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19世纪80年代的政府对言论出版进行严厉的管制，激进的报纸大多被取缔，而为政府唱赞歌的报纸又不受民众欢迎，于是黄色报纸产生了。当时的彼得堡、莫斯科就是这类报纸的中心。其中著名的有《蜻蜓》《花絮》《闹钟》《消遣》《观众》等，其内容大多是摩登少女、花花公子、轻浮妻子、寻花丈夫，以及杜撰出来的贵族、商人、市民的风流韵事。这类报纸填补了当时报业的空白，迎合了小市民的心理，有着很大的市场。
日本当时影响最大的黄色报纸有《万朝报》和《二六新报》。《万朝报》题为“弊端一斑蓄妾实例”的报道，连载50次，揭露了500个蓄妾的名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关注。《二六新报》也提倡妇女自由歇业，攻击三井财阀及其私生活丑闻，1901年连载“衣冠禽兽岩谷松平”，揭露烟草大王岩谷松平玩弄女佣的丑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以消闲、猎奇为主的黄色新闻风格的报纸。如上海的《游戏报》《关报》《消闲报》《趣报》《采风报》《寓言报》《关林报》《世界繁华报》《春江花月报》《花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闲情报》《娱言报》等，它们有的追求奇、趣、新、怪，有的则以大量篇幅谈“五经”，即吃经、烟经、酒经、嫖经、赌经。
黄色新闻是典型的“感性新闻”。它以煽情为突出特点，以绘声绘色的揭露丑闻或渲染细节来刺激感官，以惊奇、耸动或高度的兴味唤起受众自然的、本能的、原始的情感诉求，对充满低级趣味的事件津津乐道、把玩不已。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的大众趣味，满足了“物质上升时代”人们节奏紧张、精神空虚的社会心理需求。黄色新闻所展示出来的“世界图景”，同样也代表了当时人们普遍的认知水平。
随着受众的“刺激疲劳”，再加上以不偏不倚、无私无畏提供世俗新闻的《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庄重新闻报纸的兴起，黄色新闻思潮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一度趋于平缓。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再度卷土重来。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西方性解放意识的觉醒，新闻界又一次掀起黄色新闻竞赛的小高潮。
“它以庸俗小报为阵地，广泛采用新闻摄影术，更加强调色情内容对吸引受众注意的作用，其程度不亚于19世纪末的黄色风波。”（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吴高福先生的结论，从形式上给这一事物做了概括。
“庸俗小报”最初起源于英国，它以刊登煽情新闻、娱乐休闲性的题材为主，大量运用图片，只有以往普通大众化报纸的一半大小，因而被称为“小报”。小报流行的20世纪20年代也被人称为“庸俗小报时期”。北岩勋爵把1903年创刊的《每日镜报》改成一份煽情的插图小报，成为第一份销量很大的庸俗小报。普利策也曾邀请北岩把《纽约世界报》办成一份象征“20世纪报纸”的小报。
庸俗小报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它们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帮凶”。
当时，为保守派所唾弃的爵士乐在美国普遍流行，在这一被美国新闻史称为“爵士新闻事业”的时代，在庸俗小报的大肆炒作下，无论是卡罗尔宴会上的全裸舞女，还是“老爹”和“水蜜桃”的浪漫史，都成了全美耳熟能详的故事。
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庸俗小报有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上尉在1919年创办的《纽约每日新闻》、赫斯特1924年接手的《每日镜报》、麦克法登出版的《每日写真报》，以及《丹佛邮报》等。
为了争夺市场，刺激销量，这些报纸在黄色新闻上大做文章。《纽约每日新闻》推销报纸的花招是主办选美比赛，在《纽约时报》上用“每天早晨请在《每日新闻画报》（原名）上看纽约最漂亮的姑娘”为标题刊登整版广告。它将读者对象限定为在纽约的外来居民和文化程度偏低的人，以图片为报纸打开销路。1928年1月14日，《纽约每日新闻》的第一版整版就是一条简单的标题和一幅女人坐在电椅上被处死的照片，图片下面是有关那个妇女受刑时令人可怕的反应的细节描述和刑具的图解。
赫斯特接手后的《每日镜报》更是提出“90%的娱乐，10%的新闻”的口号。而《每日写真报》在与《每日镜报》的竞争中采用极端煽情耸人听闻的手段，引发了一场“下流新闻事业”之战：记者以第一人称的笔法写完消息，然后请当事人签名，编辑则加上《我知道谁杀死了我的兄弟》《他打我——我爱他》《我在另外一个女人的爱情生活中度过了36小时》等标题，《每日写真报》很快成了名声最臭的小报。
《丹佛邮报》在20年代丹佛报纸的混战中凭借黄色新闻策略获得成功，它“惯用巨大的红色标题、混乱的排版、高度煽情化的新闻呈现方式，因而赢得了生机勃勃但是不负责任的名声。它的所有者也跟着出了名，人称‘新闻金矿的冷酷开采者’”。
此外，在女性杂志如《真实的故事》《巴黎之夜》《时髦女人》等上面充斥着把女性描写为妖妇或者性奴隶的文字，还大量刊登女性衣着很暴露的照片。
庸俗小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首先在上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晶报》《新世界报》《大世界报》《金刚钻》《福尔摩斯》《时报》等。它们侧重以文化娱乐和新闻、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和新闻图片来招徕社会轰动效应。
在1926到1927年，小报界刮起一阵“妖风”，用彩色纸八开横行的小报，多为三日刊，充斥于市。中国庸俗小报的始作俑者，当属骆元涯编的1926年10月创刊的《荒唐世界》，横四开，内容露骨淫秽。接着有《电灯泡》等。1927年庸俗小报泛滥成灾，用粉红、湖绿、淡青和黄色纸印，报名更是五花八门，《牵丝孽藤》《叽里咕噜》《稀奇古怪》《瞎三话四》《糊里糊涂》《噜里噜苏》《浪漫风流》《字纸篓》《真开心》《七勿搭八》《垃圾马车》《阎罗王》《济公活佛》等，一年中约有百种。
1928年，又出了许多以“情”字为报名的《情天》《情梦》《情绵》《情语》等；1929年又流行“秘密”，如《秘密世界》《秘密西洋镜》《真老秘密》等；1930年5月以后，又一批横报铺天盖地而来，《荒唐门槛》《秘密风潮》《老生活》《两性生活》《荒唐镜》《男女间》《情潮》等。事实上，这些也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一个混乱、荒唐、颓废、不知所措的世界。
20世纪20年代的黄色新闻思潮，在煽情的基础上更强化了对“性”的大力宣扬和鼓动。黄色新闻的色情因素，实际上是在这个时期凸显出来的。
帕特森将《纽约每日新闻》的销量“建筑在大腿上”的说法对此作了形象的诠释。各家报纸使尽浑身解数挖掘所谓堕落女子的故事和性新闻，图片里充斥着暴露的流行服饰和“越轨”画面，使得“性”公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正如威廉·E·洛克滕堡在《繁荣的危机1914~1932》中所说：“关于谈论‘性’的禁忌已经解除了。女性可以自由地谈论‘性压抑’和‘性饥渴’……男人和女人之间也毫不羞怯地说黄色笑话……”
从这样的描述中，我认为这恰恰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这一切何尝不是一种生命力的躁动？人们的内心世界毕竟比以往更为丰富——中国直到80年代以后，才随着互联网的流行进入了这一时期。
20世纪20年代的黄色新闻思潮，其色情化色彩源于这一时期社会思想观念对性压抑、禁欲等传统性观念的反叛与抨击浪潮。这一浪潮与黄色新闻思潮互为动力，转化成这一时期在中青年人之中的性解放运动。人们的道德观念、服饰、行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借助传媒力量，为性开放、性自由正名，正好顺应了这一时期性解放运动的要求。对性的大力宣扬和鼓吹，对色情不厌其烦绘声绘色的描述使黄色新闻能够赢得更广泛的注意力，迎合了部分受众的好奇心。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西方国家走出二战阴影、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精神生活领域也掀起一股浩浩荡荡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在新闻界，一种与传统新闻客观理念截然相反的“新新闻主义”盛极一时。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电视媒体逐步占据新闻传播中心舞台的黄金时期。这些背景，促成了新一轮黄色新闻思潮的波峰期，也赋予了这一时期黄色新闻思潮全新的表征。
二战之后，西方各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到60年代逐渐步入青春期。这批年轻人面对物质和精神这一天平的极度失衡，陷入高度的迷茫之中。
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发起了一场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反叛与抗议的运动，被称为“反主流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大致分为以学生造反为特征的“新左派运动”和以“嬉皮士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反叛运动。他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不妥协主义，反其道而行，拒绝忍受道德习俗的约束，用自己的思想和肉体以逃避现实的方式表示对社会的反叛。“嬉皮士”的精神核心是“干你自己的事，逃离社会去幻游”，希望通过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放荡与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找回在现代社会中丧失的永恒的、原始的情欲和创造力，以摆脱人类陷入的精神危机，以求达到“文化超越”的理想。（这不正是草原文化的又一次张扬吗？）
嬉皮士运动迅速蔓延到欧洲，在欧洲也出现了许多嬉皮士的群居村。在联邦德国，大约有11万个群居村。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市郊，出现了北欧最大的“自由村”，其成员都是青年男女，他们抛弃了一切现代文明的束缚，自由、原始地生活。反主流文化运动根植于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到后期开始走向极端，成为纯粹享乐主义的代名词。反主流文化运动在形式上过于注重反常、走极端路线，在内容上一味追求自我意识、放纵欲望的特点，使人们在精神文化领域内追求刺激、快乐和低级趣味的需求合理化、正常化。
在这种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以色情、淫秽、感官刺激为特征的黄色新闻再一次泛滥起来。
这一时期的新闻界，“新新闻主义”成为新的风潮。
这一风潮肇始于1952年美国纽约人杂志发表的以小说形式写成的新闻报道《影片》，于60年代初形成“新新闻主义理论”并波及西方各国。
程道才在其《西方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实践意义》一文中指出：
“这种理论主张将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联姻，即按照文学创造的方法来写新闻。按照这种写作方法写成的报道，被称为新新闻主义报道。”（程道才《西方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实践意义》，《当代传播》，2003年第4期）
李良荣在《西方新闻事业概论》中总结：
“这些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倾向于作者在自己作品中的卷入。”（李良荣著《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三版）
被客观新闻思潮排除在外的新闻认知主体，终于回到了新闻之中，但是，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新新闻主义崇尚感性，重感觉、重情感，强调用感性去认识事物，在新闻报道中侧重于运用大量刺激性、悬念性语言烘托情感、渲染气氛，繁琐细致地刻画细节和内心世界，甚至为了追求新闻作品的艺术性，制造出“合成人物”，即“把诸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及新闻趣事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
“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感情，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有时这些作家不仅靠打破禁区，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地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50年代到70年代的黄色新闻思潮，首先表现在以《花花公子》为典型代表的色情杂志的风行。《花花公子》诞生之前，以大力宣扬色情为特征的杂志《老爷》等就已经畅销一时了。
1953年《花花公子》第一期诞生，“注定要开辟一个对性的追捧、对享乐的渲染的全新时代——在其中间对折页上刊登了日后大红大紫的女影星玛丽莲·梦露的胴体照片，追求享乐是‘花花公子哲学’的要义”。六七十年代，阅读《花花公子》成为“享受人生”的代名词，到70年代，每期销量达650万册。7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内容与《花花公子》相似的杂志，如《花花女郎》《长廊》《阁楼》等纷纷出炉，有的在色情方面更为“开放”。
这一时期的黄色新闻思潮，还表现在新兴起的电视新闻中。这一时期是西方各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又伴随着各种尖锐的矛盾与社会问题，引发了暴乱、抢劫、纵火、战争、腐败、丑闻等社会动荡。这些暴力对抗、社会动乱被置于电视这一强大的视听媒介上，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力和冲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