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年赦次数问题，洪迈曾说“绍熙甲寅（五年）岁至四赦”。但仅从《宋史·本纪》的记载看，年赦超过四次的并不少，所以说洪迈所言并不准确。现择其部分年代的赦降数列表于下，以观宋代赦恩之滥。
绍熙五年（1194）“岁至四赦”，人称刑政紊而恩益滥，何况年赦七次、八次，甚至九次。就元符三年而言，仅正月因哲宗不豫和徽宗即位就大赦两次。其后四月以长子生，七月以皇太后还政，十二月以皇太后不豫亦大赦天下。实际上元符三年大赦天下就有五次之多，况且还有曲赦地方三次，决系囚一次。其惠奸长恶之滥由此可见．一斑。
三、赦降内容的变化
宋代的赦降，“非独宥罪而已，又从而推恩焉”。
即把赦降有罪与加恩百官，除放逋欠结合起来，成为宋代恩赦的固定内容，并进一步制度化。
（一）大赦必行恩赏
大赦本来是赦过宥罪之举，但宋代承唐之旧，在赦降有罪的同时，又推恩及百官和军士，使官吏无功而升迁，军士无功而受赏。大赦推恩在宋代进一步扩大和制度化了。
1．“加恩百官”
大赦“加恩百官”自宋初已开始。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改元大赦，“赐内外百官、军士爵赏”。乾德元年（963）郊祀大赦，又“进群臣阶、勋、爵、邑有差”。宋真宗即位大赦，“中外群臣进秩一等”。大中祥符元年（1008）东封礼成后的大赦中，进一步扩大了推恩的范围，“文武官并进秩，赐致仕官本品全奉一季，京朝官衣绯、绿十五年者，改赐服色”。其后的西祀及奉天书合祭天地之赦中，并“恩赐如东封例”。从有关史籍记载看，宋代凡新帝即位、改元、立皇太子、郊祀及东封、西祀、迎天书等大赦中，内外文武官“各以序进秩，或加阶勋、爵色有差”。随着宋代大赦的制度化，内外文武百官无功超迁也制度化了。
2．恩及子孙
宋代的赦降推恩，不仅无功百官得以升迁，其子孙也屡受恩泽。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的改元大赦中，除内外文武官加勋、阶、爵、邑之外，“中书舍人、大将军以上，各赐一子官”。至道元年（995）立皇太子的大赦中，又有“文武常参官子为父后见任官者，赐勋一转”。
其后立皇太子的大赦中，皆有此项内容。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的郊祀大赦，又“录功臣子孙之无禄者”。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的郊祀中，“更改一子官”。大赦推恩，惠及文武百官的子孙，这是宋代赦恩中的一个突出变化。
3．优赏诸军
宋承五代恩赦之弊，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大赦给赏军士之后，凡新帝即位、改元、郊祀、明堂大赦，皆“优赏诸军”。所以宋哲宗元祜七年（1092）吕大防讲：“国朝以来，大率三岁一亲郊，并祭天地宗庙，因行赦宥于天下及赐诸军赏给，遂以为常。”另外，宋真宗朝东封、西祀、奉天书礼成后的大赦中，亦对内外诸军将士“特与加给”；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奉安真宗御客时的曲赦中，嘉事占元年（1056）帝不豫的大赦中，并皆“赐在京诸军缗钱”够；南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受天命宝的大赦中，也“大犒诸军”。所以说，宋代大赦优赏军士已成常制。
4．特恩赦贪官
宋初官吏犯赃，皆不在赦原之限。宋太祖开宝六年（973）“特赦诸官吏奸赃”，虽系一时之特恩，但却破坏了一直申严的赃吏之法。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曾诏：“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但在淳化五年（994）的大赦中，却准许“诸官先犯赃罪配隶禁锢者放还”。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以星变大赦，亦将“在降官羁管十年以上放还”。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在以皇太后不豫的大赦中，并令“乾兴以来贬死者复官，谪者内徙”。南宋亦不乏此类事例。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的明堂赦中，更“赦在贬命官”。由此可见，宋代大赦惠及百官的恩泽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
（二）恩赦蠲放逋欠
赦降推恩，蠲放逋负，在南梁时已经出现。梁武帝即位的赦令中，已有“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的内容。至唐代，此类赦令逐步增多。如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祀东郊的赦令中，“天下百姓今年地税并诸勾征欠负等色，在百姓腹内未纳者，并一切矜免”。天宝六年（747）的南郊赦中，亦有“天下百姓今载应损郡逋租、悬调，诸色勾征变换等物，与诸延限者，并宜一切放免”。
五代后晋天福六年（941）八月的赦中亦云：“私下债负取利及倍者，并放。”又云：“天福五年终以前残税并放。”
宋代赦降中蠲除逋负，亦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宋代赦降中蠲放逋负，是其恩赦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宋代大赦的制度化，使其蠲放逋欠也成为常制。自宋太祖乾德元年（963）郊祀大赦，“蠲建隆三年以前逋欠官物”之后，凡三年一郊的大赦，无不除放天下逋欠，减除率敛。如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的郊赦：“诸路欠咸平四年以前残税，河北、河东欠五年债粮，并天下逋负，……四亿六千一百五十一万，悉除之。”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郊赦，“蠲天下见欠贷粮，总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奇”。
另外，在皇帝不豫、太后有疾、立皇太子、迎天书、东封西祀等大赦中，亦“蠲天下逋欠”。在发生水旱灾伤，或遭兵火、贼盗之后的曲赦中，也对被灾州县民户的积年逋负或夏秋税赋进行放免。其次数更多于大赦。所以说宋代蠲除逋负的次数、范围、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这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是件好事。
宋代蠲除逋欠中的另一个变化，是对私人债负的除放。虽在五代时已经有了放免私债的赦令，但其内容远不及宋代。如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的明堂赦令中，明确规定“除放公私违欠”。宋光宗的《登极赦》中规定：“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因此，“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这项赦令从眼前利益看，有利于贫苦的借贷人而不利于债权人，但对今后贫苦百姓在穷困缓急之时再行借贷并不利，因此洪迈说这项赦令“比之区区五代，翻有所不若也”。后因谏议大夫何詹论奏，“遂令只偿本钱”。对此，清末沈家本亦有议论，他说：“民间债负乃私有之权，本不应在赦中，赦本非美事，此尤为失之甚者。”宋代的此类赦令，更突出了其恩赦之滥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