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我的守望中建成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建成开馆之前，我就在北京了，而且我住的地方与文学馆都在北京东北隅的芍药居小区里。我要是去文学馆，下了楼点上一根烟，烟没抽完就到了，也就是四五分钟时间。我住在一座楼的最西头3楼西户，从西窗望出去，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待建空地，宽约百米，空地西面一路之隔就是文学馆了。可以说，我与现代文学馆是邻居，而且是近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与文学馆有种特殊感情。
这感情不光来自近邻关系，主要还是出于我对文学的爱好。自从读过巴金建议建文学馆的文章，我就盼望着文学馆早日建成。要在我家西面建文学馆了，我高兴得什么似的，差不多天天无遍数地趴在西窗上向那片留给文学馆的空地上看。终于那儿从一片草地变成一片工地，最后变成一处文学圣地，我脑子里像有架摄像机一样，建馆的过程都一一摄入了记忆里。
我是1996年到芍药居儿子家闲住的。当时见住处西边的育慧南路与安苑东路（文学馆建起后改名为文学馆路）十字交叉的西北角有一片空地，里面的灰菜蓬蒿长得能没人。当时就听说那是为文学馆留的地，我对那片杂草覆盖的土地充满了期盼。大约是1997年秋季，突然在那片蒿莱间芟刈出一片平地，建起一堵墙，上面写上了江泽民题写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几个大字。那天，我从西窗望见一堆人聚在那墙下，像是在开会，又见有的挥动铁锨，噢，那是在举行奠基仪式啊！一座文学殿堂终于有了动静了。但奠基后又很长时间没有行动，那堵写着馆名的墙都被新生出的杂草包围了还不见动工。直到杂草枯黄了，到这年年底，一片塔吊才竖起在那片衰草里。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并不高大的楼房呈现出它们的面貌了，这时，我又从西窗望见了一次活动。只见在最高的那座楼顶上用木板架起了一个平台，不知那是干什么用的。一天，我望见一些人登上了那平台，用锨把吊上去的东西铲到了楼顶上，这时我才意识到那是在举行“封顶”仪式。那挥锨的一定是作协的什么领导，离得远，辨不出是什么人。其实离得近我也不知他们是谁，当时的作协主席还是巴金，巴金我“认识”，那时巴老早已躺在医院里了，肯定不是他。
到1999年9月底文学馆才竣工。工是竣了，但还不开放，直到2000年5月23日才正式开馆。那几个月肯定是在内部布展，时常见有各种车辆出出进进，想跟进去看看，门卫不让。那时我在照看3岁的孙女，每天用童车推着孩子在文学馆外面逡巡，只能从房间屋隙向里窥望些消息，究竟里面什么样？搅动着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在开馆之前的一天，我记着是5月10日，我又在大门那儿向里望，见有人向里走，我也就推着孙女跟着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文学馆，在那幽雅的庭院里转了半天，指着那一尊尊雕像向孙女述说着：这是赵树理爷爷，这是丁玲奶奶……
在正式开馆的前一两天，我又带孙女到文学馆去，门卫不让进了。见门里有不少人像是在等待什么人来。他们等得有点不耐烦，就听一个年轻点的说：“‘根儿’真磨台！”这有点不敬的称呼让我明白了，原来是丁关根要来。当时丁关根正担任着中宣部部长，在正式开馆之前来，显然带有验收的性质。我想看看这位中央领导，又等了一会儿，孙女闹着要走，就回了家。刚回家从西窗上望过去，就见有几辆车驶进文学馆，一些人下了车，那距离已认不出哪是丁关根部长。
十分遗憾，5月23日那天我不知是正式开馆的日子，上午我带孙女到医院打疫苗去了。回来走到文学馆那儿，见门厅上面挂出了横幅，一些人在进进出出，这才知道我热心守望了两三年的文学馆，偏偏她的开馆典礼被我错过了。
开馆后第3天，5月25日上午，从西窗望见文学馆周围布满了穿警服的人，连我家窗下的甬道旁，都行道树般笔直地站着一溜儿警察。我连忙下楼想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走到十字路口那儿不让往前走了，馆门前的大街已经戒严。问和我一样来看热闹的人，有知情者说，是总书记江泽民要来看文学馆。我一听是他要来，更想看看了，可是站在这里，肯定是看不到的，一想，不如回家从窗上看。我趴在西窗上，一会儿望见有人下车被簇拥进了文学馆，总书记来了。人进了馆舍当然就看不到了，但我还是时不时地向那里望。过了好长时间，突然见好些人出了展览楼的东大门，站在门外平台上指指画画。这肯定是总书记看完了室内要看庭院了，只是分不出哪是江泽民。家里有个8倍的望远镜，我赶忙拿出来，儿子阻止了，说窗下就是警察，说不定正注视着每一个窗口。我一听有道理，就不敢造次了。
远望总书记，这是第二次了。1998年6月25日那天，我在天安门广场玩，突然广场净场，我被赶到了长安街北旁天安门东头那地方。一会儿望见人民大会堂门前广场上有两个人站在了一个有顶棚的台子上，21声礼炮响过，阅兵开始。原来那天是江主席举行欢迎克林顿访华的仪式。老远望去，辨不清江泽民的面目，却能辨出哪是他来，因为台子上就两人，从个儿的高矮就能辨出哪是我国的元首了。那次是亲眼看到总书记了，这次也看到了，只是没辨出哪是他来。
说起来，也亏了江总书记才有了座漂亮的现代文学馆。
其实，中国现代文学馆早就有了，不过不是在芍药居，而是在西三环那儿的万寿寺。
那几年我喜欢骑自行车到处跑，去看京城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有一天，我在万寿寺内“随喜”了一番，出得庙门，无意间看到庙的西半部外墙上有一小门，门旁挂一木牌，上书“中国现代文学馆”。啊，这就是现代文学馆啊！怎么这等寒碜？又一看，门闭着，门外静悄悄的，阒无人迹。小门上几只麻雀飞飞停停，我立时想起了“门可罗雀”这个成语。
以后我才知道，文学馆是有了，状况却一直十分惨淡，因为资金等诸多问题，几度到了差点关门大吉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主持馆务的人只好给已经躺在病床上的巴金老先生寄信，巴老在病中给江泽民写了封信。巴老在信里说：“……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相信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我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我不愿意看到它夭折……我又老又病，写字困难，请原谅。一切拜托了！”巴老的信其情可悯，感动了总书记，有了总书记的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走出了困境。于1996年设计新馆，1997年底动工，1999年9月底完工，2000年5月23日新馆正式开馆。
新馆建成，这座文学馆就像一个一朝摆脱了沉疴的人，顿时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原本沉寂的芍药居一带，成了人车辐辏之地，而且前来这里的都是有档次的人，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我经常见从轿车里走下一些文质彬彬的长者，也时常见一些怀揣文学梦的青年学子走下大巴，列队进入馆里。来者有参观这座文学殿堂的，有来听讲座的，有来查资料的，也有一些作家学者是来参加研讨会的。因为与文学馆为邻，这里成了我的精神家园，不说每天，可也算经常进到馆里，或听讲座，或参加活动，或到阅览室里读书看报，或什么也不为，进到雅致僻静的庭院里，冬天找个暖阳地方，夏天选个浓荫之地，坐在排椅上沉思，许久许久地沉思……
十分可惜，文学馆开馆后只过了两年，我就结束了与其为邻的日子，家搬到奥运森林那儿，与林为邻去了。但每当来了朋友，我还是愿意请他们到文学馆去。2007年的一天，好朋友王长令来访，我就和他去了文学馆，除了参观，还与每位大作家塑像都合了影。我的新浪博客上那幅我与3个大作家的合影，就是那次长令给我拍的。
按着巴金的手印走进文学馆
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开馆后，与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距离拉近了。拉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馆办起了星期天义务文学讲座。请来开讲的都是些当代著名作家、教授、学者，每次那个大厅里都座无虚席。我离得那么近，当然是一个最忠实的听众，只要我在北京，是一次不落的。
这深受群众欢迎的讲座在正式开馆只过了两个多月就开始了。2000年7月30日举行第一讲，主讲人是文学馆的馆长舒乙先生。舒乙与这座文学馆关系太密切了。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用心血铸就了文学馆辉煌的舒乙先生：
舒乙，1935年生于青岛，北京人，满族，我国著名文学家舒庆春（老舍）之子。1954年9月留学苏联，在列宁格勒（现彼得格勒）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攻读林产化学工艺木材水解专业，5年后以全优成绩毕业。回国后从事林业科学研究工作，曾任北京市光华木材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领导的科研室和中心实验室，曾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技术革新全国先进单位”称号。
1978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首篇作品《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198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开馆后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1993年以后负责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2000年5月新馆落成后于同年6月任馆长。获研究馆员职称。1986年出版第一部散文专集。一直以散文、传记创作为主，兼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已出版《我的风筝》、《老舍》、《现代文坛瑰宝》等专著13部，获“十月优秀散文奖”等奖项。是第7、8、9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民族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是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
由这简介可知，文学馆新馆从筹备、设计、施工到建成，全过程都是舒乙负责的，新馆从整体结构到具体细部，都贯穿着他的艺术构思和审美情趣。他讲起来不光是如数家珍，而且能把许多原始构思透露给听众，听起来十分有意思。7月30日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瑰宝”，主要讲了文学馆的由来和建馆情况。到10月1日他又讲了一次文学馆，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这一次主要讲了文学馆的“九件宝”，对不易被人注意的许多细部作了精彩的评介。
好吧，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文学馆，边参观边听我讲解。我的讲解主要是转述舒馆长讲的内容，再加上我的一些观察。不管合格不合格，就让我当一次义务导游吧！
文学馆有东、南两个大门，南门是正门，那就先从南门看起吧。来到南门，首先看到的是当门而立的一块石照壁，这是舒乙所说的“九件宝”中的一件。这块巨石长8米，高2.5米，厚1米，重约50吨。这石头按我的石材知识判断，应是那种叫“云灰”的石材，呈灰白色，朴素洁净。舒乙说，石头是从山东莱州拉来的。说到这里，不由有种山东人的自豪感：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二楼的绿色大理石装板产自莱阳，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巨石产自青岛崂山，天安门广场部分地面石产自平度，毛主席纪念堂部分用材产自鲁南……
舒乙介绍，这块巨石从山东用大型板车运来时，是块长方体，他叫工人用大锤在石头顶部“啪啪啪”打掉了直线和直角，像篆刻印章的“打边儿”一样，追求一种残缺美。这样一处理，果然呈现出一种山峦起伏的效果，阳光一照，有亮处，有阴影，层峦叠嶂，很有层次，非常自然，十分大气。这些年门前横摆一块巨石，差不多成了时髦，但如舒乙做这样处理的，没有。这位馆长追求的是不落俗套，与众不同，独出心裁。在这座文学馆里，大到楼房结构，小到一个门把手，都体现着舒乙的这种审美要求。
还说这块石头。现今凡在这个位置的石头毫无例外地都要在石的外立面刻上单位名称，成为巨石门牌。舒乙不让刻馆名，而是在巨石的内外立面上各刻上了巴金的一段话。外面上刻的是：
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内面是：
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们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
字有碗口大，阴文，竖排。舒乙说起这块石头来，眉飞色舞，十分得意。他说国家图书馆门前那块石头虽然比这块长，但那是两块石头对在一起的，而这是一整块石头，这么大的石头摆在门前，在全北京是独一无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