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围棋是“象化思维”的游戏，因为只有“象化思维”的人才可能发明这种棋类游戏，也只有“象化思维”的人才能够发挥“象化思维”模式，在棋盘上找到对弈成败的奥妙。其实，一个围棋盘就是一个“图像”，棋盘上的“黑白”子就是大脑处理“图像”的点状信息，这就吻合了“象化思维”的“象化性”，还有每一只黑白子虽然只占棋盘上一点的位置，但它在整个棋局上的走势上却影响深远。中国有句古话，“一子之错、满盘皆落索”，句子语意中的遗憾，就正好说明了黑白子，其形虽小，但对局势影响深远。因此，每一只子在“象化思维”中都是一个“象化量”，其中的“象化信息”就是“控制性”——一种只具有“属性”的信息。(史仲文《汉语是这样美丽的》，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史仲文在《汉字是这样美丽的》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烹饪艺术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博大精深，与以上的书画、国剧艺术并称为中华“国粹”。烹饪艺术与后两者不同之处是，这门艺术由民间的普通百姓直接参与，中国二千年的历史积累与不分地域来自大江南北的中国百姓，都参与了烹饪艺术的开发工作。因此，中国百姓创造了极具中国烹饪代表性的“四大菜系”，又形成了“北咸”、“南甜”、“东酸”、“西辣”等不同的地区风格，由此可见中国烹饪艺术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变化多样。
如果我们把中国烹饪艺术与外国的烹饪作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烹饪的突出之处在于选料之多，也就是在动植物方面的取材选择，正如一句形容广东菜选料的俗语：“天上会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上只要背朝天的都吃，水里游的除了潜水艇不吃”。可见，广东菜的食物取材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这不仅在食物的种类上不限，就对象本身的内外部分也都可以成为做菜的材料，就以鸡来说，鸡的五脏六腑可以变成菜式，鸡冠、鸡屁股与鸡爪子也可以成为桌上佳肴，令人大快朵颐。在蔬菜方面，整棵的植物从顶到根也各有吃法。除了选材方面，中国菜采用的调料与佐料也很多，可以造出酸甜咸辣的各种混合美味，再加上为数达四十多种的烹饪方法，蒸、炸、烩、烧、溜、炒、煎、爆等只是其中最常见的八种。最后还有变化多样的“刀法”，讲究的刀法切出不同形状与部分的材料，这令到经不同刀法加工的材料可以与不同调味料混合，再采用不同的烹饪方式而造出与别不同的菜式。(史仲文《汉语是这样美丽的》，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中国菜的主要特色在于“多样选择，组合无穷”，动植物的选材是多样的，基本上没有禁忌限制，同一样的动植物，遍身都是宝，都可以细分出不同的部分成为烹饪的材料，调味与佐料也是一样，种类繁多，煮法多样，不像意大利菜那样，主要以芝士和西红柿酱为主。可以数得出的烹饪手法也有四十种之多，刀法多变，“手段”也变化万千。就拿有汤伴着吃的面食为例，面粉包在外面的有饺子，饺子中的馅料也不止一两种，用面粉造成的面条形状也就更多样化了，有粗的、有细的、有成片状的“刀削面”、有手拈的“面疙瘩”，还有把撕开的“烧饼”放进汤中泡着吃的“泡馍”等，真是数不胜数。
史仲文指出，禅宗的形成和在中土的生息，与东方的“象化思维”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象化思维”的土壤产生了中国式的“禅宗”。
“象化思维”左右着“集体认知”
在人类历史中，民族的名称往往起源自较为远古的历史，也就是在某一个民族形成之后对本民族的命名。命名的方式，不外乎是使用地名、部落名称和民族曾经建立过的国家名称。当人类的群体因为存在着共同的血源、文化或政治利益而自觉大家属于一个整体后，人类的民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于是就以所在地名、部落名称、国家名称或一些与本民族相关的历史名称命名自己的民族。
民族的建立无形之中给这个民族中的每个成员灌输了一个清晰的自我识别标准，不仅增加了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且也令民族成员对其他民族存在着“排他性”。所以，一个民族一旦成立后，这个民族就会保持着原有的个体性，活动在人类的历史中。因为划分不同民族界限的标准，主要是存在着异质性的语言文字、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和血源等，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国家政治的版国可以随时变化，一个国家里面可以容纳数个民族，而一个民族也可以存在于多个国家之中，但是民族内部的共识和民族之间的排他意识，令原有民族的存在得以继续，往往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而改变。因此，自远古人类文明开始到现在，人类的“民族版图”没有像政治版图那样发生过巨大变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变动。“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自从迁入英伦开始，到现在也是英国的主体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昔日的日耳曼人也是现在的“日耳曼民族”。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综合的民族概念，可以作为人类组合多民族来产生一个新民族概念的成功例子，也是惟一一个成功的个案。“中华民族”的名称由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观点里提出，中华民族是结合了在当时大清帝国到后来民国境内的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而成为一个综合的民族概念，后来则扩展到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在这五十六个民族当中，也包括了多个邻国的主体民族，例如现在朝鲜、韩国的“朝鲜族”、越南的“京族”、泰国的“傣族”、缅典的“偭族”、俄罗斯的“俄罗斯族”和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等等。这一个概念自从国父提出后，就得到了国人的广泛认同，直至现在乃至将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都会屹立不倒。因为，这一个概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象化概念”，也就是“象化思维”的产物，“象化概念”是“象化思维”作为“循象而行”的行为准则，而且“象化概念”的趋势只会不断壮大和扩散，而非收缩。
“象化思维”绕过了“量化”的钢铁“定义”，通过“象化思维”的“取象模拟”，认识到“炼钢”的方法，最后模拟了“炼钢”的“属性”而发明出“土法炼钢”。“土法炼钢”毕竟力所能及，于是全国人民就可以“大干”一场了。“象化思维”提出了“大跃进”这个“象化概念”，又以“象化逻辑”推演出“高钢铁产量”是“超英赶美”的“法宝”。作为同样是“象化思维”的百姓，在理解后也就可以朝着这些“象化概念”前进，而且又自发的对“钢铁生产”作出认知。通过“取象模拟”的方式，认识到“土法炼钢”就是“钢铁生产”，一言概之就是“以火烧铁”，之后各式各样的“土法炼钢”就以这种认知为基础，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炉。
上到国家干部，下至工人农民学生都卷进了这一片热潮中。一场闹剧过后，完好的铁器被烧成无用的废铁、树木被砍伐干净、文物被拆毁、水土流失淹没了良田，大量的人力被浪费掉……综观世界人类史，只有“象化思维”作出的“异想”才会导演出这样的事件，也只有在集体中每一个成员都同时具备相同的思维模式，才可能发生如此的集体行为。
思维的演进长路漫漫
当日语引入了汉字的使用后，日语通过汉字的表意功能，可以如同汉语一样组合出新的词语，汉语所具有的造词功能，在日语中也以汉字的方式同样具备了这个优势，而且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语意完全独立于读音之外，所以汉字词语一旦创造后，就可以被所有汉字使用者共享使用。虽然各地的语言在语法、语序、语感使用上因地而异，但是只要选择适合本语言使用习惯的汉字词语，就可以直接使用和互相沟通，以下就是一部分日本人创造的汉字词语，汉语也已经把它们采用为本身语言的一部分：科学、民主、自由、政治、哲学、权利、责任、共产党、学生、学校、公园、世纪、精神、新闻、重要、普通、贵重、研究、调查、改良、绝对、地震、道路、利害、防潮、防腐、耐火、耐力、液晶、脑死、动力炉、电车、电话、案件、暗号、媒介、物理、化学、分泌、中毒、中心、治安、着手、分裂、清洁……
人类文明的演进归根到底就是思维能力的进化，文明的进步程度并非单纯的与工业水平成正比，说得一针见血点，就是文明的进步建立在“认知水平”的提升上，要论这“认知水平”的高低，我们又要回到思维模式上。思维模式与思维工具决定了认知能力，但要在同等的思维模式下提高认知能力，这就取决于“思维工具”的使用。这样，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又成为了一部“思维工具”的进化史。
语言文字作为思维工具，导致了不同思维模式的产生，思维模式进而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形态，而一个民族的集体行为就创造了属于这个民族的文明。但是，当思维模式形成后，它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思维工具，因为思维工具正如顾名思义所指的，它只是一种被动的工具，使用这种工具的方式却是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完全具备了思维的主动性。因此，思维模式也可以选择其他形式的工具来满足思维模式的认知需要。于是，在新思维工具的使用下，思维的认知能力也可以随之而得到提高，“量化思维”就是一种这样的外向型思维模式，最后，思维工具也影响到文明的发展。总的来说，思维工具与文明的水平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中国的先民因为使用的语言——汉语，而发展出“汉字”，汉字也形成了“象化思维”模式，中华文明也在“象化思维”的哺育下成长。这就是中华文明能够提早起步，成为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屹立在世界文明之林而不倒的原因。“汉字”作为思维工具，启迪了中华先民的“民智”，使民智“早开”，而且汉字提供的“象化思维”蓬勃的生机，所以虽然古老但却不早逝，使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直至现代。要说到这种“象化思维”的蓬勃生机来自哪里，我们就要看一下究竟汉字作为思维工具，能够令“象化思维”模式发展出什么内容，而“象化思维”模式也“专一”的以汉字作为工具，因为“象化思维”的基本元素——“象化概念”，通过汉字来表记就足够了，也再合适不过，而且对“象化概念”也不需要任何的“确定性”，因此免去了“实验”的过程，思维操作也就不会受到客观环境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象化思维”的一切操作只需要发生在思维层面就足够。所以，汉字也就可以忠实不二的服务于“象化思维”模式。
从以上的思维方式可以发现，其中的认知模式和汉字组合性而组成的“烹调模式”，完全建立于经验与尝试上，经验的积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但是经验主义却是人类最原始的技术发展手段。因此，在完全掌握“量化”认知的手段和数学符号之前，人类的技术进步就表现得相当的缓慢，但当掌握到西方式的科学方法后，“量化”认知就可以令人类跳过经验尝试而直达解决问题的核心，最后人类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就越来越快了。
总而言之，中国“四大发明”是在现有条件和“象化思维”所熟悉的领域内发展起来的技术，但从来就没有涉足到“量化思维”的技术领域，这就是对对象作“量化”认知并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不过，无可否认“象化思维”模式对中国技术文明乃至综合文明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思维模式的背后就是“汉字”作为思维工具的贡献，“汉字”的产生带动了文明的先机。但是，“汉字”自始至终都是传统中国思维中惟一的思维工具。
警惕“原始思维”的顽固性
“原始思维”也存在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中，虽然不是主要的思维操作，但可以成为主要思维的补充。除此之外，人类还有一种“宿命观”，这种“宿命”观念在“象化思维”的社会中较为明显，但是西方社会也有这种观念。对于普遍的“宿命”观念，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接触得到，有时是听到别人有这种想法，有时连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这种普遍的“宿命观”在没有宗教思想影响的情况下，也是个人会自然产生的想法。
因为这是“原始思维”的思维模式，“模拟”操作是造成这种想法的思维方式。“过去”的事情如何发生，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形式，以“过去”的“属性”作为认知根据，对“将来”作出认知了解，总结出“将来”会通过自我人生而受到“过去”的影响，或“将来”与“过去”以“互属性”的方式而融为一体，这就是既定的“宿命”，这种普遍的想法也算是一种“原始思维”造成的迷信思想。
思维对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只要“互属性”或“代表性”关系在“原始思维”中成立的话，以这种思维为基础的行为就具有了一定的可行性。所以作为现代人，就算在掌握一定物理知识的情况下，有时在没有其他可行办法时，也会把解决问题的方式诉诸巫术，哪怕这是一种完全违背现代物理学法则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只要在“原始思维”模式下成立就可以，现代人也就可以接受这种行为。
史仲文指出，如果思维方式不变的话，中国人的行为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也将保留着同样的行为模式，最多只是带上一定现代意义而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