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王懿荣刻意搜求，其所藏文物名品甚多。‘所藏三代器50余种。汉铜器有阳信家铜镂，晋城阳王君神道，刘宋熊氏石造像，梁刘敬造像，萃车马庚都大，皆好古家希见之品’。‘藏古瓦有琅琊台所出千秋万岁瓦及羽阳万岁、朝阳望等奇品。古砖有永元七年画像砖，为前人所未见者。’王懿荣收藏和研究了很多古代文物，又常与当时的著名金石学者陈介祺、潘祖荫、吴大、胡石查等切蹉交流，因而在古文物鉴定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方面有精深的造诣。王懿荣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古泉精选》、《天壤阁杂记》、《翠墨园语》及《王文敏公选集》等八卷等。
正因王懿荣对金石文字有较为精深的研究，所以1899年才第一位发现并有意识购藏甲骨文，开辟了我国学术史的新纪元，把我国的信史提前1000多年。在我们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并为甲骨学研究取得光辉成就而欢呼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王懿荣为甲骨学研究所作出的开拓性的贡献。我们要弘扬王懿荣创造精神，再创甲骨学研究新的百年辉煌！
王懿荣不仅是一位金石学家和甲骨学研究鼻祖，还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伟大爱国者和反对侵略者的民族英雄。1895年1月，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继续攻陷山东荣成，并包围了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当时在京任职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投笔从戎，‘以回籍办团练入奏’。后因《马关条约》签定，王懿荣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壮志未酬。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身为办理京城团练大臣的王懿荣以身殉国，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伟大爱国主义者，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王宇信《王懿荣集》序，《齐鲁书社》1999年版）
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下半年，古都北京古玩行里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国子监祭酒王大人高价收购带字的甲骨，王懿荣开出了每板“价银二两”的天价，并且绝无食言。在高价的诱惑下，古董商纷纷从自己的渠道大量收购甲骨，再以每枚二两银子的高价转卖给王懿荣。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里，王懿荣就收购了有字甲骨1500余片（中央电视台《神谕之骨》1999年版）。就在王懿荣正在深入研究这些龟版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真相被逐步揭开之际，中国发生了一场历史巨变。第二年，农历称为庚子（1900）之变爆发，西方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一齐攻入北京。无计可施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离北京，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他招募和训练了数千名乡勇，但这一丁点准军事力量实无回天之力，在得知北京陷落、帝后逃亡的消息后，王懿荣见大势已去，便携带夫人、大儿媳投井自尽，毁家纾难，壮烈殉国。令人遗憾的是，甲骨文字的研究便束之高阁了。但令人高兴的是，甲骨不再会被人们当成中药，而是成为古玩行中的头等宝贝，秘密收来藏去。
几年后，八国联军陆续撤离北京，政局暂时稍稳下来。当时的清王朝，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几乎没有什么人再去关心研究甲骨文的事情。王懿荣死后，为了还债，他的次子王崇烈将青铜器、字画、甲骨片分别卖给了王懿荣生前几个好友，甲骨文1000余片卖给了好友刘鹗。
刘鹗（1857-1909），原名孟鹏，字铁云，又字公约，别署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久居淮安，光绪十四年（1888）赴河南参与治理黄河。光绪十九年（1893）升任知府。后开始筹办洋务。光绪末年为逃避清廷查办，逃亡日本。后因八国联军入侵时盗卖仓米给联军及外国人，在南京被捕，流放新疆。1909年病逝于迪化（今乌鲁木齐）。精通算学、乐律、治河、喜金石碑版，为早期收藏甲骨文者之一。有《老残游记》、《铁云藏龟》、《铁云泥封》等著述传世。
刘鹗在儿女亲家罗振玉的怂恿下，开始对王懿荣收藏甲骨进行了研究，他在《铁云藏龟》自序中，解释了几条卜辞中至少涉及四十个单字，今天可以证明其中三十四个是正确的。
当刘鹗的《铁云藏龟》问世后，还引起了一个不得志的人的好奇，此人自此便无意于仕途，着手接着研究甲骨文，他就是浙江瑞安人孙诒让。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同治六年（1867）参加了丁卯科浙江乡试中举，授刑部主事。后专意研究古学。晚年在温州师范学堂任主讲，并任浙江教育会长。著有：《契文举例》、《周礼正义》、《古籀余论》、《籀庼述林》等著述传世。
孙诒让用了几个月的工夫，以其独到的经学功底，写出了甲骨文第二部著作《契文举例》两卷十篇共五万余字。他与王懿荣关系密切，至今在浙江温州玉海楼瑞安孙诒让纪念馆里，还悬挂着王懿荣为其题写的匾额“百晋陶斋”，可见王懿荣对这位后继人的看重，也称得上是慧眼识才。
《铁云藏龟》原本墨拓不精，又有不少伪刻（刘鹗收藏中有不少假货），孙诒让凭着无比的耐心和渊博的学识，先后又猜出了贞、乘、羌、省、赵、周、弱、复、易等约100多个常用字。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完成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大规模印刷。可是作为朴学大师的他，首先和刘鹗一样，毫不动摇地坚信王懿荣的推断：认为甲骨之上的文字应该和上古三代中的商朝有很大关系。
继孙诒让之后，罗振玉凭着过人的智慧，开始介入甲骨文研究，自此，甲骨文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号雪堂。秀才出身。浙江上虞人，久居江苏淮安。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创办《农学报》，反对戊戌变法，后从事教育工作，创办东文学社。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次年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任江苏师范学院学堂监督、京师大学堂监督。曾整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搜购大批甲骨。辛亥革命爆发后，逃往日本，潜心整理研究甲骨。1924年应清廷溥仪所召，入值南书房，与王国维一起检点宫中器物。同年十一月，助溥仪逃入日本使馆。1925年在日本使馆的帮助下，将溥仪秘密送往天津。九一八事变又积极参与制造伪满洲国活动。1933年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1937年退休。1940年病死在旅顺。著有《殷墟书契前编》、《后编》、《殷墟书契考释》和《流沙坠简考释》等。
罗振玉是第一个将甲骨文出土地点弄清楚的人。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罗振玉开始着手收购及研究甲骨，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秀才出身。早年结识罗振玉，在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哲学、文学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赴日本留学。次年，回国在南通、苏州等学堂讲授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后赴北京任学部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从事中国戏曲和词典研究。辛亥革命爆发后，避居日本。后从事考订中国古代史料、古文物、古文字学、音韵学，并致力研究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和历代石经的考释。1916年回国，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通讯导师。1922年任职于溥仪的“南书房”研究故宫所藏文物。1925年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6月投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尽。著有《人间词话》、《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古金文考释》、《观堂集林》，并编有《静安文集》等。
王国维是第一个对甲骨文进行缀合工作的人，甲骨因为年代久远，很多是以碎块的形式出土，王国维从几千片甲骨的小片中找出同一块的粘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读懂的大段文字。直到今天，他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学者们借鉴学习。
1927年，中国刚刚结束内战，新的政府建都南京，第二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之初，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从师于甲骨文大师王国维，他为人聪明灵活，勤奋好学，几年时间里，成为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他就是董作宾。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1918年入河南育才馆，开始学习甲骨文。1923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院，从事甲骨文研究。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中州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入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殷墟的调查发掘工作。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去台湾，曾在台湾创办《大陆杂志》，后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63年在台湾病逝。著有《殷历谱》、《董作宾学术论著》、《平庐文存》等。
董作宾是我国对甲骨文出土地河南安阳进行现代意义上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甲骨文研究人才辈出，杰出人物当数胡厚宣先生。
胡厚宣（1911-1996），河北省望都县人。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入史学系学习。1934年至1935年，毕业分配到历史语言所考古组，参与河南安阳甲骨文发掘及整理的研究工作。历任研究所研究员，成都齐鲁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主编《甲骨文合集》获国务院古籍小组奖励及1987年吴玉章奖金特等奖，著述《甲骨文商史论丛》一、二、三、四集，获全国学术审议会著作发明奖。著有《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殷墟发掘》、《甲骨年表》、《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甲骨续存》、《甲骨文续存补编》等20余部。被国际学术誉为“甲骨文研究第一人”。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标志着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之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的金石学，在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知识的影响下，其研究内容、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十九世纪后半世纪的古物的出现与研究较之前有了显著不同之处，即：一、古物范围扩大。北京所谓金石学已不能包容这些新出现的古器物，金石学的范围实际上已发展为古物学。二、品类的专业化。附隶于金石范围的一些古物，如陶俑、砖瓦等，至此已各自独立地发展为分门别类的搜集与研究。如甲骨学就是一例。因此，自王懿荣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的出版和1904年第一部考释文字研究著作《契文举例》的完成，标志着甲骨文走向中国学术界和研究的开始。其后，又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努力，甲骨文研究经历了说文字、断句读的阶段并进行了更深的研究。
而王国维在罗振玉之后，不仅在1917年完成了《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著录甲骨并做有考释，而且还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完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把甲骨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
罗、王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处在甲骨学研究“革创时期”的最高峰，正是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才有后来大量的收藏甲骨，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和史料；才有了对中国古文字更新的认识和研究，使得中国古文字更加古老和完善，才有了一脉相承的完整文字体系；才有了文字的起源，结束了“小学”及《说文解字》文字意义上的使命；才有了中国上古三代的历史史料；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更加完整，更加具体，更加丰富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可以说，甲骨文的确认，不仅震惊了中国，而且也震惊了世界！使中国的历史学、古文字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在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上，都有着重大意义。甲骨文被发现，这在当时是有何等胆识和眼力。假如没有深厚的金石文字学的鉴定力是难以确认的；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一扫当时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疑古之风，为开拓我国考古学、历史学、殷商学以及夏、商、周三代断代史起着开创性的作用。
有关甲骨文发现一事又添新说，2007年余去潍坊访问好友邓华，他拿出2002年《寻根》杂志第五期发表的文章《甲骨文发现史上另一桩公案》，原来潍县往京师送甲骨者远不止范维卿（清）字缉熙等一拔人，还有他的宗亲族人范椿青，字寿轩……原来，范椿青见范维卿（清）卖给王懿荣甲骨（每字二两银子）发了财，他也随其后到河南安阳弄了一批甲骨，因回到潍县，走东路进京，误将天津认为北京，见到了王襄、孟定生等人，误以为是王懿荣，便哄抬价值，一字三两银子，才有王孟二人买不起……后来，范椿青见找的人不对，又到了北京，才找到了王懿荣……真可谓：众说纷云，合浦珠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