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电话里说：“你这种愿意接受别人批评的态度，使人们愿意接近你、喜欢你……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很愿意认识你、接近你。”
从这个电话的内容来看，当我以她的观点对她表示同情和道歉时，我也同样得到了她的同情和道歉。我对自己能控制得住激动的脾气，感到很满意。我以友善交换了对方所给的侮辱，这一点也使我感到满意。由于使她喜欢我，使我得到更多的快乐。
诺瑞丝是一位钢琴教师。她述说了她怎样处理钢琴教师和十几岁孩子常常会发生的一些问题。贝蒂留着美丽的长指甲，但是长指甲会影响弹钢琴的效果。诺瑞丝太太对我说：“我知道她的长指甲对她想弹好钢琴的愿望是一个大的障碍。在开始教她钢琴课之前，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提到关于她指甲的问题。我不想打击她学钢琴的愿望，我也知道她以不失去它而引以为豪，并且她还花了很多工夫照顾那些看起来很吸引人的指甲。”
“在第一堂课后，我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就对她说：‘贝蒂，你有很漂亮的手和美丽的指甲。如果你要把钢琴弹得如你所想的那么好，你需要把指甲修短一些，你就会发现把钢琴弹好真的是太容易了。你好好地想一想，好不好？’她做了一个鬼脸，表示她一定不会把指甲修短，我也跟她的母亲谈到了这件事情，也提到了她的指甲很美丽，但得到了否定的反应。很明显的，贝蒂仔细修剪过的美丽的指甲，对她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个星期贝蒂来上第二堂课。出乎意料的是，她修短了她的指甲。我赞扬她做出这样的牺牲，我也谢谢她母亲给她的影响。她母亲回答说：‘哦，我什么也没有说，是贝蒂自己决定的。这是她第一次听别人劝她修短她的指甲。”
贝蒂知道她的指甲很美丽，要命令她把指甲修短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诺瑞丝太太并没有这样做，她只不过暗示贝蒂：“我很同情你——我知道决定把指甲修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音乐方面的收获将会使你得到更好的补偿。”
如果诺瑞丝直接要求贝蒂把美丽的长指甲剪短，可能贝蒂会直接就拒绝，但是诺瑞丝另辟蹊径，站在贝蒂的角度来劝说她，并表示了对她要剪去美丽指甲的同情，而这一方法也很好地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因此，请记住下面的话：如果你希望人们接受你的思想方式，就应该“对他的想法和愿望表示同情。”
一天，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和年轻的助手一起外出，当他们来到办公楼的出口时，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正走着一位妙龄女郎。也许是她步伐太匆忙，突然脚下一个趔趄，身体失去了平衡，一下子就跌坐在地上。富兰克林一眼就认出了她是一位平时很注重自己外在形象的职员，总是修饰得大方得体、光彩照人。
这个助手见状，刚要迈开大步上前去扶她，却被富兰克林一把拉住，并示意他暂时回避。于是，两人很快折回到走廊的拐角处，悄悄地关注着那个女职员的动静。
面对助手满脸困惑的神情，富兰克林只是轻轻地告诉他：“不是不要帮她，而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一会儿，那位女职员站了起来，她环顾四周，掸去身上的尘土，很快恢复了常态，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等那个女职员渐行渐远，助手仍有些不解。富兰克林淡淡一笑，反问道：“年轻人，你难道就愿意让人看到自己摔跤时那副倒霉的样子吗？”助手听后，顿时恍然大悟。
没有人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出丑的样子，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尽量地避开，而不要好心地过去帮忙。在你的心中也许会认为帮了他，但是在对方的心中往往会认为你看到了他不完美的地方，在以后碰面时觉得很不自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同情他而避开帮他，也许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帮助。
发明大王爱迪生和他的助手们辛苦工作了一天一夜才制成了一个灯泡。随后，爱迪生让一名年轻的学徒将这个灯泡拿到楼上另外一个实验室。这名学徒从爱迪生手里接过灯泡，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上楼梯，生怕手里的这个新玩意滑落。但他越是这样想就越紧张，手也禁不住抖动起来，当走到楼梯顶端时，灯泡最终还是掉在了地上。
爱迪生并没有责备这名学徒。过了几天，爱迪生和助手们又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制作出一个电灯泡。做完后，还是需要有人把灯泡送到楼上去。爱迪生连考虑都没考虑，就将它交给了那个先前将灯泡掉在地上的学徒。这一次，这个学徒安安稳稳地把灯泡拿到了楼上。
事后，有人问爱迪生：“原谅他就够了，何必再把灯泡交给他拿呢？万一又摔在地上怎么办？”爱迪生回答：“原谅不是光靠嘴巴说的，而是要靠做的。”
因为爱迪生知道，曾经打碎了灯泡这件事一定在这位助手心中留下了阴影。所以，他必须对他表示同情和鼓励。于是爱迪生不但没有因那位学徒的失误而对他失去信任，而且给了他一次弥补错误的机会。爱迪生认为，既然信任他就要帮他在失误的地方站起来。
塔夫脱总统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得了这样一个结论——同情是消解恶感最有效的药物。在他一部名为《伦理中服务》的书里，塔夫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讲到如何使一个失望而有志气的母亲平息心中的怒火。
塔夫脱总统说：“这位太太住在华盛顿，她的丈夫在政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她缠着我快有两个月的时间，要我替她的儿子安插一个职位。她还拜讬了议院中的几位参议员，陪着她来我这里，替她儿子职位的事情说话。
“可是那个职位所需要的是技术人才。后来经有关主管推荐，我委派了另外一个人。再后来，我接到那位母亲的来信，她指责我忘掉了别人给予的恩惠，因为我拒绝使她成为一个愉快的太太。她的意思是说，只要我的举手之劳就可以使她快乐，但我就是不肯这样做。她又说出，曾经如何劝说她那一州的代表赞助我一项重要的法案，可是我对她却如此没有情义。”
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你是怎样做的呢？是不是这样：第一件事，用严正的措辞去对付一个不礼貌而鲁莽的人，接着，或许你就动笔写信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就会把这封信放进抽屉里锁起来，经过两天后，再把这封信拿出来——像这类的信，迟上几天寄出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当你两天后再拿出这封信看时，你就不会投入邮箱，那就是塔夫脱总统所采取的方式。
在那之后，塔夫脱总统坐下来尽力用最客气的措辞写了封回信，他告诉她说：“我知道一个做母亲的，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会感到极大的失望。可是我也坦直地告诉你，委任那样一个职位并非我所能决定的，而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技术人才，所以我接受了那位主管的推荐。
“我希望你的儿子继续在他原来的岗位上努力，希望将来有所成就。而且，我相信，这也正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所希望的。”
那封信使那位太太息怒了，她寄了一封短信给塔夫脱总统，对她上次那封信表示了抱歉。
但是塔夫脱总统所委任的那个人短时间内还不能来上班。就这样过了几天，塔夫脱总统接到一封署名是那位太太的丈夫写来的信，可是信上的笔迹跟过去那封信完全一样。
“那位太太的丈夫这样告诉我，”塔夫脱总统说道，“他说他太太由于这件事患上了神经衰弱，现在卧床不起，胃中或许已经长瘤了。为了恢复他妻子的健康，他要求我能否把已委任那个人的姓名换上她儿子的姓名，以恢复她的健康。
“于是，我回了一封信给他，那是给她丈夫的：我希望他太太的病况诊断错误，而对他所遇到的情形表示同情。可是要撤回已委派的人是不可能的。
“几天后，被委派的人正式接任了，第二天我在白宫举行了一个音乐会，最先到场向我和我的夫人致敬的就是那一对夫妇。”
果真如塔夫脱总统说的那样：“同情是消解恶感最有效的药物。”因为同情使得这位太太对总统消除了之前的敌意，因为同情使太太的病康复。同情是改善两个有冲突的人的关系最有效的药物。
美国第一位音乐会经理人霍洛克，对如何应付艺术家——像嘉利宾、邓肯、潘洛弗，有二十多年的经验。霍洛克告诉我：“为了要应付那些性格独特的音乐家，我获得了一个珍贵的教训，那就是必须同情他们，对他们可笑、古怪的脾气必须要彻底的同情。”
霍洛克担任世界低音歌王嘉利宾的经理人。最使霍洛克伤脑筋的是，嘉利宾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用霍洛克独特的语气来说：“他各方面都糟透了。”
例如：晚间如果有音乐会，嘉利宾会在当天的中午打电话给霍洛克说：“沙尔（霍洛克的名字），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的喉咙沙哑了，今晚我不能登台演唱了。”霍洛克听他这样讲后，就同他争辩？不，霍洛克是不会这样做的。
霍洛克知道做一个艺术家的经理人绝对不能做如此的蠢事。所以，他会立即去嘉利宾住的旅馆，并且显得十分同情地说：“我可怜的朋友，那是多么的不幸啊。当然，你是不能再唱了。我马上去通知取消今晚的演出，你虽然损失了3000美元的收入，但如果跟你的名誉相比的话，那也算不了什么。”
嘉利宾听到霍洛克这样讲后，他会怀着感触的心情，叹息地说：“沙尔，你等一会儿再来好了，下午5点钟来，看那时我的情形怎么样！”
到了5点钟，霍洛克先生会再去嘉利宾的旅馆，他坚持要替嘉利宾取消演出。可是嘉利宾又会这样说：“你再晚一点来看我，到那时或许我会好一点！”
到了七点半，这位低音歌王终于答应登台了。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霍洛克先生走到台上，向听众报告说嘉利宾患了重感冒，嗓子不好。霍洛克会假意地答应下来，因为这样嘉利宾才会登台演唱。
正如盖慈博士在他一本著名的《教育心理学》书上所说的那样：“人类普遍都追求同情，孩子们会急切地显示他受伤的地方。有的甚至故意自己割伤、弄伤，以博得大人们的同情。”我要说的是，不光孩子们这样，成人们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会到处向人显示他的损伤，说出他们的意外事故、所患的疾病，特别是开刀手术的经过。自怜实际上是一般人的习性。这时候，如果你能对他表示出同情，就会获得他的信任与支持。
打动人的第十五准则：遇到事情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对方的处境，不要总对人下命令，要学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在适当的时候，要给对方送上同情，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对方的疑虑，使对方乐于帮你完成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