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个月内，阿仁由一个地道的民工蜕变成一个很有头脑的精明的商人了。他先是告诉方宁，如果方宁肯帮他这个忙，给他介绍一个买肾的人，他会给方宁提成。先是给百分之十，后来增加到百分之二十，还说什么如果价钱卖得高，这提成还可酌情增加一些——如果方宁能替他争取到三十万，他将给方宁七万；如果是四十万，方宁会得到九万；五十万的话，方宁会得到十一万……依此类推。这些话，令方宁听得直冒冷气，经常怀疑自己还在不在地球上。
阿仁要卖肾的事，在报社里传开了。
年轻的赵勇自告奋勇写了篇报道，把这件事浓墨重彩渲染了一翻。
赵勇打印了一份他颇认为得意的文章给方宁看，问她还有什么关于阿仁的最新情报要补充的。方宁吓一大跳，赶紧让赵勇不要出这样的风头。赵勇哪里肯听，还说方宁不肯培养年轻同事也就罢了，没必要说那样的风凉话。方宁被赵勇强词夺理得头脑发热，骂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做记者的？你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会骂你？你以为你有后台就可以胡来？你一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还这么大言不惭？这样的事情也敢去报道！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难道只你会写几个字，我就不会？如果真的要报道，难道我不会写，非你赵大记者来动手？下次如果有人跑来说要卖儿卖女卖父母的，你是不是还要用头版头条来报道？”
赵勇被骂得心头火起，跑到高大伟主任那里告方宁的状，七七八八，说了很多不着边际又模棱两可的话。高主任找方宁做思想工作，建议她要适度地注意一下与年轻同事的相处方式。方宁耐着性子把事情的经过详细作了说明。高主任听罢摇头苦笑，反过来安慰了方宁一番。赵勇并不知道，高大伟主任是方宁的师兄，同一间学校的校友，还是他介绍方宁到这报社来工作的。两年多以前，高主任快高升为高主任之前需要一笔款子来打点，而他正好没现金，是方宁借钱给他的。
赵勇的稿子，在日报虽然被压了下去，隔天却署另一个笔名出现在《凤山商报》的头版。也不知道这赵勇用什么办法让人家给他登的。方宁一看到那文章，心里一声冷笑，想道，叫做商报果然没有错，有生意头脑，还很有魄力。高大伟恼怒之余也无可奈何，对于像赵勇这样的年轻人，虽然明知道是他做的，但只要你手上没有可以用作法律途径的证据，他就敢眯缝着眼睛对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呀，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有人说，这就是所谓的80年后的特征之一。
那报道，对阿仁完全没有帮助，不知道是因为别人联系不到他，还是因为的确没人想要他的肾，总之，阿仁继续来找方宁胡搅蛮缠。他现在打电话给方宁，方宁是不会听的了，连总机的人都认得阿仁的声音，一听到他找方宁，就告诉他说方宁出差去了。到报社来找方宁，保安根本就不让他进门。阿仁强闯过两回，保安直接报110把阿仁带去接受教育。
这天，阿仁让老婆打通了方宁的电话后，他再跟她讲话。
这一次，阿仁要求方宁介绍报社广告部的同事给他认识，他要登卖肾的广告。方宁觉得阿仁简直就是恶霸一样缠着自己不放，而且听阿仁说话的气势，她都误以为自己欠了他很多。方宁没好气地说：“我求求你不要再找我麻烦了好不好？我都让你烦死了。”阿仁听了这话，很是生气，说方宁狗眼看人低，他要到市政府去告她的状。方宁哭笑不得，她该死的头又隐隐约约地开始痛了。头痛过后，方宁有种无奈的晕眩感，眼前所见的景物和人，都蒙上了一层虚幻的不真实感。
只一会，阿仁的电话又打了进来，直接就告诉方宁，如果她不答应帮他这个忙，他将在什么时间里会到哪里去跳楼云云。他让方宁看着办，说什么如果方宁真是这么铁石心肠的话，他将以自己的死来把方宁弄得身败名裂。
这天是5月5号，方宁放假回来的第一天，就被这个让她头痛不已的阿仁缠上了。放假这几天，方宁回老家看望父母，舟车劳顿，还有些没缓过劲来，被阿仁这样一闹，头痛越来越严重，连开裂的感觉都浮出水面了。
方宁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把事情报告给高大伟主任。高大伟让方宁尽快把这个该死的阿仁忘记掉，不要再为这个人耗费自己的精力。
不知哪个多事的人却把这事向报告到秃头副社长那里去。秃头找方宁去谈了话，谈得方宁满额头都是汗。秃头的意思，建议方宁在以后的工作里，要把握好分寸，一方面是跟请求帮助的人之间要把握好分寸，另一方面是跟同事之间的交流也要把握好火候，不要欺负资历浅的同事。方宁一听这话，就意识到是那赵勇这个王八蛋捣的鬼。正郁闷着，看到高主任的身影在门外一闪而过，然后接到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方宁你别出声，听我讲。我在给你报料，请你马上到某街某大厦去，那里有下岗职工在静坐示威。”方宁一听，装成大吃一惊的样子，赶紧煞有介事地说要去采访。
善良的高大伟主任让方宁到外面去走走，实在找不到事做的话就回家睡觉。
高大伟安慰方宁，别再去想那个叫阿仁的事了，看样子，他是个珍惜自己生命的人，肾都没能卖成功，是不会去跳什么楼的。方宁说万一真跳了怎么办。高主任说跳了也就跳了，跳了就没有人来烦你了。
方宁回到办公室里收拾东西的时候想，昨晚儿子和丈夫都吵着要吃蟹，一会就到市场去买几只给他们解解谗。
汗水渗出了皮肤，被空调一吹，冰凉冰凉，极不舒服。刚才在副社长那里受教育出的汗，在高主任那里擦过一次，现在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又渗出一些来，她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接听了何向华同事的电话。她答应，一会去就见见何向华，了解情况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给家里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解谗的蟹，看来今天又要多活一天了。她家里请的保姆做菜的水平有限，稍贵些的东西都不敢麻烦她老人家。
亲戚朋友时常当着丈夫儿子的面表扬方宁，说她是广大妇女学习的好榜样，入得厨房，出得厅堂。这样的话，儿子听多了，就说长大了也要当记者，他要做广大男人的好榜样。顶着烈日在路边等车的方宁就想，等儿子长大了，一定要告诉他，做牛做马，做搬运工都可以，就是不能做记者。
03
“今天上班累吗？”是钱强生打电话给何向华时说的第一句话。这也是他每次打电话都要说的话，仿佛这样问一下，就能把他远隔千里的柔情蜜意空投过来一样。
钱强生每次出差，何向华的手机就二十四小时都开着。手机这种现代通讯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距离无限缩短的同时又无限延长，相隔一百米和一万公里似乎没什么不同。
五一前，何向华身体不舒服，请假在家里休息。整个白天，手机都没响过一下，到夜里十一点的时候，钱强生的电话才打了过来。如果何向华上班，这个时候她下了班后，刚刚洗过澡，会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和他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相思之苦会得到缓解。也就是说，如果是平时，钱强生这个电话打得恰到好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来和往，自然而然都是最省气省力的那一种，多余的路，多余的话，能省则省。
钱强生接着又问：“小华，洗澡了没有？”“洗过了，在听歌。”向华说。她有一个钱强生送的MP3。正说着话，大腿痛，咬牙切齿挥手拍下去，掌上粘着一只死去的蚊子外加一摊血。向华撩开蚊帐，歪在床上，望向窗外，窗外那些绿色宽大的白玉兰叶子，在日光灯的直射下，折返了一道道方向不同的微弱光束。风把叶子吹动，反光像一双双眼睛，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滴溜滴溜，转个不停。向华懒洋洋的，脑子转得比平时慢，钱强生的话，从耳朵进来，要经过三秒才去得到大脑。向华在床上躺了老半天，嘴里有股怪味，嘴一张开，还没有说话，自己先觉得没意思。
随着没有到饭店去上班的天数增多，向华内心的郁闷也随之而增多，开始的时候以为自己只是贫血，请假静养一天，第二就又可以生龙活虎地去上班了，哪里知道，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白天像黑夜，黑夜像白天，睡眠变得像一件无法控制的事件，还不时被古怪又无法记得住的噩梦惊醒。
像大部分的年轻女子一样，向华平时只是偶尔有点伤风感冒，有点轻微贫血，别的病都没有，总不相信身体会跟自己过不去。那天上班的时候晕倒在地，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是想象中的牢不可破。在老板娘珍姐正好要到医院去换节育环，就拉了向华一起到医院去检查。这等待结果的过程，竟是这样令人不安。珍姐单独跟相熟的医生嘀咕几句后告诉向华，先休息，休息好了再回去上班。这让向华觉得珍姐小题大做，小病小痛，弄得神秘兮兮的。
向华和人家说起珍姐，说自己能遇到这么好的老板娘很幸运，像姐姐那样待自己。不过，话说回来，老板娘毕竟是老板娘，哪怕像自己的老娘一样也没有用，“像”和“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向华知道，生病不去上班，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缺勤的天数，还是要扣除的，要不然，这饭店的员工，个个都会变成重病号，三天两头就要请病假。
正胡思乱想着，钱强生的声音突然带出了点儿喜气洋洋的味道，他说：“我今天搞掂了一个大客户，回去请你吃大闸蟹。你知道吗？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自己跟他们三个人拼酒，结果我喝醉了。他们说我说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当着他们的面吐，是不用花钱就还席给他们。我醉过去之前还在想，脸真是丢大了，这生意可是做不成了，谁知道等我醒了以后，这个人告诉我说，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他说我喝酒喝成这样，肯定是个爽直的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钱强生只跟何向华说些开心的事，说些生活中琐琐碎碎的事，一说到生意，就像古人写历史一样，点到即止，跳跃颇多，好像何向华是他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他的女朋友。
像他们这种状况的男女朋友，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大家的心里都明镜似。
向华没敢跟他提病得没有办法去上班的事，只含糊地说自己想过了五一后回老家，问他到时候能不能抽得出时间陪自己走一趟。一说到到何向华老家去，钱强生就变得有些支吾。钱强生的犹豫，很久以前就这样了，向华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但是在这天，因病躺在床上，他的犹豫就变成了毛毛虫爬过的了脖子，火辣辣地痛。
说完了想五一过后要回家一趟后，向华才意识到这个临时主意的突兀。在此之前，想也没想过要回去，正通着电话，要回去的话就说出口了。
挂断电话以后，寂寞的房间静得能听得到蚊子谈情说爱的喃喃私语。安静得有些古怪，悄无声息。向华不敢向窗外望去。
医生让她五一那天去取化验报告。那医生说这几天他休息，正好五一值班。她犹豫着，要不要告诉钱强生自己到医院去看病了，却没有道理地说了想回老家。她知道自己也该回家里去看看了。她想起自己还没有得到落实的病，又想到大嫂这段时间也在生病，担心自己之余，又担心亲人，像是黑色中加了一层红色，那红色像是要从黑色中间流淌出来一样狰狞着无声地狂笑。
出来打工十年，何向华回去过三次。
第一次回去时何向华20岁，为了退婚而不得不回去。她把打工两年存下来的钱，连本带利一次性赔给男方。她订亲时家里收的彩礼，早就用在母亲的病和后事上了。她初中还没有毕业，家里就给她订下一门亲事。当时母亲需要很多钱看病，除了收取女儿娉礼这个办法外，再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了。
第二次是父亲病危，她回去见他最后一面，顺便把钱强生也带回去让他看一眼，好让他对这个世界的惦记稍少一些。让向华把男友带回去的主意是父亲出的，他说他实在是不放心这个最小的女儿。他50岁上才得的这个小女儿，似乎还没来得及疼爱她一下，自己便已油枯灯尽，何其难堪？何向华那时正好跟那位占有欲太强的白领阿智决裂了，没有男朋友，钱强生知道这事后，就主动提出可以冒充一下她的男朋友，条件是何向华负责他的旅费，他权当到“那遥远的地方观光一回”。这年何向华23岁，是一间酒店的领班。那次回家，由于火车晚点了八个小时，向华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眼，老人家在她到家前一个小时去世了。向华原来是打算乘飞机回去的，因为要带上钱强生这个人，她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了，就坐了火车，没想到因此而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最近一的次回家是一年前。这年，向华25岁，回去看望病得很严重的大嫂。向华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家，大家要轮流着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