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悦君带着学生回到学校时，一年级的娃娃们都在操场上乱跑。办公室门口，一个身穿黑呢子大衣的细瘦男人趴在门上向里张望。他身后的花池子水泥台沿上，歪靠着宋德志的孔雀自行车。那人听到动静转过头来，原来是汪艳红的男人、姜志成的小舅子孙远山。孙远山也看到了余悦君，连连地向他招手。
余悦君原想先进教室的，见状只好走过来。孙远山待他走近了，哑着嗓子道：“有钥匙吗，开下门。”还向办公室门上努了努嘴——那厚重的碎了一块玻璃的弹簧门上了锁。
“门怎么还锁了？找汪老师？没在班里吗？”余悦君说着，伸手去腰里摸钥匙。
“都在这里边呢！”孙远山说话声音很小，但咯吱咯吱地，像是在嚼沙子。余悦君不由抬头瞥了他一眼。只见眼前这位，皱着一张苦瓜脸，龇着黄板牙，眼珠子猩红，尖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子一抖一抖，黑皲的右手还紧攥着一把镰刀；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已经举起的钥匙串又放下了，向东大声吆喝那些刚干完活回来的学生，让他们进教室，不许在外面乱跑。这才举起钥匙串，分出一把插进锁孔。扭来扭去，扭不动。换了把钥匙，插进去再扭……
余悦君一会儿咕哝着骂钥匙，一会儿又大声跟孙远山说闲话：问他家秧插完了没有，又说五年级插得好，自己可以带班给他家插去……东拉西扯，磨叨半天，就是打不开门。孙远山急了，一把夺过钥匙串，拽出最大的一把插进锁孔，“咯噔”一声就把铁锁扭开了。
孙远山端着镰刀冲进门去，直奔教室休息室。小木门推了两推没推动，里面反插着。于是回身蓄势，抬脚狠踹。门“咣当”一声，开了。糊着报纸的门玻璃震掉了，碎在地上，光线如水一样泼洒了出来。
屋里静悄悄地没什么动静。孙远山倒退了两步，回头向余悦君摆手，示意他先进去。余悦君却在门口站着不动。两人大眼瞪小眼，都犹豫着不敢靠前。最后还是孙远山，深吸了口气，弓着身子，蹑手蹑脚向前，先把个镰刀头往里探了探，没见什么反应，这才放心地跨进门去。
余悦君在门外又等了一会儿，听里面没什么特别的响动，忍不住也跟了进去。休息室后窗大开着，孙远山像只猴子一样蹲在窗台上，东张西望。屋里一股子人肉味。右边炕上狼藉一片：被褥、衬衣、衬裤、袜子，乱扔得哪儿哪儿都是。炕前地上一个角落里，还丢着一个粉色的三角裤头。余悦君悄悄伸脚，把它踢进了炕洞子里（北方为烧炕取暖预留的洞口，在火炕的侧面）。
孙远山跳下窗台，从炕上抓过一条红衬裤来，说：“看着了吧，小余，还他妈的人民教师呢，不要脸的狗男女！”又举着衬裤去窗前，翻里翻外地看，还凑上鼻子嗅了嗅。跟着就破口大骂：“宋德志，我操你姥姥……”
余悦君把他劝到西办公室坐下，找来暖壶、茶杯，给他倒水。孙远山不喝水，抖搂着衬裤接着骂。骂着骂着竟抽噎了起来，脸上胡子上一片的鼻涕眼泪：“我，我怎么就对不起她了……我天天，天天把她当奶奶似的供着，裤头都是我给她洗……我，我不就爱摸两把牌嘛……”
孙远山总算走了，走的时候还抓着那条衬裤。余悦君觉得自己也不宜久留。他从办公室里出来，也不锁门，先把那些还在操场上乱跑的一年级孩子放了学，然后去自己班里，简单说了几句，就散了。
回家经过村委会门口时，发现学校老师值班室后窗开着，二锁子正趴在窗台上往里张望。他轻轻地走过去，猛地大叫一声，吓得二锁子一哆嗦。回头见是余悦君，伸手擂了他一拳，“正要找，找你呢，有你的东西。”
任由那窗户开着，余悦君随二锁子去了村委会门房。二锁子给他拿出一个包裹——是丁玉萍给他寄来的自考教材——然后挤吧着他的独眼，笑嘻嘻地问他：“你们那个屌校，校长，还没回去呢？”
“怎么啦？”
“你们这，这些鸡巴老，老师，怎么那个德，德，德行？”
“嘴巴干净点，老师又怎么得罪你了！”
“操，是谁，谁不干净？”二锁子说着，从抽屉里掏出一个小巧的女式鞋跟来，在余悦君眼前摇晃，“鞋，鞋跟都跑掉了，袜子都，都没穿，光着个白，白白的小脚，嘿，嘿嘿！还，还有你们那个屌宋，校长，外面套，套个西服，里面光着肚子，一边跑一边这么系，系裤带，那个屌模样！”
见余悦君没什么反应，又问：“你从学，学校出来，看到孙远山，远山了没有？他在我这儿蹲，蹲一小天了。”
余悦君急着回家看包裹，回了句“你少管闲事吧”，抱起东西走了。
劳动周过后，草甸小学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只是老师们多了两桩脍炙人口的谈资：宋、汪那一桩当然是最有嚼头的，其情节被不断丰富、放大，平添了许多情色细节。比如，二锁子最早看到的是四只光脚，可几经润色之后，光脚就成了光屁股。再如，宋、汪越窗而出时身上是穿有外套的，被加工过之后，就成了一个光脊梁，另一个只有内衣裤了——其实没有。
至于宋、汪两人，表面上说笑如常若无其事，可大家多多少少还是能觉察出一些异样来。比如汪艳红，脸上的白粉少了，夸张的表情少了，走路时屁股较大幅度的扭动少了，而待在班里的时候多了。一校之尊宋德志，开会与讲话少了，“阿诗霸”的腔调少了，开放的西服换成了保守的中山装，行事也相对低调，多了些亲民的味道。
另外一桩谈资是关于余悦君的，说他如何犯倔，冒天下之大不韪，跟草甸的老大姜志成要插秧钱。在这个话头上，老师们倒没怎么夸大它，只是在价值判断上有些分歧：有几个老师对此事拍手称快，言谈说笑间常会向余悦君跷出大拇指来。另外几位则是沉重地摇头，说这个小余太倔太傻，早晚是要倒霉的；一边念叨，一边还要向余悦君或是他的座位那边瞥上几回，眼中寓有无限悲悯，像是看待一个患了不治之症而又蒙在鼓里的病人。
“不治”的余悦君则还像往常一样，在校大多时候都泡在教室里。但也多了件烦心事：班里的陈元方和张蕾，劳动周之后还在继续缺席，别的学生带过话来，说两人都“不念了”。
余老师反复家访了几回。前两回，他连学生的面都没见到：陈元方天天跟他父亲下地，很晚才回家；张蕾去茂林了，跟着她妈在茂林大厦一楼卖馒头、包子。后来见到学生了，也说通他们回去上学了，家长这关却又过不了：“念书有啥用？还不如早下来挣点钱！”张蕾的妈妈由乡下农民变成城里的生意人，眼界与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
好在余老师也做过生意——卖过大葱，还在城里读过四年书，在城里的一所重点小学实习过，才没被这话镇唬住。他说，城里人有做生意发财的大款，也多的是上班拿工资的没多少钱的普通人家，但甭管有钱没钱，在孩子读书上都是那么舍得投入。他们会花钱送礼挖门盗洞地给孩子选择好学校，还要带着孩子学英语奥数音乐美术各种课外班，每天陪熬到半夜看着孩子写作业做功课；他们憋足了力气，不惜血本，务必要把孩子送进高校，读本读硕读博，直至出国留学。城里家长再不会让孩子辍学，也很少会图省钱让孩子考什么中专、中师——就此余老师举例说，他读师范时班里四十七个学生只有一个是市里的，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女生——城里人为什么这样？
余老师使出浑身解数要说服人家，举例论证，正反对比，动情入理，把义务教育法都搬出来了，还拉上孔庆林来帮腔。那家长坚持着脸上的微笑，耐心地听他高谈阔论，然后在他清嗓子咽唾沫的时候，又举重若轻地来一句“俺们那孩子，天生就不是念书的料儿”，就又给他出了一个工程浩大的论文题目。
连续论证过几个类似的大题目，余老师终于理枯词穷，他嘟着嘴巴，无奈地找宋德志汇报情况。宋校长付之一笑：“哈，是吧，估计也是这样。”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还给排解了几句，说这样的事很常见。特别是近几年，每年农忙的时候都会有学生缺勤。有的帮家里忙过那一阵子，还能回到学校；有一些就再也不来了。连教委都没办法，文件下了一批又一批，收效了了。然后打发他，该干啥了干啥去。
学生辍学的事让年轻的小余老师很受刺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把更多时间分给他的学生们——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差生”。他较着劲地要证实给那些冥顽不灵的家长看：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是念书的料，而念书是有用的，哪怕用来种大葱。他的弟子们，也以他们学业上的突飞猛进印证、支持着他的这一信念：连黄杰这样，从来没有双科全及格过，被定性了的“花岗岩脑袋”，都能过八十分了；原来那个昏蛋一样的马仁生，则当上了五年级二班班的数学课代表，虽有些鼓励的成分。
余老师带着他的弟子们向理想国迈进，草甸小学却又一次停课了。
草甸村搞村建，几个村小组长逐户通知，要求各家出人出车，拉沙垫路。这样的村建往年也有，但老师们都是免役的。今年，二锁子却从学校办公室后窗上递来一纸通知，郑重的公文形式，落款处还盖了村委会的大红印章。通知要求，草甸学校本地籍的老师要跟村民一样，在一周内完成每户十五方的拉沙任务；完不成者，将被一视同仁地处以每方二十元的秋后罚款。
通知在老师们手里传阅着，办公室里舆情愤然：有人严词质疑，有人捶着桌子大骂，有人苦笑着说怪话，“好啊，好啊，这下不用上课了，都去拉沙子！”不过，老师们的这种怒气很快转向，转成了对余悦君的抱怨——大家一致认同孙福贵的观点，这是倔小子开罪姜支书的直接后果。
作为草甸的土著老师，孙福贵同样是徭役难免，而此时的他却像是摔跟斗拾了块金子，分外畅快。他一手捏着那纸通知，一手摸着圆溜溜的肚子，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他又说起了劳动周给支书家插秧时的情景，说他如何从大局着想，劝解那年轻人；事后又如何苦苦斡旋，还一力支撑插完了支书家其余的秧田……
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孙福贵发现他的话是如此有影响力：周围一圈的老师，都在静静地听着，积极地回应，比他那班学生认真多了；反馈的言论也都附和着他，无一例外地指向那个不懂政治、不通人情、惹是生非，害大家一起跟着吃瓜捞的小余子。
孙福贵演说的时候，宋德志在座位里默默地吸烟。按说到了这个时候，就该他这个校长站出来，替大家出头；可宋校长怵姜支书，以前怵，现在更怵；因为姜志成是孙远山的姐夫，而他却把支书的小舅子媳妇给睡了，还差点被捉了现行。
宋德志连续吸完三支香烟，在孙福贵终于回到座位、抹掉嘴角的唾沫安静下来的时候，凑过去，把烟盒里仅存的一支给孙老师点上。然后缓缓地以细若蚊蝇的声音道：“老孙，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事吧，可能还得你去跟姜支书说一下……”
“你这话说的，怎么我成了系铃人了？这个扣儿可不是我老孙系的，我可没得罪姜支书！”孙福贵粗声大气嚷道。
“嗨，老孙，我的意思是说，你和老姜比较熟，你出面跟他说的话，容易把这个扣儿给解开。”
孙福贵的胖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没法说，没法说，怎么说呀？志成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没戏，没戏！”
“这眼瞅着要年终考试了，总不能让老师们都停课回家拉沙子吧？”
孙福贵吐了口烟，左右环顾，看到一圈期许的目光：“我呢，也可以去试试。可光我一人肯定是不行的。你不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吗？那这个系铃人，这个系扣儿的人，也得去——你得让小余跟我一块儿走一趟。”
“小余？”
“是啊！志成这个人很重情义，可就是要面子——领导嘛！要是小余能一块儿去，给志成赔个不是，说说小话儿，我再跟志成说和一下，这事就差不离了。”孙福贵一番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特别是，他连连使用“志成”这个亲切的称谓，更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让小余给姜志成赔不是？”宋德志问孙福贵，又像是问自己。他转头朝余悦君的座位看了一眼——那儿主人不在，桌面上堆满了书报和学生作业本——连连摇头，“没戏，那更没戏！”
虽然自认“没戏”，宋德志却并不很怪罪那个小余子，倒是莫名地憎恶眼前这个人，这个满脸得意、“满肚子坏水”的“孙大肚子”！
看看众位老师的眼神，宋校长只好硬起头皮，亲自去村里走一遭。他熟练地跳上后窗窗台，翻了出去。两脚一落地，突然又怔住了，开始懊悔——不是懊悔去找姜志成，而是懊悔钻这个窗户。他忍住了没有回头，却分明感觉到，大家都在坏笑着看那个窗户，看他刚才撅起的屁股。宋校长深吸了口气，暗暗告诫自己：今后再不钻窗，决不！
宋德志去了不过十几分钟，就铁青着脸回来了。结果如孙福贵所料，甚至更糟——那位姜支书没容他把话说完就岔过话题：说最近有群众反映他个人生活作风问题，让他注意影响。甚至点着鼻子训他：“要是连自己都管不住，还怎么带队伍？怎么为人师表？……”
第二天，草甸小学全校停课，拉沙垫路。本来，在是否停课这个问题上，宋德志还有些拿不定主意。可孙福贵摇晃着那张通知说：村里只是在前三天出推土机铲沙，三天后没完成任务的，自己想办法。“你说周末再去拉沙子，那个时候，推土机也没了，你让大伙自己到山上抠石头去？”宋校长就顺应民意，也是在赌气：“那咱就响应姜支书的号召，全体停课拉沙，放假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