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先生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和老伴选择前往市政府楼参观，当他们正观看大厅里播放的电视节目时，突然传出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把他们吓了一跳。倪先生拉着老伴走到门口发现，刚刚遇见的那群男子已经包围大巴，开始踢打车身，倪先生当时便冒着危险举起相机拍摄。
在大约20分钟的时间里，那群男子高声对大巴车上的日本司机叫嚷，踢打旅游大巴，还有人爬到车底想抽取零件，随后有市政府楼里的工作人员冲出制止。倪先生看到，当时已经有一大半的旅游团成员购物后返回大巴内，几名男子还企图上前拉扯旅游团成员，但被几名工作人员扑过去制止，日本警方赶到后，驱散这群男子，护送旅游大巴离开。
倪先生和旅行团其他成员交谈得知，除去他们这辆大巴遭到围堵，还有该团的大巴在路上遭到围堵。倪先生表示，这次经历让他以后再也不想去日本了。
据凤凰卫视2010年10月16日晚间报道：周六下午，名为“加油！日本”的右翼组织，在东京六本木附近的青山公园集会，要求解散菅直人内阁、公开渔船事件的录像带、反对中国占有钓鱼岛。据说此次名为“包围中国大使馆”的行动，由日本保守派人物田母神俊雄和前众议院议员西村真悟等人发起，已通过书面和网络形式号召更多人参与，声称要“表达日本人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
集会上，右翼示威人群分为7个梯队，共约1800人，举着用中、日文写的“中国侵略钓鱼岛”、“保卫领土”标语，拿着大喇叭高喊着“反对中国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口号，向中国大使馆行进。
队伍中有不少右翼分子是推着婴儿车、抱着孩子来的。在游行过程中，有两名日本人手持“你们不要对中国人这样”的横幅，打算上前劝说，遭到右翼分子的殴打。下午5时左右，游行人群行进至中国大使馆门前。日本警方在使馆数百米外布置了警戒线，维持秩序。右翼分子叫嚣的“包围中国大使馆”计划落了空，抗议活动从包围改为了眺望。
不仅如此，据日本东京池袋警察署确认，为了钓鱼岛撞船事件，大约100名日本人在东京池袋地区华人区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东京中华街促进会理事长胡逸飞说，池袋地区是中国人在日本最为集中的地区，常住人口有1万人，华人商铺超过200个。当得知日本右翼分子要再次骚扰中华街，他给东京中华街促进会会员及商铺发送电子邮件，希望大家心理有准备。
他说，上次日本右翼分子闹事的借口就是说华人商铺把货品摆到了门外。“把货品摆到门外不合法，但同一地点的日本人商铺同样也这样做，这不过是右翼分子的借口。但我们提醒华人商铺，在游行当天不要给日本右翼分子借口。”
胡逸飞说，日本右翼势力很小，不是主流。但他们声音很大，媒体往往会注意他们。而且这些人又是不好惹的，如果有媒体批评他们，他们会到媒体单位门口继续闹事。他们背后有某些公司支持，一直以来他们把游行示威当作职业，只有时常出来游行，这样他们才有收入。
阳光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顾梓芹告诉记者：“这几天，东京都警视厅机动队、组织犯罪对策科以及池袋警察署不断来人，说是有4个日本团体递交了申请，准备星期天在池袋车站西口首先举行集会，然后游行。游行的路线有一站就是我们阳光城。”
顾社长说：“警方一方面对我们进行保护性指导，要求我们在那一天把现金等物品收管好，让员工也冷静对待，另一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也会到现场对我们进行保护。”顾梓芹还介绍说，2009年9月26日，曾经有30多名日本人拿着日本国旗和标语到阳光城来骚扰，高喊“坚决反对民主党的外国人政策”、“支那人滚回去”等口号，在这里闹了整整两个多小时，导致商店无法营业。此外他们还在这里动手动脚，拍女店员肩膀，拉扯她们的衣服，所幸这些举动都被警方及时制止。
他说：“阳光城位于地铁池袋站出口旁，位置重要，同时商店用中国红装饰比周围更醒目。右翼分子的目标是骚扰池袋地区的中国人，他们自然会把我们当作目标。”顾梓芹说，“警方来这里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我们在周日游行时关门，但我谢绝了警方的建议。”
顾梓芹解释：“这么多人在我们门口，势必会影响生意。但我跟警方说，我不能因为有人在店门口游行就伤害我们顾客的利益，如果一游行就关门，我们的生意不用做了。因此，我们坚持开门营业。”
他介绍，上次右翼分子游行让商店损失上百万日元的流水。他们此前买了停业保险，但保险公司却要求当地警方开受害证明，但警方却表示“你们这是政治问题”而没有给证明。周日的游行正赶上日本三连休，应该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因此他们会再次损失上百万日元，而且向警方要证明也有难度，但他们做好准备，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他说：“周日那天，我们商店1楼将有9名员工。我跟员工说好，做到骂不还口。他们说的脏话非常难听，但如果我们不予理睬，不给他们借口，我想游行人群不会在这里停留太长时间的。”他强调说：“周日我一定会在店里应对。”中华街200余商铺均表示冷静迎接“骚扰”。
骚扰事小，只是我们不由得要问：这么深的偏见和积怨，究竟从何而来？中国人到底做了什么，让某些日本人这么瞧不上眼？
这样的疑问，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也有。他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日本，但是据他描述，很多地方让他非常失望：
1995年10月，水均益乘飞机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途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成田机场非常庞大，一个个候机的卫星厅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到了前往纽约的候机厅里，他来到一个环形的问讯处柜台前。柜台里面站了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日本女服务员。他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文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等机口上飞机。
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道：“beijing。”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水均益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于是，他又耐心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看表情她似乎已经忘了刚才水均益问她的事情，而是接过他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水均益有点莫名其妙地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没有一点声音。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他的话。水均益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