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我来部队第二年，即听到了叔父肖学太被枪决的消息，我当时十分震惊。我和肖哲明内心不明白，为什么国民党要处决他时，南京的地下党组织了上千人通过各种渠道去营救；而革命成功了，他又被共产党枪决了。早知这样，他们当初何必化那么大的代价去营救，还不如让国民党镇压掉算了。
为此，肖哲明被下放八年。
我也受牵连。如果没有我的婚姻作保护，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从“社教”开始，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和肖哲明当兵时都在宁乡乡下。肖哲明的姐姐肖念慈当时已参军到长沙的部队里。她写信给我俩让我们当兵。叫我们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走，就一定要走。
我告别了祖母和姐姐，与肖哲明一起，背着一个蓝布包就出发了。我俩年龄相差就几个月，当时都才十四岁。体重也只相差两公斤，我四十公斤，肖哲明三十八公斤，我俩怕体重不够，在衣服和裤子口袋里都装了石头和铁块。但由于装得太多，在体检时被发现了。大家都笑话我们。我是姐姐，胆子大一些，就说，我们是为了革命才这样做的。也因为我的这句话，征兵的人微笑着让我俩过了体检关。
我俩一起被分到了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我在师机关，肖哲明到了文工队，当时二十六师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以及部分起义的国民党军官有家属外，其余的全是光棍。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六师文工队与二十二兵团文工团合并，肖哲明到了兵团文工团，演奏曼陀铃和小提琴。从那以后，姐妹俩才分开了。肖哲明一心钻研艺术，到全疆各部队去演出，而我面对的却是婚姻问题。我们是五一年六月上旬到的呼图壁，学习了三个月，但当年只要年满十八岁的基本上都结婚了。我们几个年龄小的也害怕，怕我们这么小就要让结婚。婚没有让结，但谁跟谁大多数已指定了。
入伍当年，有一次师政委鱼正东碰上我，寒暄了几句，就问，小鬼，你父母在干啥？家里是什么出身呀？
首长，我爸是国民党军队的空军上尉，母亲一直持家，四九年，他们去了台湾，临走时写过一封信给我和姐姐，从此再无消息。家里原是中农，后来划成富农，最后划成了地主。我们家是个大家庭，连叔叔伯伯共有三十多口人，就四十来亩地。
哦，你爸是空军呀，可没有少轰炸我们呀！你这种情况，小鬼呀，我到时一定给你找一个出身好，根子硬的对象。鱼政委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
我的脸马上红了。我羞涩地一边跑一边说，我不要对象，我还小！然后又认真地说，我爸当初当空军时，是去炸日本鬼子的，他参加过抗战！
我的话引得政委哈哈大笑，说，你小，你总会长大的嘛，至于你爸爸嘛，他至少有一半是英雄。
我以为政委是师里首长，哪有功夫琢磨着跟人家作媒呢，他只是跟我开开玩笑罢了，没想他真把这事放在了心上。
第二年鱼政委和机关的人一起在地里拾棉花，招手让我过去，我挎着拾棉花的红柳筐子，甩着两条长辫子，就跑过去了。向政委问了好，就问，首长找我有事呀？
肯定有事的，我去年跟你说过要为你物色一个对象，现在已有眉目了。小伙子精干得很，想不想见见人家呀。
我的脸又红了，连连说，首长，我真不想找对象，我真不想找！
是不是有对象啰？
嗯……是的。我撒了个谎。
难怪不要我介绍的，说一说他的情况。
他二十岁左右，他找过我，我还没答应，不过，我觉得我们年龄挺般配的。
真是个小娃娃，他二十岁左右懂什么？你什么都不需要，你需要一个政治上可保护你的人！找你的那个小伙子，你不要答应啊。我也给你介绍个年轻的，不但年轻，出身还好，相貌堂堂，包你喜欢。
我能感觉鱼政委确实是在关心我。父亲抛弃故乡和女儿，加之我当兵到新疆一年来的经历，已使十五六岁的我成熟了。我虽然也幻想着浪漫的爱情，但也感觉了找一个子弟兵、找一个出身好的人对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包括后来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个好的出身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以此为价值取向的。还有就是我刚入伍不久，在兵团学习时，有一次就枪毙了八名叛逃国民党军官，我当时害怕得晚上都不敢出门，也是那一次，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以后如果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子弟兵。
所以鱼正东嘱他妻子霍振芳为我说媒，介绍后勤处指导员王富民时，我不好再说什么，因为没有见过人，我只好在心里说，但愿能撞上一个好一点的吧。没想见了王富民，见他年轻力壮，还是比较满意，于是，我就问霍振芳，他年纪多大了，她说他比我大五岁。我就说看起来好像不像这么小的。人家是子弟兵，一路打仗过来的，来这里又成天劳动，怎么也会显老相的。听她这么说，我就不再问什么了。因为我当时已知道，在这情况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得同意。
我后来一打听，知道王富民实际比我大九岁，心里想不通，就去找鱼政委。
首长，你跟霍阿姨一起哄了我。
鱼政委笑着问我，哪里哄了你？
王富民不只比我大五岁，他实际上比我大九岁。
你个小鬼也是，五岁跟九岁有多大差别呢？男的比女的大十岁以内从生理上讲没什么的。何况这个人政治上可靠，个子也高高大大的，品行也好，他的工作能力也许不是很强，但不易犯错误，不管你将来怎样，他都会对你一辈子好的。这点，我可以给你打包票！
听政委这么说，我就默认了。一九五四年，我们结了婚。
虽然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因为都在忙着垦荒造田，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彼此交谈的机会几乎没有，在那个年月，除了劳动，其它的一切似乎都被免除了，所谓的婚姻，也是从“屯垦戍边，稳定边疆”这一政治需要出发的，通俗点说，就是为了让二十万大军有个老婆，生一堆孩子，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下来。还有，王富民是行伍出身，只上过兵团的速成中学，上了不久，上头说，你们都大了，去劳动吧，为你们的儿子创造条件，让你们的儿子来上学吧，就解散了。所以，对于谈情说爱，他也不懂。他脑子里仍和许多农民军人一样，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赶快生几个孩子。所以，彼此也没多少好说的话。我们性格不合，但因为对我在五五、五六、五七年连续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的确，诚如鱼政委所说的，王富民是个可靠的人，在“文革”期间，因为他“根正苗红”，我虽然也到车间干过活，下放到团场劳动过，挨过批斗，但与我本身在那个发了疯的年月里所要受的罪来说，相对而言要小得多。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我应当感谢鱼政委。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有过真正的爱情的人是很少的，所有的爱都被政治生活代替了，所有的生活都被抹上了政治色彩，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向政治看齐，都必须以政治为目标。不管你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不管你是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
那是一个崇高的、追求政治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湖南女兵大多是怀抱着追求理想的愿望来到遥远的新疆的。可是我们到达后，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来解决婚姻问题的。但新疆也的确需要我们。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带来了湖湘文化，我们的子女受其影响，加之我们有文化，好多人是兵团的第一代教师，兵团的孩子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现在你到兵团去，对这一点会有明显的感受。对于我们自己，公正地说，在那个特殊年代，王震将军能不论家庭出身，招纳我们，也是保护了我们，虽然这也许是迫于一种无奈，因为那时候上过学的人，大多是家庭有点经济基础的，而有点经济基础的家庭，则无疑是地主、官僚、商人，至少也是富农。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大一部分都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官僚家庭。新疆地处边远、兵团又是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在这里的政治运动都没有口内闹得厉害，要在口内，我们很多人的命运就不会是这样了。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人际关系要单纯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少得多，而任何政治运动，都包含着个人利益的冲突在内。
对于这一观念，我不知道有多少湖南女兵会认同，但我坚持认为，悲剧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像致人病痛、致人于死地的方式各式各样一样。
但我没有离开这里，即使是有去美国那样的人世繁华地的机会的时候。
早在一九六三年，我父亲通过多方打听，经香港来信，期望有朝一日，我能到他身边。我收到那封信后，害怕得不行，当即就交给组织了。从此与父母又断了音信，直到七十年代末。
一九七二年，父母及弟妹陆陆续续地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八〇年五月，我在大陆唯一的姐姐移民到了美国。我姐姐在我当兵后不久，考上了西北财经学校，毕业后，分到青海工作。姐妹俩经常通信，通过这种方式寻找着内心的依靠。
不久，我也获准去美国探亲，一到美国，家人就要马上为我办移民旧金山的手续，但我婉言拒绝了。我决计要回到新疆来。这令许多人大惑不解，他们说，你在那个地方吃了那么多苦，而你即使要回祖国，也该回宁乡去，那才是你真正的故乡。
而我也只笑了笑，没作任何解释。
我曾从教二十年，可谓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军垦战士。我在内心认为，宁乡的确是我的故乡，但那只是从血缘上而言，我心灵中的故乡永在新疆，因为我为那里付出了一切。而当我在美国，我的故乡就是中国，不管她那时多么贫穷，不管她充满了多少人为的苦难和灾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