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普世被抢白了一番,又找不出话来反驳,就窝着一肚子气,不吭不哈回了家。他只能生闷气,不敢对儿子说,又找不到地方发泄,第二天就去派出所报了案。然后派出所找了阿兰,没说几句话,就把她放了。第二次又把阿兰叫到派出所,留了一宿,又放了。邓普世烦恼了,决定去告阿兰。打听了一圈后,又不告了。万一输了官司,劳力伤财,得不偿失,还是算了吧。他就是不服气,一个丫头片子,说话的口气凭什么这么大。
贺兰见到了梅姐,严肃地说:“阿兰那个老头,我见过了,人固执,偏激,难搞,脾气暴躁,你最好退钱,不然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要是那样的话,大家都跑不掉。”梅姐说:“哪有钱退?钱到我手上,热都没热直接转到了香港,都出境了。我跟香港那边要钱,人家理都不理我,你叫我怎么办?我偷钱给他退啊?”贺兰说:“那怎么办?就等着出事?等着阿兰再进派出所?”梅姐说:“这种事,没证没据的,谁给他查?说穿了是民事纠纷。”贺兰叫道:“搞得不好,大家都得进派出所,都得坐牢。你不担心我担心。你是领导,你要承担责任,你别把大家祸害了。我还打听到了,他儿子就是公安。你不退钱,就是找死。”梅姐说:“别说丧气话,到不了那个地步。我也跟你直说了吧,你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不懂,这就是骗钱,就是人骗人,你自己保重,不要管别人。”
这下不用废话了,已经摊牌了。贺兰也不多说了,这个女人的品行和智商,她算是见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本来想把话摊开说,让她有个清醒的认识,做出合理的判断,没想到她更干脆,把骗人的话都说出来了,那还玩什么?她大失所望,没打招呼就走掉了。走了几步路,又回来了,又往左边走,她走错路了。她按耐住气愤,给阿兰打了电话:“马上停止活动,不能再玩了,算算还有多少钱没回来。”阿兰说:“至少一百万。”贺兰差点坐到地上。
贺兰懂梅姐的意思,她等于告诉自己,该收手了,该跑路了,可是自己从没跑过路,不知道怎么跑路。她就在网上查,凡是跟经济犯罪有关的,一条一条看,后来还看了量刑标准。她告诉阿兰:“网站维护,暂不交易,暂停活动,你下通知吧。另外,我跟梅姐谈了,她不掏钱,不退钱,没得玩了,你小心,能躲就躲吧。”阿兰说:“我为什么要躲?又不是我骗他的钱,都给了梅姐,让他找梅姐去。”贺兰说;“话我跟你说清楚了了,你自己看着办。”后来,梅姐没跑,阿兰没跑,都跟没事一样,都不在乎,贺兰也没有跑,但最害怕。
她想知道结果。她也清楚,跑是跑不掉的,她就等着,等着那个结果到来,她还设想着如何面对那个结果。她通宵失眠,到天亮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做了个噩梦,从梦中醒来,疼痛难忍,就起了床,开了灯,俯身瞧了瞧,才发现,床沿儿,地板,脚上,都沾满了鲜血。她在梦中把脚磕到了床边,破了一大块皮。祥子起床一瞅,大吃一惊,说她太狠心了。贺兰没有解释,叫他继续睡觉。他早上九点出门,晚上十点到家,除了睡觉,啥也干不了。对自己在干啥,他懒得问,自己也不敢说。祥子刚躺下来,阿兰打来了电话。贺兰握着手机走出了家门。
阿兰说:“邓普世又来了,烦死了,人就在门口,我没开门,他就隔着门问,上司是谁。我不知道怎么说。”贺兰说:“就说在香港,让他自己找去,网站上有地址有电话。”阿兰说:“他说就想讨个公道,不为难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老板,说出来就没事了。”贺兰说:“怎么说?我也没见过上司,就见过梅姐,让他找梅姐去。”阿兰说:“我刚才打给梅姐了,她说别理他,让他告。”这下跑不掉了,要是闹到家里来,更丢人,祥子也受不了,还不如见见再说。贺兰说:“让他来见我,我跟他说。”阿兰说:“算了吧,别见了,肉包子打狗啊。他天天见我,拿我没办法,你就不见他,看他能怎样。”贺兰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还是随意吧,我好好跟他解释。”阿兰说:“出了事,你负责。”
第二天,贺兰跟着阿兰进了餐厅,见到了邓普世。贺兰笑着脸,打着招呼,点着菜,准备化解危机。由于思想准备足,她对接下来的事也不惊慌失措了。阿兰进了两次派出所,什么事都没有,对此次的见面,也不在乎。邓普世竟然红了脸,竟然有些不好意思,点头哈腰,像个恶心的太监,趁着喝了几杯茶,找了个上厕所的借口,从后门溜了出去,打了个电话,偷偷滚蛋了。两分钟不到,派出所的人闯进来了,二话没说,捉着贺兰和阿兰拉出了餐厅,推进了警车,押到了派出所,其实是公安局的经侦科。
后来,邓普世隔壁的人跟阿兰讲,他儿子在经侦科,专程交代来抓人的。此前,他跑到经侦科打听消息,说自己的朋友被诈骗了,要报案。人家问损失了多少钱,他说几万块钱,大家当场就笑了,说邓普世没见过世面,他们查的,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大案子,报案得本人来才行。这时,他儿子过来了。邓普世一看纸包不住火了,就向儿子和盘托出了。这就立了案。阿兰后来才知道缘由,她以为他不会跟儿子讲,毕竟是违法的事,丢脸的事,没想到老头子到头来还是要钱不要脸,没忍住。出狱后,每次见到邓普世,阿兰就使劲儿翻白眼,好像狗见到仇家,恨不得咬他两口。
祥子晚上没见着贺兰,孩子睡着了,顿时感觉不对劲,也不知道有啥事,就打通了贺兰的手机。她还呆在经侦科,说和朋友洗桑拿。祥子说:“洗啥洗?浪费钱,回家多搓几下就行了。”贺兰笑着说:“回家再说。”然后挂了电话。从此以后,祥子再也没有打通她的手机。当时,贺兰和阿兰被推到了办公室,拍了照,录了口供,画了押,接着送进了看守所。上车之前,贺兰问:“这是去哪里?去干什么?”公安说:“去交代问题,说清楚了再放回来。”贺兰说:“不用告诉家人吗?不用带生活用品吗?”公安说:“不用不用,跟住酒店一样,齐备的很。”说完了哐当一声关上门。车子里立即黑乎乎的,彼此都看不清脸。阿兰说:“兰姐,我怕。”贺兰咬咬牙说:“是祸躲不过。”
贺兰和阿兰进到看守所,立即被分开了,关进了两个小屋子,一般大,都没有窗户,门口挨着厕所,没有遮挡,都是女人,都是二十多个人,都睡地铺。安顿下来后,公安立即审问贺兰和阿兰,态度亲切,语气和蔼,就像聊家常,说没事的,尽管说吧,说完了就回家,又不是什么大事。阿兰很听话,如实说了。贺兰一坐下来,瞅着对面的公安,就彻底理解了什么是阶级差别,完全接受了眼前的事实,经过慎重考虑,做了交代。两个小时后,小惠进了经侦科,四个小时后,梅姐进了经侦科。第二天,小惠出来了,梅姐进了看守所。小惠吓得心惊肉跳,脸色惨白,回到家,脸都没洗,尿都没拉,就给祥子打电话。
祥子睡到八点钟,一摸身边,没摸到贺兰,再下床瞄着上铺,也没见着画画,又觉得不妙,就拨打贺兰的手机,提示已经关机。他心慌了,立马给学校打电话,班主任说人好好的。他挂了电话,迷糊着眼睛,迅速穿好衣服,刷完牙洗完脸,想着到底能出啥事?手机响了,是小惠打来的。她带着哭腔说:“哥哥,兰姐被抓了,进了看守所,一时三刻怕是出不来了。”祥子说:“啥啥啥?你说啥?谁进看守所了?到底咋回事?你慢慢说。”小惠说:“我马上来你家,电话里面说不清楚。”祥子问:“你不上班吗?”小惠说:“还上什么班?已经请假了。”祥子说:“那赶紧来,我还要上班。”小惠说:“我打的来。”
祥子傻站着,瞅着垃圾篮,里面有支牙膏,刚丢下的,他弯腰捡起来,进了厨房,打开水龙头,洗了洗,甩了甩,揭开牙膏的盖子,从后面开始挤压,渐渐有了牙膏,亮晶晶的泛着蓝色,他瞅了两眼,拧开水冲掉了。他的习惯是拿着牙膏就捏,然后刷牙。贺兰说:“牙膏是挤着用的,不能捏,不然用不干净,教了你多少遍了,你就是学不会。”其实,祥子就是拗着,越说越不听,贺兰也拗着,越不听越说,十几年了,还拗着。
他洗洗手,丢掉了牙膏,走到电脑台前坐下,开了电脑,查看历史记录,接着打开QQ,用贺兰的号登陆,提示密码错误。他瞬间没了兴致,立马关上电脑,傻呆了几分钟,起身把地给拖了。再坐下来,给餐厅老板打了电话,说有急事,不能按时到。餐厅老板说,没事没事,能来就行,生意就这个鸟样,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