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惟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所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雪列圣之仇耻，固万年之丕基，宜有在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者何哉？以为所任非其人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明，岂敢谓尽非其人；以为所由非其道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圣，岂敢谓尽非其道；而遂以致此者，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今天下所忧患者，曰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材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皆无学。臣虽痛恨之，皆未以为大患，独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夫诸苑及三山，暨圆明园行宫，皆列圣所经营也，自为英夷烧毁，础折瓦飞，化为砾石，不审乘舆临幸，目睹残破，圣心感动，有勃然奋怒，思报大仇者乎？若有此也，臣欲銮驭日临之也。然亦未闻有兴发耸动之政焉。天下则以为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也。以皇太后聪明神武，临政二十年，用人如不及，从善如流水，当同治初年，励精图治，起翁心存、李棠阶相机务于内，用曾国藩、左宗棠治戎事于外，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韩超并由道员擢受巡抚，刘蓉且以诸生超授抚藩，开诚心，布大度，孜孜求治，用能芟夷大盗而至中兴。臣每伏读穆宗毅皇帝圣训，未尝不感极起舞而至于流涕也。
又光绪八九年，用人行政，赫然有兴作之意，臣窃谓皇太后、皇上有光明圣德，可与为尧、舜之治也；所以倦勤者，得无以励精已久，而致治无期耶？臣维同治初年，大乱甫定，上下肃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补之自强，此中国图治第一机会也。然圣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变法故也。
光绪八九年，宫廷赫然求治，士风大变，譬久病稍起，非更加医药，不能骤廖，此中兴第二机会也。不幸法夷入寇，于是复蹶.得无有谗匿之口，间于左右，以为臣下能言者不周于用乎？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通治者未必知兵。夫天下多才，不能以一人偾事，而尽疑天下之才。岂圣意以为尝图治矣，而辅相无人，因而渐怠耶？生谓中遭事变，所以不竞厥施者，不慎选左右故也。如使皇太后、皇上优危惕厉，震动人心，赫然愿治，但如同治、光绪初年之时，本已立则末自理，纲已举则目自张，风行草偃，臣下动色，治理之效，必随圣心之厚薄久暂而应之。臣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夫法者，皆祖宗之旧，敢轻言变者，非愚则妄。然今天下法弊极矣。六官万务所集也，卿贰多而无所责成，司员繁而不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画诺，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有薪炭数斤之微，银钱分厘之琐，遍行数部者，卿贰既非专官，又多兼差，未能视其事由，劳苦已甚，况欲整顿哉？故虽贤智，亦皆束手，以为周公为今冢宰，孔子为今司寇，亦无能为，法弊至此，求治得乎？
州县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赋、税、教、养合责于一人，一盗佚、一狱误、一钱用而被议矣，责之如是其重，而又选之极轻，以万余金而卖实缺焉。禄之极薄，以数百金而责养廉矣。其下既无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无汉人三老、啬夫之化，而求其教养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书，皆欺饰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选贤才也，仍用签除；武举以为将帅也，乃试弓石；翰林以储公卿也，犹讲诗字；其他紊于法意，而迂于治道，舛乱肴决，难遍以疏举。是以皇太后、皇上虽有求治之心，而无致治之效也。
今论治者，皆知其弊，然以为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抚有天下，不用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制，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已变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设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朝岂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今之时局，前朝所有也，则宜仍之，若知为前朝所无有，则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与治敌国并立之世固异矣。昔汉臣魏相专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谓凡人士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于治平之世也。若孙叔敖改纪，管仲制国，苏绰立法，此宜于敌国并立之世也。今但变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汉之法意，即深得列圣之治术者也。皇太后、皇上知旧法之害，即知变法之利，于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变通尽利，裁制厥中，如欲采闻之，则农夫耕而君子食焉，臣愚愿尽言于后也。 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况以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抚、司、道、守、令乃下至民，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夫太尊则易蔽，易蔽则奸生，故办事不核实，以粉饰为工， 疾苦不上闻，以摧抑为理。至于奸蠹丛生，则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变之为愈矣。
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嘉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周有土训、诵训之官，掌道地图、地慝、方志、方慝，汉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专主言议：今若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则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宫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以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宜通下情久矣。然今犹壅噎底滞者，得无左右皆宦官宫妾，壅塞聪明，而无学士大夫与论治耶？即有其人，亦皆谗馅面谀之人，而非骨鲠直亮之士耶？不然，以圣德之茂，何未能日缉熙于光明也？
古者师傅以傅德义，史官以记言动，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绳愆纠谬，格其非心，所以养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暨于汉制，君臣犹亲，袁盎、汲黯入内燕见，而唾壶、虎子、执戟皆妙选良士，如东方朔、孔光、扬雄为之，犹有古义也。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声色之防；圣德日新，宜慎近习之选。所谓慎者，辨忠佞而已。伊尹曰：“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故承颜顺意者，佞臣也，弼违责难者，忠臣也；逢上以土木声色者，佞臣也，格君以侧身修行者，忠臣也；欺上以承平无事者，佞臣也，告上以灾危可忧者，忠臣也。《书》称“毋以侧媚，其惟吉士”。孔子称去谗贱货，所以修身。伏愿皇太后、皇上熟辨之，去谗慝而近忠良，妙选魁垒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预燕内以资启沃，则德不期修而自修矣。皇上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士节自奋，风俗自美，余事何足为哉！
臣伏惟念祖宗辛苦经营，休养生息，有此天下，置之安危，在今日矣。今不筑金汤之，而筑丹雘之宫，不游勋华之世，而游薮囿之内，臣窃为皇太后.、皇上惜之。故从臣之言，及今亟图，犹为可治，律朝廷益尊，宗社益固，令德神功，播闻后嗣。否则恐数年后，四夷逼于外，乱民作于内，于时乃欲为治，岂能待我十年教训乎？恐无及也。今皇太后、皇上即不自为计，独不为天下计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为列祖、列宗计乎？即幸而天命眷顾，仅能图存，设令敌人割我尺土寸地，皇太后、皇上何以对列祖、列宗乎？《易》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孟子》曰：“盘乐怠敖，是自求祸。”伏愿皇太后、皇上念列圣付托之重，答天心警示之勤，无忘庚中之变，震悼祖陵之灾，特下明诏，引咎罪己，誓戒群下，恐惧修省，求言图治，则宗庙幸甚，天下幸甚。臣草野愚贱，罔识忌讳，竭露愚诚，干冒宸严，不胜战栗惶悚之至。伏惟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察。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