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产品商品化
精神产品的商品化问题，这是新闻产业属性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商品经济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精神产品的商品化是商品经济进入发达阶段不可缺少的条件，任何否定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做法都会限制精神产品的生产、再生产，阻碍全民族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
精神产品商品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我国出现商品交换的初期，就出现了精神产品的买卖。庄子《逍遥游》中有“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以百金卖其秘方的故事，这实际就是一次技术交易的过程。千百年来，精神产品在商品化道路上缓慢前进，但它顽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却向人们有力地展示了其背后的强大历史动力。这种动力表现为精神产品本身的内在的冲动和外界社会推进力的综合力量，它绝不会为一时的历史变故和社会观念的相对落后而消失。
具体说，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客观社会根源在于：
第一，精神产品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与其他任何产品一样，凝结着人类脑力和体力的巨大耗费。精神劳动无疑是人类劳动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劳动者通过精神劳动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也具有社会性，具有价值，完全可以作为商品参加社会商品流通。
第二，不仅精神生产在本质上依附于物质生产，而且精神产品从形式上也依赖于物质产品形式。精神产品的生产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料，如办公用品、各类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等，这些物质都要由物质生产部门提供。而物质产品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分工的扩大以及生产经营者的经济独立而变为商品，对某个物质生产者来说，不管是精神生产者还是其他物质生产者，要想获得他的劳动成功，都必须同样地向他提供等价值的商品或劳务。而这种商品交换关系一旦在生产领域得到巩固，就迅速改变了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进一步影响到消费关系。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通过支出自己的货币，购买、消费各种商品和劳务，他们只承认商品交换，难以接受以非商品形式出现的精神产品，在经济行为上则拒绝那种超经济的赏赐、赠与和无偿调拨。因而生产和消费的既有社会方式都客观地决定了流通的形式，要求精神产品能够得到公正和认真的估价，参与社会正常的商品经济活动。
第三，精神生产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也客观地要求精神产品的商品化。（精神产品本身具有商品性，商品化本身就是一种被扭曲基础上的回归。）精神产品如果不能按照价值规律参与社会商品流通，那么，精神产品就不可能摆脱物质基础的纠缠而受制于物质资料，在社会关系上，就表现为精神生产者对物质资料占有者的依附。这显然会大大限制精神生产过程，生产者个人潜力的充分发挥，妨碍生产者的精神自主、自由。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盛行的艺术赞助，实际上只不过是赞助人炫耀自己的一种方式而已，艺术家完全成为他们的附庸；我国清代扬州盐商也大量延致名士，为己所用，实际上也只能在保护艺术的旗号下带来扼杀艺术的后果。可见，如果精神生产者不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就难以从根本上促进精神生产的发展。而正是精神产品商品化能够给精神生产带来经济上的独立，才使精神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最终摆脱物质资料的束缚，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这也是对马克思说的“建立在物的依赖的基础上的独立性”的一种体现。
商品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保证精神生产活动的存在，更重要的还在于给精神产品的扩大再生产部门提供强大的经济后续力。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精神生产部门（主要包括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在经济上或者完全依附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是勉强以收抵支，根本无法进行必要的扩大再生产。文化事业单位在经济上的窘境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一味地强调社会效益，轻视或者忽视经济效益，已成为阻碍文化发展的重要障碍。精神产品的商品化，并在外界社会经济环境得到一定改善的基础上，带动精神生产单位的企业化经营，是繁荣社会精神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
精神生产是以知识精英为主要支撑的产业，如果按照商品规律，本应该是最应获得高价值回报的产业，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新闻界种种“变形”，其根源恰在于此。
第四，精神产品商品化是商品经济社会中，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必然要求。在商品经济中，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有了新的发展，它已不仅仅发生在人和自然客体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在存在着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社会里，产品在使用价值上与生产者发生了异化，生产者并不享受产品，而享受产品的恰恰又不是它的生产者，人的本质力量不仅表现为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加工物质和精神客体，而且社会化地表现在获取别人实践成果的能力上。
因此，在这里，获取别人劳动成果的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本质力量的重要尺度。作为社会总劳动组成部分之一的精神劳动，以及现实地独立于物质资料生产之外的精神生产活动，它不能与自己的对立面——物质生产决裂，它们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正是以商品交换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交换的实现，最终也决定了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的顺利完成。
精神产品商品化的阻碍
精神产品的商品化尽管有如此充分的社会历史动力，但我们知道，这个历史过程并不十分顺畅，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这样，都没有能像物质产品商品化那样得到迅速的深化和泛化。阻碍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人文因素，突出表现在：
其一，人们对精神产品的价值计算仍有不少误解，这带来了制定价格的一系列技术性困难。在价值量计算问题上的困惑，反映了人们对价值本质认识的模糊。这里涉及到这样一连串的问题：精神产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精神产品的价值属性怎样？精神产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
第一个问题已经说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精神产品的价值属性实际上包括价值、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等三个方面。人们至今无法正确确定精神产品价值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混同了价值、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三个不同概念。从而把本来既定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学术价值这两个不定量混淆起来，造成了在计算价值量、确定价格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换句话说，人们在精神产品领域中，把由价值决定的价格，无意中变成由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来决定，从而客观上违背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违背了价值规律。而精神产品的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不可能是一个定值，它们要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永久地受到考察并不断受到重新评估，这样人们就把价格依托在一个虚拟的基础上，从而进一步怀疑准确确定精神产品价格的可能性，否认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客观性。由于在价格计算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人们对精神产品商品化采取了一种怀疑和排斥的态度。
新闻的价值评价，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人们整天在讲新闻价值，但是谁也不清楚新闻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包括学术界在内。这就造成了新闻自身价值的虚无化和漂浮化。新闻的价值被严重地低估了。这从根本上导致了整个行业对优秀人才吸引力的苍白。为什么新闻行业吸引不了当代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像19世纪中国报业大门初开那样，所有最精华的知识分子、革命者都投身于这一行业？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哪一个不是从新闻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的？今天呢？新闻行业人数虽众，队伍看似浩浩荡荡，但却只有虾兵蟹将而已！从人才层次而言，今天的新闻行业与近现代比，不是发展了，而是大大地倒退了！
其二，精神产品流通具有不同于一般物质商品流通的特殊性。一般来说，商品交换的结果是购买者对商品使用价值的独占。马克思指出：“要出售一件东西，唯一需要的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但是，精神产品自身特色决定了其使用价值不可能为某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垄断，在大多数情况下，精神产品会变为人们——不管他是否为该产品支付过什么代价——的共同财富。这样可以无偿使用的产品怎么能成为交易的对象？谁也没有因为呼吸空气而被收费，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困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首先得从观念上解放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所赖以提问的前提是否正确。什么是交换？交换从其本质上讲是人们相互提供、索取等价值量的商品或劳务的活动。
新闻记者为何一度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地位？因为他们确实是在奉献！他们的劳动并未转化为应有的个人财富，于是便显示为一种道德、甚至超道德的假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1）交换过程的结果并不要求一方对另一方使用价值的独占，这种“独占”是物质经济中的特殊现象，不能以此来判别精神产品能否交换。
（2）交换要求双方分别向对方支付等量的价值，但并没有在支付方式上作任何更具体的规定。物物交换或者货币交换从人类全部交换史上来看，并不是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支付形式，相反，在较高的商品交换阶段上，提供和索取往往恰好是相分离的。这在信用发达的物质经济交往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于精神产品有关的交换中，这种分离则更加明显，具有“支付集中”的倾向。其表现有三：
一是在时间上，精神产品的价值具有“时效性”，主要反映在各国所制定的专利法、版权法等上，就是对精神产品所有者凭借产品取得效益规定了一定的时间，过了这个“一定点”，精神产品在法律上就自动失去价值，但使用价值依然存在。
二是在空间上，精神产品价值具有“地域性”。尽管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建立，地域性有着国际化的趋势，但国家民族间精神产品交往的隔阂仍是不容忽视的，其结果是域内交换锱铢必较，而域外的却可无偿取得该精神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
三是在交换当事人上，精神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在两大利益群体，或一方为个人，一方为群体之间进行让渡的。既然这里着眼于群体利益，那么群体内每一个人的利益就有可能在整体利益布点的情况下，存在不同的组合方式。因此，当交换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深入到群体利益内部以后，完全可能表现出价值受授上的布局不平衡性，但这种局部不等价交换是在整体等价交换这一前提之下的，因而并不违背交换的基本法则。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精神产品并不是真的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为人类带来利益的，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使用价值的获得者和价值的支付者之间是分离的，因为这两者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是统一于购买者一极而与精神产品出售者对立的，作为交换过程的两极，他们的利益得失是完全相等的，所以，以精神产品为对象的交换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定。既然如此，那种认为精神产品交换有悖情理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三，精神产品商品化的抗力还来自人们的文化心态，因为精神产品所代表的人类高尚本性与交换所代表的人类世俗本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劳动，它对生产者的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特别由于这种活动反映了人类追求真理、实现自我完善的崇高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因而也必然要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状态发生冲突。既然人们习惯于将经济利益与人的世俗本性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世俗本性与精神生产的距离又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就难以接受在精神生产领域考虑经济利益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人类高尚本性的亵渎，无法容忍。这种思想至今仍根深蒂固地盘踞在许多人的头脑之中，严重阻碍着精神产品的商品化。
其实这种传统观念是十分迂腐的，其所以发生与一个历史错乱有关。那就是物质与精神割裂。反映在哲学上，就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非此即彼”的方法论。反映在伦理上，就是“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美的就是丑的”，“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高尚的就是卑鄙的”。其实，精神和物质需求是人的无法分离的两大基本需求，它们是互为前提的，其自身根本就无法割裂，人正是拿着思维之斧头使之分裂的。
精神产品的价值
精神产品的价值属性是指精神产品具有内储存能量和可释放能量的性质。前者是指精神产品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后者则是精神产品的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认识精神产品的价值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所谓精神产品的价值是指精神产品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精神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也并不仅仅是用于满足生产者自己的精神需要，它需要通过交换而自然流向非生产者，从而实现其本身的真正意义。在此过程中，生产者与其产品的关系外化为他与其他生产者的关系，因而精神产品的价值表现为精神产品的社会属性。
精神产品的使用价值是指精神产品能够满足人们某些方面精神需要的属性。它包括认知价值、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等方面，不同精神产品中三者的组合方式和构成比例都不同。科学理论的认知价值比较大一些，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比较大一些，宗教的伦理价值最为突出，三者互相交融，归根到底是真善美的有机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