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我好象把刘允已经忘记了。我把他忘记了，他却没有把我忘记。
临近中午时，我推掉了几个邀请我坐坐的电话。刘风推门走了进来，我以为她给我送过什么批件来。她没有好气地说，庭长大人，有人要见你。
谁要见我？请他进来吧。
刘允，刘允要见你。你不招惹他了，他却粘上你了。
既然他来了，你就请他进来吧。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也挺想念他的。快，快让他进来。
刘允没有在意刘风那张阴着的脸，他走进办公室就说，我，我没什么事情。我是路过镇上，不是特地来的。我好象听说你挺喜欢的写的字，我就为你写了一副。字写得不好，但我写的是涂景涛大人的诗。你记得挂符桥的故事吧，那个往桥上挂官符的大人就是涂景涛。这诗文就是他亲笔所作。
出自礼貌，我也得站起身来，打开折叠在一起的宣纸，上面的字写得十分工整，十分认真。上了年纪的人，学问又好，他写出的字本身就带着苍桑感。当年的涂景涛以政府官吏身份与沙俄谈判，谈判失败以后，涂景涛在名胜观间阁题写了这诗。有几句写得十分精彩……学仙当结芳尊友，安得蓬莱太平酒。尽倾东海入杯中，醉乡直到无何有。酒酣拔剑叹汪洋，长鲸未斩心犹惶。菩萨低眉不我顾，曾经阅历千沧桑。青山山青不改色，我欲住山犹不得……也只有这样忧同忧民的人，才能写得出这样让人感慨的诗文。也只有这样的官员，才能做得出将官符挂在桥头的举动。
谢谢你，老爷爷，涂景涛诗写得好，你的字写得好。尤其你在边款上题写的，九八叟，这可稀奇又珍贵。我就收下了，再次表示感谢。
刘允嘿嘿地笑了起来，你喜欢，我就高兴。我这几天一直在等着你，你也一直不见踪影。我等得不耐烦了，就跑来了。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不会，你来了，我很高兴。已经到晌午了，我带你吃饭去吧。
不了，不了，我还是回狼窝去吧。再说，我一个吃过了，“县长”还饿着肚子。
那我们多要点吃的，给“县长”带出一份来，你回去的时候，捎给它吃不一样吗？
那就客随主便吧。
法庭对面就有一家小清真馆，平时我们也喜欢到这里来喝羊汤。人家的羊汤是用真正的羊骨头熬出来的，不象有的羊汤馆，往汤里兑羊奶。汤里的羊味不足，再往汤里扔些干羊屎蛋。你说现在做生意的人缺德不缺德，为了要有羊的膻味儿，竟然拿羊屎蛋蛋当调料。
店主认得我，让我们坐进了干净一些的雅间。当店主问我想吃点什么的时候，本来一份大全羊也足够我和刘允吃的。但我还是多要了一份羊脸肉，一份溜羊肝和一份炒肚丝。本来中午是不能喝酒的，我不喝酒，我也应该让刘允喝点酒。既然吃饭，就不能在乎这一点。我为刘允要了一个二两装的二锅头口杯。
五十六度的二锅头，喝下去片刻功夫就能让人进入状态。刘允说，这些天没见到你，我肚子里憋的话很多，再不说给你听，我的肚子快要迸裂了。
那你就快说说给我听听。
如今，难得能碰上你这么好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看我们老年人，那眼皮夹也不夹我们一下。人老了，就象家里的破烂。扔也扔不得，烧也烧不得。
他们那是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金香玉。我就盼着家里能有个老人，可惜，我的爷爷和奶奶早就死了。老爷爷，咱们边说边说，你也慢慢地喝着。酒不够，我再给你要。
刘允的牙口很好，他吃那盘凉拌肚丝，就象牲畜咀嚼草料的声音。那有节奏的声音很容易刺激人的食欲。极有韧性的肚丝被他咀嚼稀烂之后，他才吞进了肚子里。他喝了一口羊汤，清了清口。他忽然反问我，年轻人，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
冷不丁地这么一问，我还真没有准备。为什么感兴趣？一个快到一百岁的老人，居然能给人写状子，并且打赢了官司。作为一个直接接触此案的法官，做些调查研究，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我也是犯罪心理学的硕士研究生，我从来都不放过我审理过的案件。老爷爷，我是不是有什么冒犯了你的地方？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没有没有，你是我一生当中碰到的真正尊敬我的人。你比我亲孙子要强多了，噢，我也没有孙子。一个知大知小的人，他就是有出息的人。连大小都不知，连长幼都不分的人，日后是要受到报应的……又说远了，想当年，我们到日本留学的人，并不是我一个。比我早的有一个名叫邵翰章的，他专修医科，回国以后，自己开了第一家西诊所。在金州城里，那是第一家西医诊所。许多要喝半个月中药汤子的病人，到了邵翰章的诊所，吃了几片白色药片病就好了。他的生意好极了，没过几年，他就成了金州城里的富翁之一。另外一个金商的同学，他家里经营着一个清酱园子，是户小富即安的人家。他姓毕，他读书读得不错，他也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可是，他家里不愿意让他去。如果他去了，他妈妈就要上吊。没有办法，他就没有去日本。后来，我听说这的这位姓毕的同学精神失常了。
还有一个和我同年，他的名字叫丁国昌。他在日本就加入了国民党，回国以后直接投奔了孙中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日本时，丁国昌他也要介绍我加入国民党。可我不愿意与政治搅和，我想洁身自好，平平静静地做我自己的事情。在日本留学时，我们这些年轻经常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能打败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洋洋大国？直到今天，这也是一个老话题。就是这个小日本，他永远是我们民族的死对头。我们也许能战胜哪个入侵者，但从根本的意义上打败日本，很难，很难……丁国昌那时就说过，我为什么在日本专修军事，我就是想把日本的军事研究透彻，知已知彼，当再有战争暴发的时候，我们就能战而胜之。事情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吗？非也……留学回来以后，日本当局对我们这样的人才是相当看重的。我本来可以谋得一个更好的职业，但我有自己的抱负，我到了市政厅当了职员。
据我所知，日本统治大连时期，能拥有这样一个位置的人，算得上真正的白领阶层。连日本人也很难谋取到这样一个位置和工作。
刘允说，在日本留学的那些年，我时时处处留意日本的社会和各阶层的人。从他们的饮食起居，从他们的教育制度，从他们自身的修身养性。我发现，日本民间盛行的许多习俗，都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从方说，忠君思想。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忠诚，要比我们中国人忠于皇帝的精神要强一百倍，一千倍。那是没有一丝一毫一点一滴的水份，那是绝对而纯粹的忠诚。而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天高皇帝远，没有人忠于皇帝，反倒在民间编点顺口溜讽刺和谩骂皇帝。有人说，中国人自古就没有民主和自由。要我说，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是最民主，最自由的。中国人表面上忠于皇帝，可背过脸去，什么样的皇帝中国人不敢咒骂。皇帝是一国之主，就象我们居家过日子的家长一样，我们能对我们的父母不忠诚吗？你对父母不忠诚，你是好儿女吗？
你回国之后，你想做的，就是想让中国人忠于自己的皇帝？
刘允认真地说，忠于皇帝有什么不好，因为他是国家的象征。英国和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从来也没有反对天皇陛下。所以，人家的国家才能稳定，人家的国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凝聚力。
你说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皇帝吗？如果有，咱们也保留一个。
刘允认真地说，那是以后的事情。眼下我想做的，就是从零开始，一切从头做起。比方说，早晨起来要洗脸，吃饭之前要洗手，上完茅房要洗手，头发长了要剪掉，指甲长了也要剪掉……我小的时候在老家就养成了这样的陋习，来到城里的金商读书，我才逼着自己渐渐地把身上的陋习改掉了。陋习不除掉，怎么可能向文明迈进……
从刘允嘴里说出的话，虽然听起来有些不顺耳，好象也有些过时，好象他说的中国人应该是民国初年的中国人。但我能从他的话语当中听得出来，他是个有思想的人。他虽然没有直接投身革命，他虽然在为殖民当局做事，我们把他叫作殖民主义者的帮凶，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没有完全背叛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和人民。
民国十二年，我从市内来到了金州，在金州会任职。日本统治大连以后，他们把这个城市当成了他们的第二祖国来看待，把大连当成了日本国的第四十九个州。日本当局也要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统统改造成日本式的国民。
我到任后的第一年，便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金州会下属的大连湾分会，那一方水土有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嗜酒如命。只要他一喝上酒，便爹妈不认，皇帝老子他也不怕。他的亲爹气得想揍他，没曾想，他倒把自己的亲爹给狠狠地揍了一顿。只要这个醉鬼一喝酒，整个屯子都得不到安宁。在那年月，日本人少得很，一个分会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镇。咱们一个乡镇至少有一个派出所。那时，一个分会只有一个日本大金线[警察]。有一次，这个醉鬼又喝醉了，正好让日本大金线撞上了。看到他耍酒疯，打人又骂街，就上前去教训他。此时的醉鬼哪里怕你什么大金线，指着大金线的鼻子，破口大骂，操你妈，操你姐姐，再操你老婆。在中国呆得时间长了，日本人也能听懂几句中国话了。他知道这个醉鬼在骂他，他把醉鬼带到了警察所。别说到了警察所，现在就是下地狱，醉鬼也不害怕。大金线让人从茅房里舀来一勺半稀不干的粪水，二话没有，掰开醉鬼的嘴就往里面灌。后面发生了什么，我就不想说了，因为别影响了咱们俩的食欲。
我正听得来劲，我想知道那个醉鬼后来怎么样了。
从此以后，那个醉鬼再也滴酒未沾，他不喝酒，好人一个。事后有一天，醉鬼的爹妈提着四样礼的礼盒，来到了警察所，找到了那个给他儿子灌粪汤子的大金线。两个老人进门给大金线跪下磕头做揖，千感万谢，能根治了儿子喝酒耍疯的毛病，也去掉了他们的一块心病。为了能去掉儿子的这个毛病，他们也想尽了办法。什么办法也都尽绝，比方说，用人肚子里的蛔虫，把它焙干碾成粉末，然后放进酒里，只要喝下这样的酒，他就会呕吐，呕吐得牵肠挂肚，再也不想喝酒了。就是这样的方法，也没能奏效，他照喝不误。没有想到，爹妈头疼了好多年的事情，让大金线一勺粪汤给治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