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日‘德之贼’也。孔子日，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琴张、牧皮：都是人名，身世不详；有人说是孔子的学生。乡原是指看起来恭谨忠厚，实质上却没有是非原则，苟同世俗，只图博取好名声的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好好先生”。
这段对话的中心思想是告诫人们，要依据“中道”来行事，不合乎“中道”，或者类似于“中道”的行为，都是君子所不取的。这点做好了，才能教育、引导好民众。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莱朱是汤的贤臣；散宜生是文王的贤臣。
这一段话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逻辑出发，历述过去那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圣人。孟子对圣人的传统将会中断感到忧虑，告诫人们不要使大道失坠，并俨然以大道继承者自居。编《孟子》的人把这一段作为全书的终结。是有深意的，唐宋时代的“道统”说即据此而立论，孟子本人也由此被戴上了“亚圣”的桂冠。
“春秋无义战”是孟子对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的总体评价，就时间而言，属于历史评价，自然表达了孟子的历史观；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战国时期无疑是春秋时代的继续，尤其就战争而言，后者与前者相比规模变得更大了，也愈加惨烈，因此这实际上也是孟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孟子的批判不可否认带有反对战争给人民带来苦难的成分，但孟子这种观点的根本出发点却是来源于正统思想。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才是合乎道义的，而春秋时代则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
战争的确是和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就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之分。但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衡量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主要是看发动战争目的是什么，而不是看什么人来发动战争，孟子更多强调的是后者，这无疑是不够客观公正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对孟子的观点做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
所以，“春秋无义战”虽然已成为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但我们却有必要弄清楚孟子所谓“无义”的内涵。弄清楚内涵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似乎还不能笼统地一概认为是“春秋无义战”，而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了。例如正是通过这些争霸战争，分裂的国家数目才逐渐减少，最终走向多民族的大统一；有些战争还有反抗他国奴役、掠夺的正义性。
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论断更为精辟，这恐怕也是古人对读书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最权威论断，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要善于独立思考问题，不可盲目相信权威。
书籍是人类精神的营养品，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缺乏先进知识载体的古代，书更显得弥足珍贵，对很多人来说，几乎是他们崇拜的神圣对象。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关于书已不知有过多少礼赞。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信书，唯书本是从，轻则使个人成为书呆子，重则形成所谓“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变成不会思考的“两脚书橱”，误人子弟，贻害无穷。
今天，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可以帮我们科学认识书的地位和作用。“实践出真知”，也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世界必须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亲身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活动中去，通过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的经验与资料；而书为我们提供的则是间接经验。应该是经过别人的“实践检验”的，但是因为不是我们亲历，而著书人也可能出于某种目的而不尊重“实践”，所以未必准确。既然别人的书未必准确，自然也就不可全信了。现在来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似乎已经是浅显而容易明白的道理了。可是在孟子的时代，这恐怕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见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谈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时，所举的例子是《尚书》中《武成》篇的内容。我们知道，《尚书》记载的是古代先王的言论，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孔、孟的时代也是有着极高地位的权威性著作，因此，孟子这种对于权威著作，对经典保持独立思考。
勇于怀疑的精神，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体现出圣贤人物的治学风范。即便是对于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
在我们目前的时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恐怕是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出版业大发展的时代，出版社不计其数，所出书籍数目更是汗牛充栋，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再者，只要有钱谁都可以出书，所谓“名人出书，一塌糊涂”，可信度难以保证；此外。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传播各式各样的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我们不但要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还要有“尽信新闻，则不如无新闻”，“尽信短信，则不如无短信”，“尽信网络，则不如无网络”等意识。总之有多少种途径，就该有多少种不可尽信。
这一篇还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出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已广泛流传的千古名言，＿直为人们所引用。在孟子看来，国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换，而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更换的，所以说百姓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正是因为这句话，召来了个别统治者对孟子的反感。例如朱元璋就曾经把孟子的牌位从文庙中驱逐出去，但是后来朱皇帝又不得不把孟夫子请回来，显然需要用孟子来粉饰皇帝对百姓的重视。实际上，孟子的这句话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也仅限于警告统治者收敛自己的行为而已。
在我国先秦时代，民本思想就有了充分的发挥。《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内容，意思是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了。战国时期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堪称先秦民本思想的最高水平。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中，“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作为一个集合的整体是贵的，重于国君的；但“民”当中的每一个小民自然是无法与国君的地位相比的。因此，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显然有所局限。其实，又何止是孟子有所局限，就是进步到两千多年后的民主时代，我们不也仍然在花大力气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吗？
孟子还强调“土地，人民，政事”是诸侯的三宝，而以珠玉为宝，必殃及自身。由此不难想见，珠玉对于一般人是玩物丧志，当政者则玩物丧政，诸候玩物丧国，天子玩物便丧失天下了。
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事迹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是“假途伐虢”的故事。
春秋时，晋国想吞并南边的虢国，但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还隔着一个虞国，所以，一直未能得手。
晋献公当政的时候，大夫荀息向他献计，请求用晋国最好的马和宝玉送给虞国的国君，以便向他借路去讨伐虢国。献公有些舍不得，苟息说：“只要向虞国借到路，这些宝物放在他那里就像放在我们国外的库房里一样，今后还不是大王您的！”
献公同意了。于是，荀息便带了宝物到虞国去借路。
贪图宝物的虞公一见荀息送去的东西，满心欢喜，接了贵重礼物，爱不释手，不仅一口答应了苟息的要求，而且还主动提出自己先起兵作为先锋讨伐虢国。大臣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苦苦劝谏。虞公惟晋国的宝马和美玉是图，根本听不进去。
结果，晋国军队灭了虢国，在返回的路上又顺道突然袭击，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虞国，活捉了虞公回国。原来送给虞公的宝马和美玉，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回到了晋国。
这就是“宝珠玉者，殃必及身”的活生生写照。
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实际上古今的玩物丧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便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就一般的当政为官者而言，贪财宝，好女色也是大忌，弄不好就要惹出祸患来。如今党政高官因为钱财、美色而腐化堕落的已屡见不鲜，究其原因终归是不能洁身自好。
对“乡原”的批评，也是值得我们研读的。“乡原”这个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的词是孔、孟所深恶痛绝的，这里的“乡原”相当于我们所熟悉的“好好先生”。孟子把“好好先生”与狂者、狷者进行了对比。后两者的毛病都很突出，让人一眼可以看出，没有迷惑性，何况他们也各有可取的一面。“好好先生”却正好相反，初看什么毛病也没有，很得人心，因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实际上却是欺世盗名。所以，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最近报界提出反对“好人主义”，实际上正是呼吁大家来捉“好好先生”这偷道德的贼。可见，“好好先生”不仅古代有，现在也同样有。而且，既然已到了呼吁的程度，说明现在较古代更为严重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狂者、狷者还是乡原的概念，都不是孟子提出来的，而是孔子分别在《论语》的《公冶长》、《子路》、《阳货》等篇提出来的。不过，通过孟子的评论，我们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孟子师生是如何“祖述仲尼之音”，并加以发挥的。他们把狂者、狷者和“好好先生”这几种人集中在一起来加以比较，从而帮助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三种人，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