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依田彻当时的话对初庆芝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她还是困惑。这一天她都没吃东西，可能有人喂过她水喝，但她自己一直昏睡着。不过，此刻饥饿倒是让她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初庆芝明白，这里缺医少药，补给用品也十分有限，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熬过这一关，她就会死。
那么，死究竟是什么？老子讲“出生入死”；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荀子讲“死，人之终也”；韩非子讲“生尽之谓死”；王充讲“死者，生之效”；张载讲“死者，气之‘游散’也”；程颢讲“死之事即生是也，更无别理”；王守仁讲“死生即事变，只在人情里”；杨简讲“生死无二谓之一”；熊伯龙讲“人老而血气自衰，自然之道也”；冯友兰讲“死虽是人生的否定，而有死却又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又讲“死而后已，死了即已”。
都是废话。至少对于彼时彼刻的初庆芝来说，没有半点用处。这些圣人前辈的说法，并不能宽慰她。可是，她仍然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试图“死”个明白。
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宗教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不用思考——活着是为了死去，活着和如何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去和如何死去。但对于初庆芝这样的凡夫俗子怎么办？“生即死，死亦生。生有何欢，死亦何憾？”这一点，她参不透。一般人可以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像动物一样活着也不是什么于心不安的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不也挺好吗？
但是，原子弹爆炸后让她陷入的濒死状态，对她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从身体到思想。那些哭喊着到处乱跑的人，他们的衣服已经成了碎片，脸变得漆黑，眼窝深深陷了下去，手上挂着烧伤之后开始脱落的皮肤。这一场景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她没有办法停止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
她也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就这样死掉吧，是不是可以更轻松些？反正难逃一死，为什么就不能是现在？这倒有点像那个笑话，一人不打伞在雨中漫步，另一人问为何不疾走。那人回答：反正前面也在下雨。貌似有理，但确是一则笑话，谁都知道这话里的强词夺理，快快走就能少淋雨。多活一会儿不好吗？多看点书，多挣点钱，孝敬父母，找了中意的人嫁了，生个小孩，给他讲妈妈死里逃生的故事，看着他越长越壮……活着就有希望。
弘一法师说死是“去去就来”，太圆滑了。我并不知去了再来是怎样一副模样，但我知道此刻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初庆芝想着想着，忽然就有点生气：我为什么要放弃这条好不容易捡回来的命？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死在这里？虽然难免一死，但我为何不能选择寿终正寝？那一刻，她想回家，她十分想念爹娘。
我们，确实只有一个人生。可是，对待这唯一的人生，一味执著和一味悲观一样，同智慧都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著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当代学者周国平说：“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著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这样一种执著有悲观垫底，就不会走向贪婪。有悲观垫底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超脱。”
初庆芝未必能想得这么深远，但在受伤的那段日子里，她确实想明白了很多事，包括死亡。
死亡不仅仅是撒手人寰那么简单。死亡什么都是。死亡是腐朽，死亡是认同，死亡是迁怒，死亡是审美，死亡是反思，死亡也是爱。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就像初庆芝此时此刻的感受——死亡是一道门，当她目睹一个个陌生人或熟悉的人跨过那道门之后，她便站在那道门口回头打量自己的生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周后，初庆芝出生在长春市郊区的大岭镇上。清朝初年，这里是禁垦围场，住户不多。直到乾隆年间才逐渐开发，到咸丰末年形成了集市，人丁逐渐兴旺。
刚出生的初庆芝细眉细眼的，没啥特别，就是很能吃奶，爱笑，生下十几天后就咯咯笑个不停。爹妈都十分宝贝她。家里虽然不富裕，做点倒卖土特产的小生意，但她爹妈都十分支持女儿上学念书。为了小庆芝上学方便，他们甚至把家从大岭镇搬到了长春市自强街，租了间用土坯垒成的小平房。缺吃少穿的生活，让初庆芝更懂事了。她清楚爹妈为送自己上学所付出的劳苦，发誓要用功读书来报答他们。
1937年，初庆芝从伪满洲国第35中学毕业了。这时，她的一个叫阮守玉的同学要去日本留学。“听说，日本的樱花比咱东北的野菊花好看多了。”都是青春少年，对未来，对外面的世界，自是格外好奇。
听到这个消息，初庆芝也心动了，她也想去日本留学。可家里这么穷，到哪儿去筹那么大一笔学费呀？就在初庆芝愁得直上火时，传来了好消息，伪新京特别市（今长春市）开始招收公费留日学生。这可把初庆芝乐坏了，她跑着回家告诉了爹妈。爹妈也觉得这是件好事，不过让女儿漂洋过海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他们有点不放心。好在初庆芝念初中时的李校长来到她家，劝了一个晚上，初庆芝的爹妈才同意。
1937年12月下旬，凭着优异的考试分数，初庆芝的名字被写在了出国留学的名单上。
1938年1月，刚满19岁的初庆芝背着破旧的行李，和爹妈抱头痛哭后，上船去了日本。到日本后，她没钱住宿，这让她不知所措。后来在老校友龚自禄的帮助下才安顿下来。自此，初庆芝起早贪黑地学习。1939年1月，初庆芝学完预选科后转入本科。1943年1月，她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广岛理科大学的研究生。
1945年8月初的日本，全国上下一片恐慌，美国军队正向日本本土节节推进，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大反攻阶段。那些日子，日本上空每天都有美机轰鸣。对于这一切，初庆芝都有点习惯了。她清苦但平静的生活，终于在1945年8月6日早上8点16分，轰然倒塌。
在救护所里，初庆芝熬过了最危险的阶段，医护人员看到她身体状况的转变，但这个姑娘内心的巨变，却是只有她自己知晓了。初庆芝终于慢慢康复了。两周后，她能下地行走，不必成天躺着了。
更让她高兴的是，中国的留学生王大文来找她了。同时幸存的还有田明哲、苳永增和朱定裕。但是，许多人遇难了。
这时日本人开始把幸存者的自然状况列好单子贴出了公告，活着的人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亲人。漂泊他乡的初庆芝每次见到别人亲人相见，拥抱着哭成一团，心中就不是滋味。她这时特别想念国内的爹妈。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有气无力地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整个日本国都哭了。而中国留学生则欢呼雀跃，他们在梦想回国。但是，按照日本当时的要求，初庆芝必须毕业后留日本工作三年。所以，迫于无奈的初庆芝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东京第一华侨学校和东京华侨学校任教。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处于敌对状态，留日学生无法回到祖国，只得采取偷渡的方式。不久后，初庆芝与其他中国留学生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货船回国。
船到大连港时，他们欢呼：“回家啦！回家啦！”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岸上横眉立目的前苏联大兵和寒光闪闪的刺刀，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被拒绝在中国的海岸登陆。岸上站着端枪的前苏联士兵说什么都不让中国留学生上岸。没办法，初庆芝等人费尽周折，最后辗转在天津上岸。接下来，天津人民政府外事处将他们安排到华北、华南、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
1963年，初庆芝回到长春，被分配到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任翻译。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其间，初庆芝被扣上了“日本特务”的帽子，抄家、批斗、遭受鞭笞等折磨，下放劳动整整10年。但她还是挺过来了。2001年冬天，有记者到长春去探访她。82岁的初庆芝健步行走，朗朗大笑。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关于死亡，也许孔子只是不谈论，并非不关心，在世俗问题还关心不过来的情况下，生死这些终极问题暂且搁置。但似乎大家更愿意认为这是一种回避，因为回避更符合中国人的本能和习惯。于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思想，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观。
余华的小说《活着》里，即使死得鸡犬不留，剩一个人也要忍辱负重地活着，苟且偷生地活着，死乞白赖地活着，直到有一天像一头牛一头栽倒在田里，像一根电线杆一头栽倒在路边，然后死去。就像野草青了枯，枯了又青，河水结冰，冰再化成水，自然而然，天理昭彰，不需要仪式，不需要敬畏，只是生，然后死，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自然。
但是，初庆芝活得更积极，她总是希望在自己咽气之前，能再做点什么，再多做点什么。初庆芝常常会说，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她闻过死亡的气息，和尸体并排躺着，看蛆虫爬满一具老人的尸体。所以，她不再恐惧。尸体被移走后，蛆虫急速奔逃。她说：“蛆虫也是一种生命。”我们恐惧死亡，只是因为未知。
这一生，初庆芝结过两次婚，虽然都以离异告终，虽然从未生育，但她有一个养女，一家人和和乐乐。
老人偶尔会自嘲，说那颗原子弹让她开悟了。她悟到了什么？日本俳句诗人正冈子规那句话，或许能给予准确的解释：“有人认为所谓开悟就是准备好了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容地去死，这其实是错误的。真正的开悟，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