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克鲁格曼纵论全球经济
保罗·克鲁格曼，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最受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全球化坚定而又机智的捍卫者，继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经济一片大好之时，警告大众注意房价泡沫和经济衰退，被英国《金融时报》誉为“口号和辩论”、“数据和模型”的大师。在学术领域对全球金融有影响力人物则大多出自美国高校及研究机构。
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7.7 伯南克如何对世界施加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金融海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内，对美国整个宏观经济、房地产市场以及信贷市场采取了过于宽松的政策所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伯南克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是谁？他是如何登上美联储主席宝座的？美联储如何运转，怎样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在格林斯潘曾被认为是整个美联储化身的时候，伯南克要怎样做才能显示出其与格林斯潘的不同之处？他又将带领美联储以及美国经济走向何方？而在美国权威财经杂志《彭博市场》首次推出的年度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其他因政策制定影响力入选的金融人物还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美联储历史研究者Roger Lowenstein在其著作中专门讨论了缺乏银行实际经验的危险。他认为，在危机前，伯南克显然因为没有银行家的经历而吃了不少亏。“伯南克从来没有发行过债券，没有评估过资产负债表，可能认为它在宏观上没有太大意义。和格林斯潘一样，他相信市场会给按揭证券合理定价，所以为什么要花时间分析资产负债表呢？但是他错了。”
不过，经济学教授的深厚功底在危机中充分展现了出来。Lowenstein说，“危机后，伯南克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变得十分有用和有益。我怀疑那些银行家都做不到伯南克这么好。”
伯南克所施行的量化宽松挽救了华尔街，挽救了美国经济，尽管付出了一定代价，但帮助美国经济避免了更大的灾难。2008年伯南克在反对声中一路降息，伯南克在2008年9月16日的会议上表示：“我认为我们的降息政策是非常好的。今年早些时候，我们采取了快速行动，这是妥当的，虽然当时此举存在非常明显的争议和不确定性。”
2008年年底，美联储宣布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并设计方案来支持货币市场基金、商业票据市场和个别银行如花旗。伯南克表示：“我们处在历史性时刻。金融危机非常严重，对于货币政策，当前我们需要从传统的利率目标转移到新的方法上。”伯南克的观点遭到了同事们的质疑，但他坚定地反驳回去，这不同于他以往温和的学者风格，可以说金融危机期间他本人风格发生了转变。
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7年，曾担任经济学系主任。
伯南克2002年被美国总统小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年6月，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0月被任命为下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接替格林斯潘。2009年，因为在带领美国度过大萧条以来最恶劣的经济危机中的突出表现，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7.8 数学大师冯·诺依曼的创新路
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最新提出程序存储的思想，并成功将其运用在计算机的设计之中，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计算机被称为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冯·诺依曼式计算机是1949年研制的EDVAC，由于他对现代计算机技术的突出贡献，因此冯·诺依曼又被称为“现代计算机之父”。
1944年，美籍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提出计算机基本结构和工作方式的设想，为计算机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时至今日，尽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飞速发展，但计算机本身的体系结构并没有明显的突破，当今的计算机仍属于冯·诺依曼架构。
说到计算机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美籍科学家冯·诺依曼。从20世纪初，物理学和电子学科学家们就在争论制造可以进行数值计算的机器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人们被十进制这个人类习惯的计数方法所困扰。所以，那时以研制模拟计算机的呼声更为响亮和有力。20世纪30年代中期，冯·诺依曼大胆提出，抛弃十进制，采用二进制作为数字计算机的数制基础。同时，他还说预先编制计算程序，然后由计算机来按照人们事前制定的计算顺序来执行数值计算工作。
冯·诺依曼理论的要点是：数字计算机的数制采用二进制；计算机应该按照程序顺序执行。
人们把冯·诺依曼的这个理论称为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从EDVAC到当前最先进的计算机都采用的是冯·诺依曼体系结构。
冯·诺依曼是计算机的开山鼻祖，笔者也学过他的关于算子代数的定理，但是对于冯·诺依曼的原话没看过，也不知道冯·诺依曼是如此的辉煌。总体来看，冯·诺依曼是个20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在集合论公理体系的建立、算子环（也称冯·诺依曼代数）和量子力学的严格化等方面有开创性的研究，而且在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具有绝对的开创性，开辟了现代计算机的发展序幕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对经济学理论有了突破性的贡献，他的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更是令人赞叹。
7.9 乔治·凯南与普利策
乔治·凯南出身于具有盎格鲁―萨克逊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在美国名牌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1925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界工作。
1946年2月22日，作为当时的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不顾身患流感和牙疼，口述了一封5542个英语单词（约合8000汉字）的电报，发给了美国务院，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一项长期战略。这就是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遏制政策。乔治·凯南的这封电报后来被称为美国外交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电报。
1947年，已经是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乔治·凯南化名X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对苏联实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
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马歇尔。作为他手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的办公室就在马歇尔办公室隔壁，他可以通过连接两个办公室的边门经常出入马歇尔的办公室，并享有直接向他递交报告的特权，并为他设计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
作为撰稿人，他两获普利策新闻奖；作为学者，他堪称美国历史学的巨擘；作为20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外交家，他亲手制定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协助丘吉尔、杜鲁门一同降下“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
他的一生目睹了一个被两个大国捏在手中的世界，并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乔治·凯南因冷战成名，因“遏制”成名。他的一生都与苏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就战略研究而言，苏联是他的敌人；就历史研究而言，苏联又是伙伴。
192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凯南做了他“一生中对自己职业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定位”。两年后，凯南在柏林大学进修时选择了俄罗斯研究，因为他有一个也叫乔治·凯南的堂叔曾是这方面的专家。5年半后，凯南成为了一个俄罗斯专家。
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冷战的阴霾已若隐若现，凯南恰在此刻走上前台。尽管多年以后，他承认对苏联发动“政治战争”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然而在1946年，他没能预见到美国的执政者会那样曲解他的提议。那时的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正急切需要这一理论，凯南也就成了“遏制”的急先锋。
在1946年那份凯南口述的8000字长电报中，他告诉美国：“我们面对着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他提出“遏制”战略的构想，运用非军事手段外的一切手段阻止苏联扩张。次年，回到美国的凯南化名“X”先生在《外交》季刊上，对该战略详加阐述，他告诫美国应该奉行一个长期的对苏政策，并要保持“坚定与耐心”。他的建议最后均为美国政府所采纳，并一直被奉行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在随后的几年中，出于其意识形态偏见，他一手推动了中央情报局以及“自由欧洲电台”的建立，对共产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直至今天，遏制一词仍然是美国针对意识形态相异国家外交政策的口头禅。
作为外交官，凯南在1933年、1945年、1952年曾三次亲密接触苏联，经历过“美苏蜜月”，也感受过两个巨人剑拔弩张的恐怖。然而，似乎他之前的所有生命历程都是在为1952的莫斯科之行作铺垫。
有人说，凯南是一个忧郁、敏感而严肃的人，他永远也不能或是不愿根据华盛顿的政治需要而裁减自己的思想，他缺乏生活在华盛顿所必需的生活技艺和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