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捕鱼业相关的造船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可以从干中学，有增加收益，造成优势积累。荷兰极端幸运地临北海，海水由于北大西洋暖流经过常年不冻，气候温和特别适宜鲱鱼生长，占有十分丰富的海洋资源，为造船业发展带来得天独厚的条件。荷兰人从鲱鱼开始起家：14世纪时，荷兰人口超过五分之一是从事捕鱼业（当时荷兰人没超100万）。1609年，荷兰独立之后，荷兰人的第一大产业是捕捞鲱鱼。荷兰人拥有先进的捕鱼船，捕鱼效率高，于是刺激造船业发展，造船业发展后又进一步提高了捕鱼效率。不久，荷兰垄断了北海的鲱鱼捕捞业。17世纪初期，荷兰人甚至到英国海岸附近捕鱼。荷兰依靠捕鱼业，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而后把这些资金投入到造船业，甚至进口木材比英国还便宜。荷兰人开辟了通往亚洲香料的贸易航线，成为世界上造船业最发达的国家，就是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的奥秘。1650年，荷兰拥有的商船全球第一。当时世界的商船大约有2万艘，荷兰占1.5万～1.6万艘。到1670年时，荷兰拥有的商船吨位是英国的3倍，比英格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德意志拥有吨位的总和还要多。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英国后来是不可能在海上与荷兰争霸的。
“塔斯马尼亚岛效应”
以前人们以为，文化只有逐渐进步，没有退步之说。但“塔斯马尼亚岛效应”是一只“黑天鹅”，打破了以前的传统智慧。最早介绍塔斯马尼亚人退步的考古学家里斯·琼斯（Rhys Jones），他说这是一个“对思维进行慢性扼杀”的案例。
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外130英里，生态多样，气候温暖，是今天着名的世界旅游胜地。考古学记载，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着被称为人类近代史上最孤立的族群。人类在至少五千年前就抵达了塔斯马尼亚，当时它还跟澳大利亚本土连在一起。当巴斯海峡在大约1万年前被海水突然淹没时，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大陆人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大陆，这两个陆上的人当时都没有可以渡过巴斯海峡的水运工具。塔斯马尼亚岛上维持着4000多人的人口数量，完全隔绝地待在这个太平洋的小岛上，于是造就了“世外桃源”。
公元1800年左右，荷兰人在前往亚洲途中第一次碰到塔斯马尼亚土着的时候，发现后者不仅没有掌握其他大陆人使用的许多技能和工具，还丧失了祖先曾经拥有过的不少技术。考古证据表明，这些工具和技术是被一步步无情遗失的。比如，他们使用的骨制工具先是越变越简单，到了大约3800年前，就完全被放弃了。没有骨制针，就不可能把兽皮缝成衣物，所以，哪怕是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塔斯马尼亚人也近乎****，只在皮肤上涂些海豹油脂，在肩膀上搭层沙袋鼠皮。塔斯马尼亚岛的自然资源这么丰富，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在1万年前文明基础上好好发展文化呢？人类学家发现，越过越倒退的原因很简单：与世隔绝、人口太少、没有文化交流，于是只有文化退步的一个必然结果。
身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中，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记载了一个“世外桃源”的梦想，“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无比超然。我们可以想见，即使桃花源还能有下一个无人打扰的一万年，由于“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即使他们不会灭绝，他们的生活也仍然可能退化到原始部落。当年读到杨过和小龙女的美好结局，可以设想，如果他们俩真的来到一个孤绝之地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即使神仙眷侣的后代，一直隔绝，必然发生“塔斯马尼亚岛效应”，积累的绝世武功也会出现倒退，甚至不如常人了。
“李约瑟难题”新探
中国实际上一个巨大的“塔斯马尼亚岛”。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用来解释中华文化在曾几何时领先又落后时猜测道，“环境因索还包括：新月沃地的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路途遥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大陆内的一个巨大的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使人想起了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排斥技术的情形”。
“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中国的落后起初是令人谅讶的，因为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件：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高原的向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养活了这一地区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以及一个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脆弱的环境，使中国在将近一万年之后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虽然它的环境问题日益增多，而且比欧洲西部严重”。
从经济角度讲，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种罕见的“高水平动态均衡”，农业高度发达，成功避免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即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就越生，越生就越穷；另一方面，越穷就越拼命改进农业技术，越改进就越富有。结果，高生育率带来的贫穷效果和持续改进技术带来的财富效果相互抵消，中国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但人口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用于农业经济能创造的经济附加值的限制，中国经济在长达千年过程中出现了“没有人均收入增长的增长”。同时，生产力革命一定来自农业技术之外，在农业经济中的“高水平动态均衡”就成为一个不易察觉的经济陷阱，阻碍了中国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
文化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他们认为：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在其社会稳定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兴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体系极为腐败等现象。其结果是大****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大****有效地清除了腐败，使得社会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确立的只是和原来旧政治结构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会结构中去。这是因为建立新社会的各种进步积累都被大****破坏了。正是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
但是，金观涛和刘青峰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自身演进的轮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对西方工业革命为代表的文化冲击的迟钝反应。
经济总量领先不一定代表文化先进。在这样的封闭环境中，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满足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文化停滞不前。在一个王朝建立初期，人口出现爆炸时，技术也会随着国内交通网络足以维持和发展的人口数量等正相关地走向复杂；在一个王朝晚期，出现财政危机和重大天灾人祸，封建王朝在农民起义中灰飞烟灭，就会把一个朝代积累的文化成果几乎清零。元代诗人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悲叹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本来地理环境导致中华文化孤独地“光荣绽放”，在历史关键时期的政策失误又加剧了“塔斯马尼亚岛效应”。《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大明永乐三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船队，开始了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七次下西洋。大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船队，“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从江苏太仓出发，开始了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七次下西洋。郑和在东南亚、印度西海岸、阿拉伯世界都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曾经多次抵达非洲东海岸。《明史》称“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评出了“史上最伟大的30名企业家”，郑和因“最具冒险精神，激励后代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而当选。但遗憾的是，当时郑和发现的世界是“平的”，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与中国当时没有太多区别。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回来后中国就开始长期的封闭政策，海禁又成为长期国策。于是，中国的集体大脑开始文化性衰退。由于长期封闭，出现了“塔斯马尼亚岛效应”，使文化停滞不前。可改变世界版图的地理大发现就要爆发了。1492年，哥伦布携带着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船队从帕洛斯港出发，经加那利群岛后向西航行，几年后首次登上美洲大陆。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明史》记载，“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明朝礼部竟然认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中国人当时拿到了《万国全图》，却没有一个游历各国的好奇心。黑格尔曾说“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1794年，清朝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表现出自满保守，没有好奇心去探寻世界上即将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王庆悖论”说得好，在一切都乐观之时，往往是危险的开始。骄兵必败，哀兵必胜，古理有之。
在1820年之前的几千年内，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基本没有变化。谁能料到，1820年后，工业革命在突然之间侵袭农业世界。从此以后，财富出现“井喷”现象，一些西欧国家的经济突然从停滞转为高速增长。
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能够及时适应工业革命？在费正清看来，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外来势力。在文化上，由于长期封闭，出现了“塔斯马尼亚岛效应”，文化进步很艰难，甚至倒退。“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可以回答费正清的疑问，解释为什么中国难以应对工业革命的冲击。长期处于一个“巨型孤岛”上，对其他文化不关心不好奇是必然结果。
“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带来的文化反应迟钝和明朝后期和清朝政策失误，连黑格尔都为中国近代落后感到惋惜，他说：“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麦迪逊也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抓住机遇有时候比努力更重要。许多国家都是抓住机遇“一炮走红”然后“赢者通吃”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只有牢记文化上的“塔斯马尼亚岛效应”教训，防止不开放带来的文化麻木和迟钝，时刻居安思危，对重大生产力革命机遇高度敏感，改革创新，就不会再出现智力上痴迷但心灵上痛苦的“李约瑟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