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世界上的传播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权在握的传播者：一类是尚未掌握权力的传播者，这两类传播者为了争取传播的优势而互斗。谁占有的受传者越多，谁就可能成为优胜者。历史又证明，某一社会集团一旦成为社会的掌权者，它就有一种可能性，即日益脱离它原先拥有的受传播者而自陷于孤立，这真是残酷的雄辩原理，也是不可战胜的辨证原理。
关键在于，谁占有真理，谁站在人民方面，谁才能永远永立于不败之地。
甘惜分主张，一切公开出版的报纸放到报摊零售，报摊是报纸市场价值的直接检验，办得好，被抢购一空；办得不好，无人问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竞争无力者就被自然淘汰，这是好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自然规律。那些格调低下以奇闻奇事取悦读者的报纸可能会初战获胜，但要相信我们的人民是有鉴别力的，那些低格调报纸终将被历史淘汰，而总揽中外大局又有知识趣味的高雅报纸必将被人民接受。
甘惜分提出，报纸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它和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科学，各种意识形态都密不可分：世界上的事有多么复杂，报纸就有多么复杂，你想用一句话给它定性，这很难。还缺一个最高概括性。甘惜分认为，“报纸是阶级舆论工具”较好。
对新闻媒体脱离人民、远离真相的现象，甘惜分从未停止沉重的反思。他对文革时代以及其前10年间的历史悲剧而痛惜。
“对于人民的心声，我们的报纸和所有媒体反映了多少？说了几句真话？我们的媒体只顾自上而下传达领导意志，何曾反映人民之中的真实情况？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掩盖昔日的错误？！”
“倒是有几位党外人士如梁漱溟、马寅初等，以及党内的勇敢人士像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邓子恢等等，他们以死力谏，心装人民，最后却被当权者残酷迫害。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媒体对人民了解多少？有些记者可能了解一些，但不敢大声呐喊。我们的新闻学可以说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可是我们的记者、编辑有多少人进行严肃的反思？”(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甘惜分一直大声呼吁中国的“民间报纸”。他指出，自然界是多种声音、多种色彩的。艺术是有多种色彩、音律、高低的。单调，就不是自然界，也成不了艺术。人类社会也是同样，无论什么都要求统一，都要一致，那是不行的，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国家要统一，但是国家统一是一回事，思想统一是另一回事。思想上，理论上，语言上，文化上，绝不能强求统一。要强求统一，最后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们在政治上要实行“一国两制”，思想上要实行多种声音。
“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有唯物论，自然也有唯心论。新闻工作者主要是反映人的活动的，人有多么复杂，就要承认新闻工作有多么复杂，生活本身要求多元化。至于学术研究的自由，而更是不能妄加干涉的。”
在晚年，甘惜分把自己的毕生反思留给了后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独立与自由。一个人，一个学者，也需要独立与自由。没有独立与自由，就没有称得上学术的思想。这是我几十年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教训。我到了现在这把年纪，才更深刻地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我从来反对个人的绝对独立与自由，世界上没有绝对独立于自由的个人，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受到社会的制约，我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所以人必须首先尊重祖国，尊重人民，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中之重……但是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特别是学术工作者的独立思考与自由写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需的。独立与自由，发表个人的独特见解是科学繁荣的必由之路……”(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7.2.2多元之思想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社会被不断注入新的内涵。
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思想交流，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的交流，同样迎来新的高潮。
当然，对中国新闻界来说，吸收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是交流的主流。
西方新闻理论、传播理论源源不断汇入中国新闻理论的机体之中，为中国的新闻思想注入新鲜血液，引进了新的参照，吹进了新的风潮。
这实在是当今中国之幸，当今学者之幸，当今新闻人之幸。
我们坚持马列主义，但是我们也越来越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越来越多的主义；我们坚持中国特色，但是我们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和接受外来的多元思想——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幸福的，我们终于得到了思想上的“杂食”权利，终于有了充分的自由，接受多元思想之滋养。
我读过不少西方的新闻学、传播学论著，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可以说，每一本著作，都会给我打开一扇思想的窗口，每一位思想者、探索者的思想结晶，都让我感到敬佩和感激——对一个求知者来说，尽管我无缘认识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但是我内心都把他当作我的老师。即使有些思想和观点，我并不懂，或者并不同意，但是，我依然敬佩和感激他们的探索。
不能不说哈维尔
在我读过的所有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的著作中，哈维尔的《故事与极权主义》给了我最强烈的震撼。尽管他并不是一位新闻学者。哈维尔和昆德拉是捷克斯洛伐克两位著名的世界级思想家。哈维尔还被国民选为国家总统。《纽约时报》在哈维尔离任当天发表的社论指出，13年的总统生涯，“哈维尔没有留下清晰可辨的政治遗产，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品质很重要这种感觉。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然发出诚实的声音，在人们期待的时刻，展示了个人的道德权威。无论是捷克，还是余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哈维尔认为，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使谎言世界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哈维尔组织名为“七七宪章”的异议知识分子反抗团体，喊出“皇帝没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哈维尔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故事与极权主义》，在我所接触过的关于“真实”的文章里，这是最为深刻的一篇。这篇文章，堪称新闻记者认知当今世界的探照灯和警世钟。倾听哈维尔，我对新闻的本质和内涵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我在这里引用的，基本上是他的原文。因为，我实在无法再找出更为精当的语句来转述他那精彩的语言和思想。
“我有一个患严重气喘病的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年。在那里，他受害弥深。因为他的狱友吸烟而他几乎不能呼吸。他换一个无吸烟者牢房的要求都没有人理睬。他的健康，甚而他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胁。一个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那位编辑回答。”（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讲了这个故事，哈维尔开始了引领我们对故事进行思索的旅行。
他首先指出，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报纸需要一个故事。气喘病不是一个故事。死亡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故事……像人类所能记忆的那样长久，死亡从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点。
我们的情况像我的朋友：我们不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没有死亡。我们仅仅有气喘病。为什么必须有人对我们的咳嗽声感兴趣？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写呼吸是多么困难这件事。
我并不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在这里恐怖分子是不是逍遥法外，或者在上层有没有重大的有关腐败的丑闻，或有没有暴力示威或罢工。
令我感到烦恼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这种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并不是社会和谐的一种表达，而是一个危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所有故事的消灭。
几乎每天我都为这种社会沉寂其意义暧昧不清而感到震惊，这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看不见的战争的可见的表达。
我试图揭示我们气喘病的起因和作一些本质的观察。
我试图揭示从世界的这个角落故事的消失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哈维尔说，每一个故事都始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被理解为从一种世界的逻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逻辑——开始于每一个故事从中产生和由此孕育的那些：状态、关系、矛盾。故事当然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互相作用的逻辑，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预先不能互相限制，每一个故事都设想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方式。故事的逻辑与游戏的逻辑相似，一种在已知和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的张力。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将会怎样；从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的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互相接触。
当前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所有真理和权力的中心，一种制度化了的“历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惟一代理人。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惟一的代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
哈维尔指出，显然，极权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同样消失。我记得七十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发生了一个“历史休止”的时期，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哈维尔说，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事件的进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极权主义强权用官僚主义秩序来代替历史的生气勃勃和纷乱繁复，这样有效地窒息了它。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府将时间国有化了。因此，时间遭遇到与其他许多国有化实体相同的命运：它开始枯萎。”
“如我已经说的，革命的精神气质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受幻想、革命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所统治。这个国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支配，这些人声称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仅仅想着他们自己，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形式化了的仪式，它给他们提供一种其内部联系的语言。”（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十分奇怪的是，也只是在目前，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结出重要的果实，显示其深刻的结果。
我们怎样来解释它？哈维尔说，其实问题也很简单。
通过这个时代和这个制度深深的保守本质（在保存的意义上）。它越是从原先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中得到好处，便越是奴隶般地信守所有它的基本原则，这些看上去像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惟一确定的。结果是，通过其无意识的机械的运动，这些原则渐渐演变为畸形的现实。极权主义结构不断地巩固和完善早已变成仅仅服务于赤裸裸的权力的自我保存，但这是最好的保证，那些最初意识形态中的遗传密码将处于活跃状态而不受干扰。那些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因而可能威胁这个自动过程的幻想家已被恪受教条的官僚主义者所取代，他们的确缺乏思想使其成为后期极权主义空洞继续的理想保护人。（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哈维尔说，极权主义虚无化的现象是种子，是早已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期果实之一。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时已经完全成熟，也不是某个疯子将原来设计切除恶性生长的手术刀用来杀害那些健康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