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近代中国的新闻事业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起步
工业技术革命成果继续向全球推广，中国、日本等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民族危机空前加重，挽救危亡成为历史的主题。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开始起步。
19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的时代。近代报纸成为新闻传播的主流媒体，这是一个报业王国的“新闻纸”时代，西方报纸已进入廉价报纸时代。而中国刚刚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进程中，以政论报纸为主的新闻事业开始起步。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市场被英国用武力打开。从此，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也开始了“被动”状态下进入世界历史潮流的“近代社会”。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的道路。尽管如此，随着洋枪洋炮、火车、轮船、邮电、冶金、采煤、机器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中国人眼里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世纪前叶，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活动，已经把工业社会的近代报纸移植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他们以传教为目的，采取出版、教育、创办医院等方式进行“文化传教”。办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手段。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其内容有教义，有言论，也有新闻。这是我国现代报刊的开始，也是外报创始时期。从此，传教士报纸登上中国社会历史舞台，他们用自己的笔，用西方人的观念，用报刊为载体，竭力引导并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思想，从而给中国民众和社会，给中国的新闻事业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新闻活动，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传教士报刊的编辑们大多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国情，并注意运用“本土化”方式融入中国当地的民情和文化。
虔诚的传教士们都是首先从宗教活动的需要出发来创办报刊的，并利用报刊宣传宗教思想，这是19世纪30年代以前传教士办报思想的核心所在。而到郭士立在1833年8月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已完全改变了以前传教士报刊以宣传宗教为主、传播科学知识为辅的办报思想，而形成了全力宣传西方文明的优越论，以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作为新的办报思想。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它具有以下特色：一是重视言论，开辟言论专栏；二是重视新闻，有新闻专栏；三是在宣传科学文化知识上占了主要地位；四是在办报业务上出现了语言的改变，语言追求精辟，文章短小，有了目录，且栏目固定。
这一时期传教士所创办的报纸，都有开发民智观念与传播西方文明的意识。米怜在谈到《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办报旨趣时，认为知识、科学与宗教本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报者，相沿迄今两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无懈，庶几能挽回万一耳。”（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米怜等人希望用宗教宣传来唤起中国人的智力，事实上并未做到。中国知识界普遍注重民智启发，尚要等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但是，在他们传播的近代文明观念的潜移默化之下，首先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开明人士的觉醒。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报刊更为明确地强调“开民智”“广见闻”方面的作用，宗教内容进一步减少，转而以时事政治、文化科学知识为主。
1853年8月1日创刊的《遐迩贯珍》，已经明确其出版意图为：“非为借此以邀利也。盖欲人人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无非为华夏之格物致知之一助。”该报每期新闻报道与评论就占到三分之二的篇幅，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报纸，并具备了“新闻纸”的性质。
1857年创办的《六合丛谈》也称：“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篇，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是以琐言皆登诸记载，异事不雍于流传也。”大量的时事报道，打开了中国人闭塞的耳目，而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有关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的介绍，对中国人来说，更是闻所未闻、不可想象的新闻。这一切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并有助于中国人应用这些新的知识和思想分析、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更深层的意义是改变了中国一些优秀知识分子的认知图式，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1861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上海新报》是近代来华的外国人在中国大陆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中文综合性报纸。该报突出新闻性和时效性，设立了世界各地新闻、中国问题讨论、百姓社会生活、香港近事编录等新闻栏目，使得报纸新闻媒介的属性得到回归和发扬。该报还扩大版面，采用了对折、两面印刷的报纸印刷形式。
林乐知大力推广西学，尤其注重世界上新学说的介绍，为维新变法人士提供了获取新知的渠道；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他注重评说和时评，大量传播新识、新思；他还大力鼓吹变法，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变法主张，在康梁等维新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所创办的《万国公报》等报纸推动了“新闻纸”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产生。他将言论、出版自由等西方近代报刊的观念引入中国，将西方报刊的形式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古代雏形报纸保守、陈旧的老面孔。
1890年7月，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他将《时报》当做向中国读者宣传变法新主张的阵地，呼吁中国必须改革，并发表多次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他翻译的《百年一觉》，出版的《欧洲八帝记》《地球一百名人传》，宣扬个人及其成就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他于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被梁启超誉为“西史第一书”。
李提摩太在政治、外交、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创建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不仅参与了戊戌变法，并且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领袖。
从1815年到1898年的八十多年时间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180种中外文报刊，将本国的新闻传播理念和报刊思想融汇其中。中国民众正是从此时开始，接触并了解到近代报刊的形式、功能，以及系统的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知识。这些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为中国近代的新闻之路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同时，也是在接触这些报纸的过程中，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报人。
中国的新闻事业从此告别了滞后于世界潮流的历程，重新进入追逐世界潮流的轨道。
中国人创办政治报刊的高潮
真正的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报纸是《沙架免度新录》，也是世界上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它于1856年由广东籍华侨司徒源创办于美国加州的华侨聚居地萨克拉门托（当时中译“沙架免度”）。
中国人在本土自办的第一份报纸是《昭文新报》，由艾小梅于1873年8月创办于汉口，初为日报，后改为五日刊，内容以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样式仿香港、上海之式而作，不及一年便停刊。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每一次大的政治事件或运动，都带来一次中国报刊的繁荣，也确立了政治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的主导地位。
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具有实业救国意义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我国最早一批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报刊随之兴起。洋务派报刊的最早代表是王韬、郑观应等人。他们多是西化了的爱国知识分子，有的兼有买办和官员的身份；他们的报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张向西方学习；个别报纸对洋务运动本身弊端也有所批评，主张进行政治、文化改革；这些报刊大多在租界出版，处境艰难，主要限于上海、广州、汉口等早期的大城市。
1868年5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译员，在中国的28年里，他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专门性的科普杂志《格致汇编》，近代中国第一所科普学校格致书院，以及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室”。他翻译了《国富须知》《代数术》等21种自然科学书籍，《汽机新制》等16种工程技术书籍，《防海新论》等11种军事书籍，《佐治刍言》等6种社会科学书籍，此外还有一批工具书和图册。
作为科普先驱、译书巨擘，傅兰雅传播西学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方式之多，同时代无人可比。他认识到了解西方科学知识将有益于中国，倾尽毕生精力翻译西方著作，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社会，起到了打破异域文化之间壁垒、打开中国人看世界的通道的作用。
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这是中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纸，王韬也被称为中国第一位报纸政论家。该报一开始就重视报刊言论，创刊不久即在报头每天发《论说》一篇，鼓吹学习西方，宣传变法图强，开中国报刊重视政论的先声。
《循环日报》也重视新闻，每天新闻约占三分之一篇幅，首为“京报选录”，次为“羊城新闻”，三为“中外新闻”，间刊短小文艺作品。该报重视把最新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读者，每天发行以小张的中国土纸印刷的“行情纸”，不受版面限制，刊登主报截稿后接到的重要消息。该报还出版“号外”——在当时的华人报界来说，这是一项创举。
王韬对英国《泰晤士报》“人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的地位十分向往。他已经认识到《泰晤士报》受尊敬的原因在于：“西报之办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他对新闻自由充满珍惜与渴望。
1878年王韬发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一文，指出了办报对民众的三大益处：知地方之机宜，知讼狱之曲直，辅教化之不及。正因为天地太过广阔，而变化又是无穷，该报认为只有透过报纸，才能了解这个千变万化的广阔世界。该报不仅表示其内容将包罗万象，而且还进一步提出要透过对上述事物的详尽报道而使之上下之间的讯息得以沟通，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隐恶扬善”与“原原本本务记其详”，是该报向读者标榜的两大办报信条。王韬还希望各报馆主笔能针对时弊，详尽记录、循循善诱并提出警世良言。
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了传播其新思想，促进变法活动的开展，开始创办报纸。自《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于1895年在北京创刊之后，国人自办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形成了中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第一个高潮。
1896年1月12日创刊的“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专门以寻求救国图强的学理为目的。报纸旗帜鲜明地倡导变法维新，发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不能久矣”的警告，明确提出了“明定国是”“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
1896年8月9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合作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主笔。所刊内容主要是政论、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除了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之外，该报还刊登严复、徐勤、麦孟华等人宣传废科举、复民权、设议院等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色彩的一系列文章，受到广泛关注。《时务报》政论一时被群起效仿，被称为“时务文体”。即使放到今天，这些文章也是新闻中的极品——其文章形式灵活自由、炉火纯青；内容大量引入新知识和俗语、外来语；情感充沛，富有感染力和鼓动性。
此外，谭嗣同主持的《湘报》，严复等人创办于天津的《国闻报》等报纸也纷纷兴起。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领袖流亡海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态度日趋保守，与孙中山领导的《民报》发生论战。
《清议报》首创“国闻短评”，开报纸“短评”“时评”之先河，并创用了“记者”“党报”“机关报”等影响至今的新闻语词。
《新民丛报》大量著文向民众介绍世界各国的新知识、新学说、新思想，对后来的新文化思潮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青年毛泽东在“五四”前夕创办的“新民学会”即受其影响。
《新民丛报》评介常涉及西方思想文化，从希腊、罗马到近代英、美等民主民族国家的兴起，涉及人物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培根、笛卡尔，学术内容包括自然、社会科学的各种流派学说，这一切对当时的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和新思想；该报还强化报刊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功能，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报馆使命观点；倡导运用西方理论观点，改革中国的旧史学、旧文学，设“小说”栏，长年刊登《新罗马传奇》等新体文艺创作和译作；另外，该报还大量介绍科技新发明、新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