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心情热切的孩子里，有一个和王祖炯的情况有点类似，他叫毛国胜。当年，由于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毛国胜报名去新疆也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父亲是开钱庄的，定性为官僚资本家，1950年“镇反运动”时被捕，不明不白死在狱中。母亲后来受到牵连被抓走关押。出于爱好和特长，毛国胜本来的选择是报考美术学院，但在拿了准考证以后却没有去考，考试应该是在8月15号，他在8月20日那天登上火车去新疆了。
毛国胜高中毕业前，有个很器重他的老师对他说：“如果你的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你会心服口服；但是在年级里你是拔尖的，一旦考不上会很受打击。根据现在的形势，你应当有个心理准备，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不会被录取的。”
这应该是毛国胜选择去支边的最主要的动因。1963年的时候，上上下下阶级斗争的这根弦已经绷得很紧了，借用后来时髦的话讲，那叫“山雨欲来风满楼”。风向已经很明显了，但凡出身不怎么样的人自然会对此更加的敏感。
一身军装意味着无上光荣
在新疆阿克苏附近的阿拉尔市，原来的农一师师部大礼堂，是一座仿苏式的土灰色建筑，时代特征明显。现在除了演出的台子依旧没变之外，有点像一座空置多年的高大厂房，而里面开辟成了“三五九旅纪念馆”。
陈列的各式展品，大都是从团场老战士、老职工中间征集来的实物，包括各个年代的生产生活用品，大到农机具，小到缸子鞋子之类。昔日的支边青年何百成热情地做起了讲解，他指着架子上说：“你看，这是给我们发的军装，都是这样的军帽。这个有帽徽就不对了，当时没有帽徽，没有领章，但确实是这样的军装。所以都说我们像军人又不是军人。”
式样如此朴素的军装，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照毛国胜的说法，动员报名时讲得很清楚，你去新疆就能穿上军装。这有很大的吸引力，被录取的人基本上就认为自己是去当兵的，是军人了。
安康去新疆的时候十六岁，个子还没长成。录取后，他欢欢喜喜地领回来军装，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马上就穿起来。军装已经是最小号的，但袖子还是长过他的手指，穿到身上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精神。
他家住在三楼，二楼有个比他大一点的女孩子，从小一起玩儿的，她看见安康在那儿穿着军装走来走去，试来试去，就忍不住跑来说：“哎呀，你怎么穿这么长的衣服呢？”安康刚一脱下来，她就自告奋勇把军装抱走了，边走边说：“我帮你改改！”安康赶紧追上去说：“不用不用，能穿！”女孩子说：“别担心，一改好就给你送来！”安康确实有点担心刚到手的新军装会不翼而飞。
结果，女孩子很细心地把袖子弄短一点，按原样细细地缝好，再给烫平。为这，她一晚上没合眼。明明是别人的军装，把她激动成什么样子？激动得她也想去了，特别羡慕。羡慕的结果呢，安康八月份走的，这个女孩子没来得及赶上同一批，但紧接着十月份也去了。
只是新疆太大，安康分到南疆，她分到北疆，相距太远，一直都没碰到。许多年以后，他们各自都已经退休回到上海，大家聚会在一起，安康一下子遇见了她，才知道她也去了新疆。这个女孩子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如果考大学也是很有机会的。聚会时，安康问她：“你不是开始没报名吗？为什么后来也去了？”她笑道：“别说啦，还不是因为羡慕死你那套军装啊！”
可以想见，因为向往穿军装而决意去兵团支边的年轻人，一定不会太少，像安康和这个邻家女孩就都是这样的动因。
老军垦赵国胜从团场领导做到了农一师副师长，对当时一些政策他是清楚的，他证实，为了鼓励上海青年进疆，确实按解放军的一些待遇，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黄军装，他们不少人就是这样来的。
在时光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对他们的走访过程中，许多人都会把珍藏的黑白照片找出来，其中往往会有刚穿上新军装带着喜悦表情的留影。一身军装，尽管并没有领章帽徽，和今天的军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意味着无上的荣光。
那时候，照相对普通市民来说是件大事。在出发前紧张而兴奋的日子里，很多人喜欢穿上军装专门去照相馆拍照留念。一时间为数不多的照相馆门里门外都排起了队。可是，这些年轻的男女在那自豪的一刻，有谁真的清楚未来的目的地是个什么样子？有谁真的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什么样的使命正在等待着他们？
安置社会青年支援边疆去
整个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的狂热之后，饥荒和萧条接踵而至，于是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国家决策层着手“精简”城市人口，为的是减轻粮食供给和就业的压力。四年间，据称全国动员了上百万城市青年下乡。其中的主体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没有就业门路的市民子女，又统称为“社会青年”。据官方统计，1963到1965的三年间，上海市需要安置的社会青年共有二十九万一千七百人。
当时政府考虑的是，要把这些人动员到边疆去。社会青年们也恰恰都迫切地希望找到工作，希望有个去处。应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没有机会升学和就业的，也即将成为社会青年，同样可以去支边。至于升学，当时考不上大学的有各种原因，像家庭成分不好的，一般难以考取大学。
所以去的时候，大部分人是热情高涨，当然也有人不是很情愿的。真的说决心到那个地方去干革命，献出青春，屯垦戍边，这样的也不是占很多，大部分人可以说还是懵懵懂懂。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到那个地方有份正式工作。因为老在家待着看不到希望，家里一般又都不富裕，社会青年的那个日子也不是好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固然偏远，但生产建设兵团这样一个既像军队，又吃商品粮的大单位，应当是个很光荣的去向了。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开动员会的时候干部们明确讲了：“你们去，三年以后可以回来。”对于这个概念，不知道是不是理解上有误差，“三年以后可以回来”，这个回来是探亲还是怎样？那时候都年轻，普遍想当然地觉得反正是当兵，当满三年就回来了。
欧阳琏当年从上海的向明中学毕业，先是到四川下乡，经历过三年饥荒，深知在大田务农的艰辛。1964年他报名支边的时候，已经属于大龄社会青年，确实是因为家庭贫穷，无法待在上海生活了。从乡下回来以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些书拿到旧书店去卖，人家看了看，不收。因为困难时期，买旧书的人也少。没办法，他垂着头从老西门那边回来，就在巷子口，看见有收废品的，把那些书卖废品了，人家用长杆的秤一称，给了两毛钱。当时他想买一斤切面，可那要二毛一分钱，他手上只有这两毛钱，想买一斤切面都不够。
欧阳琏是高中毕业又下乡，年龄不小了，像他这样已经有社会经历的人，知道西部边疆不会像宣传上说的那么好，不可能是“拿牛奶当茶喝”，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这种事。但是他想想，也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了。
尽管上海的就业情况不令人乐观，但是新疆呢，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看，毕竟太遥远了。在一些人的意识里，那里是让人联想起大漠和边关的地方。
安康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文化人，他对执意要去新疆的儿子没有采取生硬的办法，没有训也没有骂，就是跟他讲一些故事，都是很有用心的，只不过在年少的安康听来有些稀奇古怪。比如讲唐代边塞诗里的东西，轮台啦、西域啦、发配啦、边关啦，风沙很大，荒无人烟等等。安康的父亲引用古诗文循循善诱地跟儿子讲，那边的生存条件很恶劣，信息又闭塞，待久了会很苦闷、很想家的，你是不是考虑考虑先不要去了吧。或者等你长成人以后，学好了专业知识，再去实现这些抱负也不晚吧。
这些话对安康起作用了吗？不但没起到预期的作用，大抵还都是反作用。安康在那个年代所受的革命教育，使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思想保守落后，反而更坚定了他走上支边之路的决心。
在另一户人家，没有谁耐心地给年轻的毛国胜细述这些，他那个剥削阶级的父亲要是还在，肯定也是思想很保守很落后，但是父亲早已经被镇压了。那么新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毕竟爱看书，读过一些相关的书，所以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边以前曾经是充军的地方，直到近代林则徐因为触怒朝廷还被贬到那边，所以可想而知是艰苦的。
那时候高中毕业的杨清良虽然不到二十岁，但已经是基层团组织的干部，积极分子。在他的印象里，上面下发的文件精神是，把动员去新疆作为当前安置社会青年的一项主要任务，可以说这是下了命令。而掌握的一项政策是，如果谁没有特殊理由不去的话，八年之内不得安排招工。
上面派下来的指标，具体到每个街道里弄或居委会必须动员多少人，都有名单。然后居委会的人到各家各户去做工作，主要是针对那些符合条件但不主动报名的人。先是积极鼓动，不行的话就讲明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支边，不去就没有工作。在当时，没有分配工作几乎就意味着没有了前途。
杨清良既属于被动员的对象，他本人也参与了动员的工作。他记得那时候街道和里弄的组织很到位，谁谁家的孩子，哪个孩子，都有名单在册。所以某个家长如果态度不积极、不配合，那么你把孩子的思想做通了再去上班，做不通你就不要上班。有的家庭是要做通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思想，有的长辈在乡下，还会跑到乡下去一一地做工作。具体到个人，组织上都给你做工作了，周围的人都看着你呢，谁也不能在这样一个政治任务面前做个落后分子了。
1963年的9月，十六岁的余加安在街道干部的上门耐心动员下，报名进疆。和一些同学相比，他的家庭条件不错，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所以父亲起初没有被说服，但是单位里的组织和领导给他施加了一点压力，做思想工作吧。他父亲还是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后来干脆就下来一个通知，一看是“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余加安同志已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光荣录取。特此通知。”爹妈一看傻了，知道再不同意也不行了。
杨清良在参与动员中接触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青年有点小毛病，比如给派出所拘留过，或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良记录，那么也得去支边。不去，就送你去；你要是赶快自己去报名，那最好，给你戴上大红花，以前的也不予追究了。
像安康家住的那一片里弄，后来受到上海市委的表扬，就是因为一下子动员了那么多人走。只要报名一个，马上就往家里送来喜报，敲锣打鼓地送，往这家送，往那家送。直接的效果是，左邻右舍都围过来看喜报，一派热闹喜气的景象。
就等着那出发的一声长鸣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无论时光过去了多少年，他们当中没有谁会忘记这一天。
安康和同学们先到师大附中集合，之后排好队，一路唱着歌步行前往火车站。路上的人都停下来好奇地看他们，他们感觉特别骄傲，歌声唱得更加嘹亮，步子迈得更加带劲儿。
自古儿行千里母担忧，在那些激昂热烈的场面背后，有谁知道多少父母的忧心与牵挂？按照当年严格的户籍制度，父母不得不面对的，将是从此与儿女天各一方。
姜步宏是把户口本偷出来跑到派出所的，交一分钱盖了个章子。等通知书送到家，父母亲才知道。临走的前一天，妈妈抱着少年的他睡了一晚上。
出发前夜，余加安在睡梦中觉得似乎下雨了，梦见雨水打到脸上，醒来一看，母亲坐在边上，眼泪不住地往下落……
自从王祖炯的父亲被抓走关押，大哥离开上海，大姐也走了，母亲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送远行的孩子到后门口，怕是不想把难过的场面留到火车站。孩子一走，她在家里什么样子，孩子不知道。一直到母亲去世，很多次王祖炯离开上海远去，母亲从来都只送到家门口。
李梦桃的家在浦东那边，当时过黄浦江是用渡船。他站在船尾离开浦东岸边的时候，远远地看着妈妈身体软软地倒下去，他并不知道母亲是哭晕过去了。
这样的一幕也深深印在安康的心里。火车一开，坐在车窗里只顾兴奋挥手的他，忽然看到母亲在站台上无力地倒下。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还不大懂得离别的忧伤。
这些黄浦江畔的少年与青年们，怀揣着自己的兵团“录取通知书”，当列车驶离站台，便一路高歌向前：“车轮滚滚飞转，汽笛呜拉响，告别英雄的南京路，告别汹涌的黄浦江……”
当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在上海的一次动员大会上提高嗓门说：“新疆这个地方第一是大，第二是好，所以是又大又好！”
回沪支边青年报告团的代表也动情地宣讲：“我们到新疆参加农业建设，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小材大用！”从那遥远的地方发出了召唤，这许许多多年轻的心再也难以平静。不管他们各自的背景身世有多么的不同，不管他们面对着多少双亲人的泪眼，他们已经义无反顾地转身，个个如同弦上之箭，就等着出发的列车那一声长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