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贵一大早去中心校开会，第四节课就回来了。他一进办公室就宣布：“中午大家都不要回家了，咱们撮一顿。”听到这样的消息，办公室里照例是一阵欢呼，绝对真诚，发自肺腑。
新校长上台后，草甸的老师们更加自在，福利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可以时不时地公费“撮一顿”了。孙福贵不能像宋德志那样，长篇大论地发表间操讲话，隔三差五组织个教学公开课研讨研讨；但他也有他的优长之处——他可以直接去村食堂拿肉拿鱼拿菜蔬，然后在村委会招待费账上签字了事。这是姜支书给他的特权，也是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成果。而在吃吃喝喝之后，草甸学校的老师们也都心满意足，懒得再对这位写个工作总结都要找人帮忙的半文盲校长说三道四了，吃人家嘴短嘛。
今天，孙校长跟往常一样去食堂倒腾吃喝，很快就拎了两个尿素袋子回来：一个袋子装着许长的鲜鲫鱼，一个装着茄子辣椒之类的菜蔬；孙福贵说，鲫鱼是村民刚从村后的水泡子里捞的，相当新鲜。
按照“撮一顿”的惯例，第四节没课的几个老师一起动手，拾掇下锅。中午下课铃响时，鲫鱼汤的香味儿已经飘到了操场上。那些赶着回家填肚子的小学生就都起劲地吧嗒舌头：“孙福贵又给老师开大餐了！”“哎呀呀，鱼！还有鱼啊！”
办公室里并起了四张方桌。一铁锅鲫鱼汤，几盘青菜，半箱子啤酒，一电饭煲米饭，都陆续摆了上来。这是草甸老师们最幸福的时光，无论是本地的、外地的，想留的、想走的，悠游的、郁闷的，一律地阳光灿烂着，手中的大碗小碗加茶碗，都满满地斟上，高高地举了起来。
当家人孙福贵，捏着他那校长专用的小酒盅，照例以两声咳嗽开始致辞：“现在，我宣布，今天这顿饭的中心思想——”说到这儿，故意顿了一顿。
“就是苦中作乐，得过且过！”汪艳红笑嘻嘻地接茬道。
“这个老汪！”孙福贵佯嗔一句，缓缓发言：“今天这个主题呢，应该更具体一点，是欢送咱们的小余。”
老师们看看余悦君，又看看孙福贵，都有些纳闷儿。
“欢送？”孔庆林问。
“他要去哪儿了？”苗娟也问。通勤的苗老师一心想离开草甸，对这个话题很敏感。
“什么意思？”余悦君也问。他困惑地看着孙福贵，后者却笑眯眯地看着他。
就听孙校长不紧不慢道：“今儿上午我去中心校开会，刚定下来的。咱们的小余，被调到了乡中学，明天就得去报到了！”
现场很有那么一阵子沉默。还是孙福贵催促着，大家才碰杯碰碗，祝贺那个年轻人。
“恭喜余子啊，高升到咱们黄原乡的最高学府！只是可惜，以后咱就不能常在一块儿了。”孔庆林放下酒碗，悠悠感叹，言语中透着真切的伤感。
“是啊，去中学可不容易，余子够幸运的。”苗老师说，话里有一股酸楚的味道。
“去中学？这都已经开学了，怎么又让我去中学了呢？”余悦君问孙福贵，又像是喃喃自语。
“我知道了，是那个陈书记帮的忙，他还真是说话算数呢！”孔庆林说。他以为，是已经升任为黄原乡“一把手”的陈庆书兑现球赛时的承诺，帮余悦君调去了中学。
“跟陈书记没关系，是中学有人事变动，王显章跟石校长点名要的人。”孙福贵伸筷子招呼大家吃鱼，随即又抱怨，“这个王显章真不地道，他到中学才几天，就来挖我的墙脚——这不让我郁闷吗！”
孙福贵说的倒是心里话。就说这余悦君，倔头倔脑，心高气傲，简直一个刺儿头，不时就会刺他一下，让他这个当领导的下不来台。可平常相处，他又一团和气，蛮热心蛮可爱。再说了，刺儿头一点又怎样？年轻人好用啊。当初想整他，贬他去当体育老师，他就用心用意有模有样地教体育。上学期六一前的全乡运动会，草甸的检阅队伍最像样，草甸的小运动员也最像样，争到了那么多的奖品、奖状，草甸学校也由此获得全乡第一的总成绩。他还调教出那样一支足球队来。不起眼的一群乡下野孩子，在全县的中小学生足球赛中所向披靡，为黄原乡捧回了一个大大的冠军奖杯。
而今的孙校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眼嫉妒人了。属下的荣誉就是领导的荣誉。这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为他这个先天不足的草甸校长挣了不少的面子和底气。再出去开校长会，他说话的腔调都不太一样了：“不服是吧，让你们这些学校一起出个联队，咱踢场比赛试巴试巴——赌什么的？”
现在，流光溢彩的年轻人要离开了，剩下那么多老气横秋、老模咔嚓眼的老家伙，沉闷，腻歪，乏味啊。孙校长突然地有些沮丧，像不小心弄丢了什么宝贝似的。
汪艳红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我说老孙，小余进中学是个大好事，人往高处走嘛。再说，这也是咱们草甸的荣耀啊！”
“是啊，余子这样的人才，哪儿都愿要呢。”孔庆林说。
“你说的只是一方面。小余能去中学，这里头可是有道道呢。”孙福贵说。不知怎的，听到孔庆林的话他有几分不快，很想表现下领导的人脉和政治高度，“你们都听说过吧，中学的夏桂兰和陈庆书陈书记关系不一般，哈！”
孙福贵暧昧地扫视着大伙，“所以呢，这个夏桂兰能量不一般，哈！”孙福贵接连“哈”了两声，“哈”得大家都笑。
“夏桂兰本来是教导主任，她仗着‘上边’的关系，哈，领着一帮人把王春江挤走了——就是原先那个校长——她自己当了代理校长。夏桂兰满以为，这个学期她该‘转正’了；可谁知道呢，教委那头那么反常，在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把王显章派去了，她就又当回了教导主任。所以，你们想，这两个人会怎么样吧！”
这话有趣有悬念，再加上鲜美的鲫鱼汤，大家吃得听得都津津有味。
“王显章上任的第一天，发现校长办公室里根本没他的位置：夏桂兰那几个都坐得稳稳当当的，他连个坐的地方都找不到——这事都传成笑话了！”
“找后勤啊，让后勤给他安排一套桌椅不就完了？”汪艳红说。
“关键是没人搭理他。后勤什么的都是夏桂兰的人，王显章刚上台，谁也支使不动。这回开学没几天，中学有两个老师人事调动，他就去找教委找中心校要人，一定要进年轻人，年轻人听话啊！”
这实在是大政治、大学问，孙校长一席话说得在座这些信息闭塞、政治素养极度欠缺的老师都如醍醐灌顶一般：“噢——”
孙福贵找到了长者的感觉，他把筷子架在盘沿上，正色做最后的致辞：“小余是好样的。可到了那儿，必须得处理好人际关系。老汪刚才不是说吗，‘人往高处走’；可到了‘高处’，就得立住了，就不能再秃噜回来，是不是！”说完，端起了酒盅。
众位老师连声附和，也都跟着端起酒碗，祝贺那个年轻人，也向深谋远虑的孙校长致敬。
晚上，听说了儿子调动的消息，老余两口子高兴得忘了吃饭。毕竟是去中学，是往“高处”走啊。跟着一通刨根问底。问清楚了，又开始轮番嘱咐儿子，“以后要学着会来事，千万别在领导面前耍倔了！”还跟他商量，是不是该拿上点东西给那头的校长送去，该带点什么呢？
余悦君却无精打采的。毕业整两年了，他已经习惯了现在的日子：上班，上课，带学生踢球跑跳游戏，回家面壁读书；似乎是低级、无聊、前途黯淡，却又简单、充实，让他浑身都贮满了力量。他经历过大学梦破的痛楚，现在也还期待着有一天能走出草甸，去更远的地方闯荡闯荡；可就是没想过要“调”去这里那里，包括乡里的黄原中学。这个所谓的“黄原乡最高学府”，跟草甸学校能有多大的区别呢？
他还打怵那条去乡里的山路：去一个大坡，回一个大坡，自行车骑一半，推一半，赶上下雨下雪，就得扛着走，每天翻山越岭四十里地，不知要白白耗掉他多少时间多少精力。
再被父母那么一顿唠叨，余悦君又开始心烦。但想想舅舅王景森的话，想想自己一而再的碰壁挨整，也就忍着没再犟嘴，甚至还敷衍了一句，说以后要“改邪归正”呢。
这下老两口满意了。在他们看来，只要认识到了问题，消除了抵触情绪，他们这个聪明儿子就没什么学不来的，这次能调去中学就是明证。
第二天，余悦君骑上那他辆笨重的“金鹿”，赶在8点多到了黄原。
学校在黄原乡的东北角，西、南两边是居户，东侧和北侧就挨着菜地。余悦君初中毕业六年了，这个黄原乡的最高学府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中间一块能容下四百米跑道的土操场，东、南、北三面围着三排破旧的砖瓦平房，做教室、办公室以及宿舍。平房外围是一圈碗口粗的杨树，和一圈土围墙。那围墙就像孩子换牙时的牙床，排着一个又一个的豁口，状况比草甸学校的还要糟糕。校门开在东南角，南面的一排平房也因此被通道分成两段：西侧较长的一溜是教室，东侧短短的七八间用作老师办公室。
第一节课已经上课了，校园里很安静，能听到大门两旁的杨树趟里，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体育老师范德江，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向外张望。一见余悦君骑车进来，立即迎上前，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像是接待什么重要人物似的。范老师勾着那年轻人的肩膀，把他领到一块挂有“校长室”门牌的办公室门口，“校长在等你呢！”
两人推门进屋。十来平方米的房间，东西靠墙放着两张办公桌，背向坐着一女一男。女的40多岁，体型丰满，衣着讲究，偏黄的脸上隐隐地长着些麻点，正是余悦君当年的班主任、现在的教导主任，夏桂兰；西边男的，50多岁，黑胖，穿一件旧得有些邋遢的土绿色中山装，是中学多年的总务主任，王新安。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男老师，30多岁，白净脸，西装领带，吹着卷发，在门旁的沙发上吸烟。而他想找的王显章校长不在屋里。
“我们正说小余呢，这就来了！”夏桂兰起身上前，好一番嘘寒问暖。然后为他引见：“王老师，范老师，我就不用说了；这位孙玉良孙老师，是咱们语文教研组组长、初二一班班主任，同时负责咱们全校的教研工作。都是自己人，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就可以找他们。”
又隆重推介余悦君：“这帅小伙儿，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小余，我的得意门生，中考时全县第一名，在咱们中学可是史无前例的……余子是我费了好多事才给调来的，你们可都得给我照顾着点，啊！”
望着那几张热情洋溢的面孔，余悦君心里直犯嘀咕：不说是王显章调他来的吗，怎么又成夏桂兰了？这才头一天报到，就都成了“自己人”？还有那位孙玉良老师，既然是“语文教研组组长”，怎么又负责全校的教研工作？负责全校教研工作的应该是教导主任，也就是她夏桂兰啊。
大家落座寒暄。余悦君插空问夏桂兰 ：“夏老师，”——他习惯了以前的称呼——“王校长还没来？”
就像没听到这话，夏桂兰把头别到了一边，方才还阳光明媚的一张脸瞬间布满阴霾。另外几个也都绷起面孔，变成了哑巴。
余悦君突然想起孙福贵讲的那个故事，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是范德江打破沉闷，他坐在对面的一个板凳上，严厉地盯着余悦君，纠正他：“小余，我告诉你，我们黄原中学没有王校长，只有夏校长！”说得余悦君直愣愣地，僵在了那里。
“这个老范，说这些干吗！”夏桂兰嗔责了一句，脸上却已多云转晴，笑开了。接着又问范德江，“那个王婧也该到了吧，去看看！”
“那你们聊着。”范德江说完，出门走了。
再次转向余悦君时，“夏校长”脸上已经重新布好了热情与慈祥。“我调你来呢，是要你给我挑大梁的，你的工作是和孙老师搭帮，一起带初二的语文。”她指指跟他同坐在沙发上的孙玉良说，“孙老师带一、二班的，你带三、四班，再兼一个三班的班主任。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得适应一段，孙老师可得帮帮我。”余悦君应承说，脑子里却在寻思上学时同学给夏桂兰起的外号，“阴阳脸”“不开晴”“灭绝师太”……
“没问题，我相信你，你的工作会跟念书一样好！”夏桂兰站起来，要结束这一次接见谈话了，“玉良，你带小余去语文组，给他安排一下。对了，新安，有没有新办公桌了，给小余配一个。”
送余悦君出门的时候，又拍着他的肩膀，道：“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找孙老师找王老师，他们还解决不了，就来找我！”
王校长没见着，撞上了“夏校长”，备受重视，礼遇有加。余悦君受宠若惊之外，还有些忐忑与心虚；但来不及细想，他就被领进了语文组。
语文组里，两位第一节没课的老师正在备课。那孙玉良也真是热心：拉着他，不厌其烦地又为他介绍了一回；把右首靠门的一个空座安排给他；找来课本、参考书、学生名册，给他交代初二三班的情况；又指导他备课，指导他写教案……
余悦君也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只是心里越来越烦躁——他急着去见校长王显章，却又声张不得，脱身不得。
第二节课过去一半的时候，语文组的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了，他的初中同学、师范校友张国栋气呼呼地闯进来，进门直奔最内侧靠窗位置的孙玉良，手里的课本往他桌上一摔，吼道：“孙玉良，你们班这课就不是他妈人上的！”
“又咋了，国栋？”孙玉良苦笑着问他。
“以后，只要他白世杰在那课堂上，我这课干脆就不上了！”张国栋盛怒之下，脸涨成了酱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