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恩格尔”先生，是在二十年前的一个冬天。当时乡上举办一期统计培训班，“恩格尔”先生作为上级单位业务权威，亲临现场进行面对面集中辅导。
原以为“恩格尔”先生腋下夹着公文包，鼻梁上架着高度数眼镜，是一个严谨古板的文弱书生。等到了培训班上才发现，他一不近视，二不带任何资料，取下帽子，脱了大衣，一坐就是一个上午，而且因为授课内容紧密联系农村实际，采用的又是互动式教学方法，期间没有一个溜号的，培训效果很好。
也就是在这次培训班上，我们第一次听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恩格尔系数”。而这个系数又与农村奔小康的标准关系密切，就是说在一个家庭消费结构中，收入越少，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推而广之，国家就越穷。所以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从改变消费结构上做文章。
或许正是因为分析得深入透彻，就有人索性称他“恩格尔”先生，而将其原名塔依尔抛在了脑后。他先是一本正经，连连摇头，说“不敢当，不敢当”，继而哈哈一笑，欣然接受了。
后来我的工作发生变化，和他在一个楼里上班，相互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时候还和他一起走村入户，甚至偶尔住在乡下，一聊就是一个通宵。我就发现，“恩格尔”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尤其在穿戴上方面，冬季和夏天反差很大，判若两人。到了冬季，他就表现出追逐时尚的一面，头戴哥萨克式船型皮帽，脚蹬一双高腰皮靴，而一件款式新颖的大衣总是披在肩上，配之以长长的一条围脖，显得特立独行、潇洒气派；可是到了夏天，则一反常态，不修边幅了。总是一件长袖衫，没见过打领带，裤子皱皱巴巴，鞋子失去原色，因为天生一头卷毛和长时间不刮胡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知识分子。
其实只要仔细一琢磨，就又觉得非常合乎情理。夏天他的工作环境主要是在田间地头，土里来泥里去的，虽说身上脏了，他这个“土专家”的心却和庄户人贴得近了；而冬季就不一样了，大田的劳作均已结束，主要精力都用在业务培训和面授机宜上面，而且因为都是在室内进行，穿戴整齐和时尚一些，也和他为之奋斗的奔小康目标相吻合，以期达到“土洋结合”的示范作用。
如今城里人都抽名烟，特别是一些坐机关的，似乎身上不装一盒名烟，就不能显示自己身份似的。“恩格尔”也抽烟，而且烟瘾不小，一根接一根的，食指和中指都熏黄了。不过他抽的不是名烟，而是地地道道的地产货——莫合烟，劲越大越好，就是乡下人所说的要靠着墙抽的那种。这种烟味冲不说，还火星四溅，他的衬衫布满一个个小洞，就是被烟烧的。我曾问过他，都啥年代了，咋还抽这种烟，他却非常神秘地告诉我是因为怀旧情绪。
这一点很快就在一个农户家里得到印证。那是不久后一个晚上，我们来到一农户家里，打算通过抽样调查，了解一下他家人均收入情况。起先人家不太愿意配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只见“恩格尔”先生不慌不忙掏出烟和纸，卷了一根莫合烟递过去，划一根火柴帮其点燃，然后自己再卷一根美滋滋抽着。原本敷衍的庄户人仿佛突然遇上了朋友似的，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种了多少地，养了多少牲畜，谁看病花了多少钱，卖一头牛又赚了多少钱，一五一十算得头头是道，毫厘不差。临了还不忘缀上一句：“好长时间没有抽过这么硬棒的莫合烟了，过了瘾了。”
除了抽烟，“恩格尔”也喜欢喝点小酒，不过酒量有限，几杯酒下肚之后，话就多得收不住口，弄不好还会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一次周日我去办公室找一个电话号码，碰巧他也在单位加班，于是非要拉我到门口小餐馆喝酒，我就硬着头皮去了。两人一瓶二锅头，几样小菜，一边杂七杂八聊着，一边你一杯我一杯喝着。没想到酒过三巡之后，他就莫名其妙端着酒杯开始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似乎非常伤心，搞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就劝他想开些，或者干脆扶他回办公室，大庭广众的，让熟人碰上了不好看。他却说：“老兄你放心，我把握着分寸，不会出洋相的。”话虽这么说，可就是坐着不动，依旧一边喝一边哭，让我的心里也酸酸的。
实际上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出什么名堂，我就怀疑他有心理压力，只是借酒宣泄一下情绪而已。然而不料想事隔几年之后，我又遇到他哭过一次，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喝酒，而是在一次相当规模的业务大会上。
因为那次会议分管领导出差在外，就临时决定由我主持，轮到“恩格尔”先生安排下一阶段工作，说着说着他就止不住哽咽起来，而且不时站起身向台下鞠躬，意思是拜托各位给他一个面子，尽快把耽误的工作赶上来，否则影响了大局他担当不起，我几次让他坐下来慢慢说，他就是不肯，甚至到后来几乎有点泣不成声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是一项紧急的工作，因为相关数据没有及时汇总上来，招致有关方面不满，这才走此下策，以泪相求。后来，我又调动了工作，从此很少见到“恩格尔”先生。
突然有一天，他却从天而降似的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而且满面春风，谈笑风生，告诉我他现在已经在市里工作，尤其是盼望已久的县级待遇也解决了，言语间不难看出他有多么满足和欣慰。
他是为一个知青同学的工龄计算问题找我来的，因为负责此项业务的同志恰巧去了企业，我就留下电话号码，让他过后电话联系。“恩格尔”先生非常感激，小心翼翼接过纸条揣在怀里。“找时间我做东，叫几个老同事好好聚一聚。”临走时他一再叮嘱说。
然而就此一去，却成了永久的生离死别。当我后来听到他没过几天就突发疾病不治身亡，一下子陷入了悲痛的深渊。特别是当那位知青同学带着我写的纸条，不无惋惜地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不由得睹物生情，感慨万千，一任泪水纵情而流。
永别了，“恩格尔”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