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土地流转制度：作为城镇化的载体和农民生存之本，合理的土地利用和流转制度是改革的必要条件。专家提到“户籍改革和土地改革相辅相成”。土地合理资本化土地配置市场化，保障农民公平交易土地的权利，并制定补偿制度，防止激进的城镇化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台湾在城镇化过程中进行了三阶段的农地制度改革，在不触动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促进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奠定城镇化基础。中国土地流转改革根据实地情况试点推行，比如重庆的地票式交易、成都土地确权流转、天津宅基地换房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Jonathan Woetzel (华强森)是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常驻上海分公司；
陈有钢是麦肯锡全球董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院长；
李秀军是麦肯锡知识专家，常驻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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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新思考——“城市中国计划”专家做客“城市会客厅”
3月18日，城市中国计划联席主席、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 Jonathan Woetzel（华强森），麦肯锡公司全球资深董事、中东及非洲基础设施项目负责人Herbert Pohl （赫伯特·波尔）作为“城市会客厅”采访嘉宾，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一道，聚焦城市发展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以国际视角探讨中国城镇化。担任主持人的冯奎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城市中国网总编辑。
冯奎：您认为中国城镇化有哪些本质特征或者鲜明特征？
华强森：中国的城镇化有许多特点，其中，规模、速度和进展是最突出的三大特点。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城镇化规模，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工业化，提高生产力，这是中国城镇化的独特之处。
我还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中国城镇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社会的发展，并且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中国城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将所有因素综合考虑，并立即着手解决问题。比如，我们在北京已经看到了城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空气污染。有人将北京雾霾与伦敦烟雾相比较，虽然两者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上相类似。伦敦花了50多年才基本解决雾霾问题，而北京却必须立刻调动人力物力应对，这是中国的一大挑战，也可视作一大机遇。
郝伯特·波尔：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城镇化道路与美国所采用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较之下，我们总会感到惊讶，因为即使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居民都超过了百万。其他国家其实都在关注着中国，想了解中国的情况。
李铁：中国和一些东亚国家有着相似的高速增长，城镇人口从百分之十几一跃过半。但中国城镇化与其他国家存在许多不同，中国完成了7亿人口的城镇化，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
冯奎：中国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应该重点研究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华强森：作为中国城镇化的参与者，我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需要重点研究三方面问题——首先应秉持可持续经济发展理念，不能总是徘徊在价值链的低端走低成本扩张之路，而要通过创新，通过与其他城市进行资源、人才和市场的协调和集成化，制定最佳发展策略。
其二，中国应该从以土地为本、以GDP为本的城镇化，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需要对不同城市具体考虑，不同人口规模的不同要求，并以满足各个人群的需求为导向，发展城镇化。
第三是环保问题。中国城镇化在计算成本时，需要考虑资源是否得到有效利用、环境是否受到不利影响等等，这些不仅是我们当前的问题，更将成为我们未来几代人的问题，只有审慎进行当前的发展，才能保住人类的未来。
郝伯特·波尔：我认为中国应该提高资源利用率。现在很多地方将资源和基础设施视为免费和理所当然的，这个时候，正确制定定价机制尤为重要。现在很多城市已经针对交通堵塞等问题推行了一些定价机制，希望这样的模式能推广到其他资源及基础设施领域。
我还期待中国成为建造新城市的典范。城市发展并非一时风光。80年前，圣路易市曾是美国的第四大城市，如今连前五十也排不上，此外底特律的兴衰也是有目共睹。与这些城市相反，30年前几乎没人愿意去的曼哈顿，如今却发展得非常好。这充分说明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转变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这也是我期待中国未来发生的转变。中国在应对城市化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已经相当成功，但未来中国需要面对的，很可能也是发展（模式）方面的问题。
李铁：中国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但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国际经验的不同点，如果生搬发达国家做法，只会产生更多问题。就拿中美来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资源却不及美国的二分之一，如果中国也以资本替代劳动，人口就业问题就会成为另一个难题；而如果中国也修建宽敞的马路、大量绿地、森林公园和生态公园，就会导致资源的过度浪费，影响城市其他功能的体现。
因此，中国在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时候，首先需要关注如何校正自身的发展模式；如何破除传统的城镇发展观；如何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经验，不能照抄照搬。
第二，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同时，我们又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限制人口的流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无法学习他国经验。但有一点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在大量人口进入城镇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是在城市中解决城市贫民问题，而中国却是在排斥进城，农村人口的公共服务还要到农村解决，这就造成了城乡二元差异，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被纳入城镇化的人口享受不到公共服务，依然停留在农村消费，无法带动内需。
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在城市中解决这些贫民问题。2012年，2.63亿中国农民工当中，1.63亿是跨区域就业的，还有1亿农民工在本乡镇就业，其中的1.63亿农民工至少包括7300万流动人口，他们的公共服务要在城镇解决，就意味着在哪里就业就要在哪里解决公共服务问题。
第三点就是怎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低碳、集约、高效利用资源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我们现在学习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很多时候学习的是表象，没有利用政府手段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反而走上了一条粗放的发展路径，摊大饼地发展，更多注重外表，没有解决人的问题。
冯奎：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合资潮，跨国公司纷纷来到中国寻求商机，如今围绕中国城镇化发展，跨国公司再次来到中国寻求合作与发展机遇。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哪些方面的机遇？哪些领域可能有强劲发展？
华强森：中国城镇化影响着全世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显示， 2025年，全球前600大中型城市当中，将有225个在中国，这些中国城市的生产总值预计将占全球GDP的30%。中国城镇化如果成功，将对全球GDP造成极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跨国公司关注中国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还会影响全球市场。跨国公司现在将其高级团队派到中国，了解中国如何利用能源、交通运输、环保等于城镇化相关的技术，再将技术和经验带入全球市场。
郝伯特·波尔：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中国的城镇化与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到底有何不同？从城市规划的表象来看，中国的城市是垂直的，而国外则主要是水平发展的平面城市，两者差异巨大。
由于中国城市的规模非同一般，其他国家城镇化经验也许并不十分适用，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经验却可以为非洲等一些地区所用。如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如何管理城市的扩张？如何以半官方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务？如何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如果中国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可以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输出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在这些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本文由城市中国计划（Urban China Initiative）传播专员林舒整理，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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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数据源于《时代周刊》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陶然的采访。http：//bt.house.sina.com.cn/news/2012-12-06/11254029.shtml.
[2].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09年8月报告《积极消费：释放中国的消费潜能》
[3]. 按2013年3月麦肯锡中国模型估计。
[4]. 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中国国家统计局。
[5]. 按2013年3月麦肯锡中国模型估计，从2012年至2025年中国GDP增速为6.6%。如果假设三大行业各自的劳动生产率不变，农民工就业行业分布的转变可以使GDP增速提高至6.9%，同时使全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