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际形势在德国的进逼下持续性恶化，中国抗战前线也是不断传来噩耗，但毕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至今，中国先后进行了长达10年的对日抗战，包括数十年连绵不断的内战，中国百姓已经被“磨练”出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
在盘江铁索桥被日机炸毁后，安顺百姓和驻军的日常生活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唯一更加忙碌起来的是工兵部队，他们要在短时间内架起一座临时浮桥，以尽快接通黔滇公路至滇缅公路这一国际大通道。
叶子辉终于以赔还手帕的名义与郑玉玲接上关系，毕竟在校门口谈话不方便，况且还有石小宝在一旁，郑玉玲便低声与叶子辉另约了见面地点。
吃过晚饭，叶子辉以去学生二中队为由走出校本部，向安顺城西南缓步而行。
在“七七事变”后，尤其是随着“八一三淞沪抗战”及“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先后失利，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沿海及内地的机构、团体、学校、民众包括对军队，也纷纷涌往作为大后方的四川重庆、CD、云南昆明和贵州贵阳。毕竟这些大城市容纳量有限，因此不得不分散到其他市县乃至乡村，许多机构也只得根据当地的居住条件，拆分到不同的居住区乃至不同的地区。陆军兽医学校也是如此，这就让叶子辉有了更多的外出理由。
叶子辉此行要去的学生二中队驻地在西秀山下的圆通寺。西秀山并不高，直线高度也就400余米。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因为山上有一座元代时期修建的白塔（1325年），原本是一座佛塔，又被当地人称为“文峰塔”，加之地处城内，因此，成为善男信女烧香礼佛、文人骚客拜祭笔谈的好去处。特别是此地位于东经105°，夏季的太阳在20:30左右才下山，所以，人们吃过晚饭后还有充裕的时间来此游玩消遣。人来人往、树木遮掩、路径曲折且四通八达，想必这就是郑玉玲选择在这里见面的理由。
当叶子辉拾阶而上来到山顶白塔下时，只见郑裕玲正在凭栏向东南方向眺望，便悠闲地走上前并肩伏在栏杆上，低声问道：“我的任务是什么？”
郑玉玲扭头看向他，诧异道：“为什么这么着急？”
叶子辉向身后扫了一眼，不无忧虑地说：“如果时间长了的话，是不是不太方便？”又暗指了一下自己的军服。
郑玉玲反而侧身朝向他，微笑着说：“没关系。你上山时应该看到了，军人在这里游玩的也不少，如果匆匆离开反而会引起注意。”
叶子辉这才放松下来，不仅是因为得知环境安全，更是出于对郑玉玲的再次认可，毕竟以后极有可能会共赴生死，彼此出现的误差越少，便意味着生的希望越大。
郑玉玲再次眺望远方，说：“也许你应该知道，中央红军在七年前曾经到过贵州，并且召开了遵义会议，可以说长征期间在贵州驻留的时间最长。不过，近几年贵州党组织也遭受很大破坏，尤其是半年前（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后，形势变得愈加紧张与严峻。因此，我们一直在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
叶子辉扭头看向郑玉玲，似乎在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派我过来？
郑玉玲显然看出他的疑惑，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非常缺乏具有军事技能的干部。”
叶子辉终于按捺不住，问：“也就是说，这次任务与军事行动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