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在相当多的人的心目中，中亚的喀什噶尔是神秘诱人的、难以理解又难以抵达的异域城邦。它是塔里木地区向西的门户，也是新疆塔里木的行政中心。在新疆探险史上，喀什噶尔起着集散地的作用。喀什噶尔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成为塔里木、新疆以至整个中亚的缩影。
走近喀什噶尔，是每一个关注新疆的人必走的一步。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所著《外交官夫人回忆录》，尽管出版在七八十年前，但至今它仍然是人们了解喀什噶尔的必读之书。她写的虽是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喀什噶尔，但在她的笔下，喀什噶尔已超越了它的时代与地域，这部书成为探索未知世界的往返车票。
最近，我重读了王卫平、崔延虎翻译的《外交官夫人回忆录》，十年前第一次阅读时的印象仍清晰如新。对于这本书，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印象，因人而异。可是有一点肯定是一致的：它加深了我们对喀什噶尔、对新疆、对西部的认识，它是我们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桥梁。
一
十九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英帝国迫使南亚古国印度成为殖民地，也正因为如此，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才被强加到中国的头上。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处于扩张时期的欧亚强国——俄罗斯帝国据有了中亚西突厥斯坦，并进一步南下。英俄竟然对峙在帕米尔高原。本土原本与中国相隔数万里的英国和俄国，都成了在衰退时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无时不在刺探由绿洲、大漠和群山组成的中国新疆的一举一动。英俄在帕米尔的抗衡，使那个高山之国——阿富汗历尽了劫难，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新一轮抗衡又再次置阿富汗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实际上成了十九世纪那场未分胜负的英俄角逐的继续。
十九世纪后半期，安集延的冒险家阿古柏伯克潜入新疆塔里木地区，占据了喀什噶尔，自封为塔里木的领主。阿古柏伯克的十余年统治，给历史留下了倒行逆施的一笔：在近代史时期来临时，企图将喀什噶尔和新疆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
随着阿古柏伯克政权的解体，新疆的探险考察时期就到来了。
那些想更多地了解新疆、弄明白阿古柏伯克对于中亚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不安分”的人们，或是从英属印度穿越克什米尔的高山峡谷，经拉达克、坎巨提（乾竺特）等土邦，经受大小“头疼山”的折磨，或是自俄领中亚的奥什出发，持续攀登一个个达坂，以倒毙的驼马为路标，与过往的商队结伴同行来到新疆。这往往要走几个月，甚至是一生。喀喇昆仑、因地拉科里、红其拉甫、乌孜别里、吐尔尕特，这一系列的山口（口岸），既是他们的人生坐标，也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劫难。一旦他们走出了生命的禁区，突破了帕米尔群山和喀喇昆仑峰峦的羁绊，就抵达了回到红尘的第一个通都大邑——喀什噶尔。
在喀什噶尔，他们置身于熙熙攘攘的集市，又过起正常人的平庸生活。眼前的红男绿女，智叟顽童，让他们不免要回忆家乡亲人，又感到这其实已是另世为人了。在喀什噶尔，生活仿佛停滞不前，时间被冷冻了起来，岁月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再是只能催白鬓发、添置皱纹，而是为人们提供了尝试过中世纪的生活和追溯历史往事的机会。
有人曾把上海比作“冒险家的乐园”，而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则是探险家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不满足于蝇头小利的商贾的香格里拉。
人们来了，又走了。靠他们的语言与文字，或是浓缩，或是冲淡；或是盲人摸象，或是各取所需；或是抽象概括，或是演义铺陈，把“喀什噶尔印象”介绍给每一个关心它的人，而留在自己心中的则是足以伴随终生的记忆。这记忆有特异功能，有的内容会逐日鲜明，并最终升华为一种特殊的情结——喀什噶尔情结。我在凯瑟琳·马嘎特尼《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一书中，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喀什噶尔情结。
二
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
1890年12月，一个风尘仆仆的瑞典青年斯文·赫定抵达了喀什噶尔。他只是因考察过波斯（今伊朗）和俄领中亚而小有名气，而在这闭塞守旧的喀什噶尔，根本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他是谁。当然，当地的“掰着手指就能数过来”那几个外国人组成的社交圈立即接纳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
斯文·赫定抵达时，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当中，最有影响的是俄国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荷兰的传教士亨德里克斯，最危险的是波兰亡命徒伊格纳提耶夫。而赫定在亲身交往中则发现，和他最有共同语言的是英国职业军人扬哈斯本，最默契的却是一个英国青年马嘎特尼。
其实，仅就在喀什噶尔的经历，他们每个人都能写出一部生动曲折的大书来。彼得罗夫斯基曾任俄国国会的议员，赫定称他是“喀什噶尔最有势力的人”，当地的居民把他叫作“新察合台汗”①，他的领事馆驻扎着一支由两名军官统带的、有四十五名哥萨克精兵组成的队伍，这就足够在中亚的任何城市撤换或扶植一个代言人了。那个伦勃朗的同乡——荷兰的“传教士”亨德里克斯更是个谜中之谜。他凭着别人的施舍在异乡喀什噶尔消磨了半生，全部的工作就是私自酿酒和对着空旷的四壁布道。就这样，他也能乐不思蜀。他肯定是在躲避着什么——很可能是在躲避自己的良心。而那个波兰人伊格纳提耶夫更是个人物。他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但却随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只要他走进一个房间，屋里的人如果不是他的朋友，他就会觉得喘不上气来。他并不想掩饰自己的两个迥然不同的身份——这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革命志士和杀人犯，他并不讳言自己曾在祖国杀了一个俄国牧师，因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又成为逃犯。但他竟能受到俄国总领事的庇护！英国职业军人扬哈斯本出生在一个高级军官和中亚探险家的双重家庭里，他一生也一直交替使用着这双重身份。他有一个在中国更知名的中文名字——荣赫鹏，而荣赫鹏其人在英国侵据西藏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了。青年马嘎特尼就更有意思了。他的中国名字叫马继业，1890年来喀什噶尔时年仅二十四岁，几乎和赫定同岁②，这就是他们互相比较容易了解的前提。他的父亲是英国来华的传教士，苏格兰人；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因太平天国崛起带来的社会大移位，所以在年仅十几岁时就嫁给了一个外国人，所以马嘎特尼的母语就是汉语。十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南京，直到他的英国父亲以大清驻英使馆的译员身份返回伦敦。
1890年12月底，赫定在异乡最大的消遣就是到扬哈斯本和马嘎特尼的住地去看望他们，他们就暂住在喀什噶尔城墙前面的秦尼巴克（意为“中国花园”），那时他们并未赁屋而居，而是在开阔地上搭了一顶豪华的帐篷。赫定在成名作《穿越亚洲》和自传《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里，深情地记叙了自己与马嘎特尼等的交往，并说：“我在这两个和蔼可亲的英国人那里度过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夜晚。”
1891年1月，赫定离此返乡了，不久扬哈斯班也经帕米尔回到英属印度。只有那个英中混血的青年马嘎特尼——马继业留在了喀什噶尔，他是在扬哈斯本的竭力劝说下留守在这地角天涯的。他刚在喀什噶尔定居时，处处受到对手彼得罗夫斯基的挤兑，那时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噶尔已驻守了八年以上③，是俄国沙皇钦命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根本就没把这个英国毛头小子看在眼里，他们每周都出席相同的社交集会，但在两年间他未与马嘎特尼讲一句话。更尴尬的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马嘎特尼的地位含糊不清，在最初的十九年间，他的身份只是“英国驻克什米尔公使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也许大清帝国只是为了抵消俄国的势力，才容忍他的存在），1909年他才成为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1912年升格为总领事。就这样，他以今天也十分罕见的敬业精神，在喀什噶尔这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斯文·赫定语），也远离父母双方家乡的地方一住就是二十八年！
最初，马嘎特尼挽留被革除教籍的荷兰神父亨德里克斯同住在秦尼巴克。直到1898年，神父才不得不择屋另居。那一年，马嘎特尼获准赴英国本土度假，返回时带来了新婚的妻子，秦尼巴克有了第一任女主人。在妻子的陪伴下，哪怕只是为了表示大英帝国在中亚的存在，马嘎特尼苦守着这冷衙闲差，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华年，像旋转舞台上的固定道具。凯瑟琳·波尔兰德④，这位在英国土生土长的、远嫁异域的“小家碧玉”，竟成了秦尼巴克——英国领事馆十七年间生活的见证人，并以细腻、温馨的笔调，写下了西域探险史上的名作——《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