年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违法用地案件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也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重要推手。因此，废止土地财政，回到税收财政是理顺房地产市场的起点。
多年的土地财政，已经给地方大员们实施“以地生财”太多的空间。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借抬高地价来增加自己的“原始积累”，从而只顾为政绩贴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靠土地养财政、靠土地求增长、靠土地出政绩的“变态现象”。由于土地里含有太多的油水，以至于他们不愿意发展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导致房地产产业一枝独大，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土地财政的“典范”
2009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一封神秘的举报信飘进了海南省东方市检察院的信箱，举报信静静地躺在黑漆漆的信箱里……谁也不曾预料到这封举报信将揭开一场怎样的黑幕，而这场黑幕又将在东方市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次日，举报信被东方市检察院的领导缓缓打开，原来是东方市八所镇皇宁村村民的集体实名举报信。接着，检察院的领导仔细阅读了信的内容，纵使是见过不少要案大案，也不由得被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来的黑暗所震惊。因为白纸黑字的信上，赫赫然地写着“村干部与东方市沐龙湾农业观光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延安等人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征地’1000余亩，又以每亩6万多元转手卖给市国土局，从中侵吞巨额征地款”。
东方市检察院领导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成立特别调查组，对此案件进行秘密察访。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终于揭开了东方市土地腐败大案的内幕，并揪出了一张官员与土地开发商隐藏已久的腐败关系网。
东方市土地腐败大案始于东方市土地征用计划。2009年年初，柳姓开发商得知东方市计划征用1046亩土地作为“储备用地”，动起了歪脑筋，一个普通的政府工作计划，在他眼里成为了绝妙的生财之道。后来，在与圈内朋友——东方市沐龙湾农业观光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延安的交谈中，无意中发现他也有此意，两人不谋而合，并且分工合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共同导演了这出集体土地变国有的闹剧。
在两人的分工里，张延安负责寻找土地资源。张延安经过多方打听和疏通，私下与八所镇皇宁村村干部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将1046亩集体土地非法买入。而柳姓开发商则要负责打通政府环节，由政府高价征用这片土地，通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赚取土地买卖的差价。
官员倒卖土地
倒手土地买卖，赚取买卖价差，只要合法合理，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要注意到的是，张延安和柳姓开发商倒手买卖的是集体土地。而在我国法律中，农业用地和集体土地是国家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土地买卖对象。所以，张延安以7000元每亩的价格从村干部手里购入的集体土地，属于非法转让的性质。那么，这样一块不符合土地交易资格的集体土地为什么能堂而皇之地被东方市政府征用作为“储备用地”呢？这不得不佩服柳姓开发商的手段以及他与东方市原市长谭灯耀不浅的交情，和双方默认的共同的利益基础。
柳姓开发商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10名左右开发商组成的核心圈子的代表人物，该“圈子”成员多数身家上亿元，其中不乏省、市人大代表头衔的“红顶商人”，他们与谭灯耀结识多年，利益攸关。柳姓开发商与谭灯耀的交情始于2008年。2008年3月份，为促使市政府尽快完成高坡岭风景区规划，柳姓开发商通过关系找到谭灯耀请求帮助。之后，在谭灯耀的推荐下，该规划很快完成，并报省里审批，当然少不了一笔丰厚的酬金。
有点可悲的是，这种利益模式并不是柳姓开发商首创的，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这个“圈子”的各色人物，都长期以礼金形式送给谭灯耀钱物，或逢年过节以“礼尚往来”、“交朋友”为名进行感情投资。等到要办私事时，再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给予相应的价钱。他们已形成“一事一报”的潜规则，即对具体请托事项酬以谭灯耀重金。这些开发商主要是答谢谭灯耀在“指示”下属审批具体项目、批土地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大多曾给过谭灯耀多达上百万元的贿赂。
因此，张延安找到土地资源后，柳姓开发商连忙与谭灯耀联系，并许诺到时将一部分的差价利润匀给他。面对如此的好事，谭灯耀怎么能不动心呢？
谭灯耀“委托”时任副市长的李显民办好此事。谭灯耀又怎么能放心李显民办这样重要的事情呢？原来，李显民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某些事情上二人早已是臭味相投。此前为了爬上更高的职位，李显民曾经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将10万元现金送到谭灯耀的办公室。不久以后，李显民顺利兼任市城投公司董事长，二人早已建立“伙伴关系”。
李显民接到了市长的指示，自然不敢怠慢。亲自带队查看了相关地块后，让东方市交通局局长吴毓锋向市政府打了征地报告。
又是在市长谭灯耀授意下，负责土地管理、审批、征用、建设等职能部门领导会意，利用职务便利一路绿灯，几个月之后，市政府以每亩6.8万元的价格“收储”了皇宁村和小岭村合计1046亩的集体用地。
事成后，张延安付给柳姓开发商“合作利润”2200万元。后者则拿出250万元作为对谭灯耀的“审批答谢费”。而在获得“绿灯通行证”过程中，相关领导干部在这件事中索贿、受贿金额全部在10万元以上。
“土地爷”的下场
2011年1月26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东方市原市长谭灯耀涉嫌受贿罪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谭灯耀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的法律惩处。自此东方市特大土地腐败案宣告结束。
谭在入狱后写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忏悔书，对自己不断滑向深渊的过程中做了一次诛心的回顾。他在忏悔书里说，自己收的第一个红包只有50元。当时他四顾无人注意，匆匆把红包放进公文袋中。“那一刻稍有脸红，但只是一瞬间的事。”
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谭收取的第一笔大额贿赂是30万元的好处费。收到这笔钱时，谭灯耀感到“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