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从网上得知，沙叶新的剧作，除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外，还有《江青和她的丈夫们》一剧。这剧本是他1992年创作的，剧本写成之后一直尘封着，直到今年元月七日才在香港搬上舞台，连演10场，反响极为热烈。
除写剧本外，近年来他的杂文也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尤其他的《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等“文化系列”杂文，笔锋犀利，敢于直言，很受读者欢迎。
沙叶新曾用戏谑的笔调介绍过自己：
沙叶新于1939年出品，因是回族，曾信奉伊斯兰，且又姓沙，可能原产地为沙特阿拉伯，后组装于中国南京。体形矮胖，属于三等残废，但他身残志不残，立志写作，一回生，二回熟，百折不回；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终于成为回族作家。沙叶新1957年侥幸地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61年又意外地被送到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班深造。1985年身不由己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1年又己不由身地挂名为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戏剧为主，多有争议，得过奖，也挨过批。编剧以前叫作剧，指九天以为证，他绝不是恶作剧。
这样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怎么会与余秋雨产生过节，被余送了一顶“咬余专业户”的帽子呢？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彼此有些欣赏，关系原是不错的。沙曾聘请余担任上海人艺的理论顾问。余杰指出余秋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文章引起波澜后，有一天，沙叶新问余秋雨：“难道那些质疑你的声音，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余秋雨答：“连你也这样看啊？”沙叶新觉得自己不便再说什么了。
这以后，余秋雨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并列为“四大咬余专业户”之一；而沙叶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误会了，我不咬人，也不专业，很惭愧。我也从来不希望提到他。”
沙叶新在一次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吴怀尧问时说：“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唯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而往往因为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沙叶新这段话，入木三分地活画出了余秋雨的为人。这一点，甚至连普通民众都看得明白。
在回答凤凰卫视问中，沙叶新还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吵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软骨头、墙头草和说谎者。知识分子精神简言之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独立讲的是品格。独立苍茫，天马行空，不依不傍，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不做工具，不当奴才。不接圣旨，拒不遵命。自由讲的是思想。敢想敢说，敢爱敢恨。只相信科学，只服从真理。不因“舆论统一”而放弃己见，不因“保持一致”而违心表态。绝不容许侵犯思考的权利，誓死捍卫心灵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前半世纪，还存在。而在后半世纪，则基本丧失，只在80年代末有过昙花一现，随即便瓦解冰消，荡然无存。在这以后的20年知识分子更加萎靡、谄媚、虚伪、堕落。知识分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的不像知识分子，我是指精神。当代的中国没有雨果，没有萨哈罗夫，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哈维尔，也没有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将来很难说，至少目前没有。
沙叶新这些有关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话，让余秋雨抗不住劲了，他不得不祭起了最后的法宝：把问题拉到政治上来，欲置对方于死地。
2009年2月10日在“余秋雨博客”的文章《无网生活又一年》中，余秋雨说，他是“接受了上海、江苏、浙江的记者们的采访。在这里，我把几次采访中重复率最高的几个问题以及我的回答，节录如下。（有人指出：如此采访录，究竟是“上海、江苏、浙江的”哪一些记者或那一个记者写的？你说不出记者报社，那明眼人可以看出——就是你余秋雨本人的编造）问：那几个一直在诽谤您的人，例如北京的余X、肖XX、上海的沙XX，等等，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海外的反华媒体中歪曲您的地震讲话，您不想反击吗？答：对他们，我从不理会。10年前，他们得知我在文革期间虽家破人亡还参加过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便颠倒是非，引来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围攻，我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这次地震事件，让我更鄙视他们了……想表演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姿态，也应该挑一个别的时间呀，怎么偏偏挑中了13亿人大悲恸、大救援的时间？我知道他们疯狂崇拜美国，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请他们摸着良心比一比，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的救援工作，与中国相比怎么样？我亲自到新奥尔良考察过，我劝他们也去看一看。另外，我还要请他们扪心自问，他们在海外媒体上一直以“代表民意”自居，但是，今天的中国民众，到底有几个会站在他们一边？”
“持不同政见者”是什么人？照以前的说法，就是“阶级敌人”，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敌对势力”，这可是要人命的帽子啊！用鲁迅话的意思说，这不是在为主子嗅什么吗？
（2010年1月27日于文丰居）
再评陆天明的博文《关于作协重庆会议的“奢华”及其他》
陆天明先生不愧是知名作家，他写文章用词是十分讲究的，每每是看似平常的一个词，他却能赋予深义，给人留下很宽广的想象空间。譬如他说“据我所知该人曾经‘蒙受’作协某任主要领导高看和厚爱”，在这句话中为什么用了“蒙受”一词而且还打上了引号呢？这里边是否蕴含着“某任主要领导”出于主动，而“该人”也就是那位阎小姐是“被高看”和“被厚爱”了呢？我读到这里觉得这里面含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但我不愿断定陆作家有那样卑下的心态。没想到我这种推测被赵化鲁的博文《作协开会与文人开骂》说出来了。赵文中说，“利用女作家的姓别，含沙射影地说她和作协某任主要领导如何如何……如此不堪的恶语中伤……”怎么样，领教到陆作家绵里藏针的厉害了吧？
再举一个小例子：陆作家写他们作家到重庆后，“我从机场到宾馆，是和另一个作家‘拼车’的。那辆车的型号我没注意，比桑塔纳高级，但肯定不是奥迪。许多与会作家也都证实他们都是两三个人拼车过来的，坐的也不是奥迪。”这几句话意在说明他们没乘奥迪，却用了“拼车”这个词。“拼车”是个新生词，词典上还查不到，一般地理解是顺路的两人或多人凑钱合伙雇一辆车，目的是为了省钱，含有拼车人自己雇车的意思，所“拼”之车应该都是出租车。今年春晚上贾玲和一个男子演的相声《大话捧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陆作家不明白这词的意思吗？不会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这词？目的显然是要让读者误认为他们到重庆机场后是自己搭的去的宾馆，不用说坐奥迪，连接机的车也没坐。
由上述例子可知陆作家喜欢玩一些小技巧，收到一种不能说出口的小效果，我们从他爱玩这些小花样就知道，这人挺下作的，心术有问题。
不说他这些雕虫小技了，还是接着我写的前一篇文章继续说说他这奇文让人生出的“疑义”吧。
第三点疑义：能把一切推到体制上去吗？
陆先生在说到坐奥迪和住总统套房问题的时候，说“绝大部分与会作家住的是标间。至于铁凝坐的住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没上她房间去看过。从来也不去看，也不想看。她要是坐奥迪过份吗？”这就是说，作协主席是坐了奥迪也住了总统套房的，但她这正部级的干部（恐怕还有一些副部级的）不应该坐不应该住吗？这“是‘体制规定’的。此事跟作协无关。跟作家们更没有关系。跟重庆搞接待的同志也没有关系。”这番话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说，正部级的铁主席国家规定有资格坐高级车住总统套房，她坐了住了天经地义，别人无权批评指责。
这我就有疑问了：乘什么车咱先不说，就说住房，是不是国家规定正部级干部必须住总统套房，住别的房间就违犯了国家规定就要犯错误？我不懂“体制规定”，不知是不是这样，我想是不会的。一套哪一级干部乘火车可以乘软卧、乘船可以乘头等舱之类的规定好像是产生在上世纪50年代，那时，咱们国家好像还没有总统套房，肯定不会有正部级住这样套房的规定，即便有，也会有“可以”字样，不会硬性规定非住不行。
既然只是“可以”“有资格”而非硬性规定，那就给一定级别的干部留下了机动空间，可以住也可以不住。就像当年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他乘车肯定是可以乘软卧的，但为了发现问题，他硬是乘了硬座。就像可敬的温总理，什么规定也不会规定他不能喝农民的茶水，他在大旱的南方却婉拒农民送上的茶水。那么铁主席呢？这次来到重灾的重庆，当给她安排总统套房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婉拒一下呢？从陆天明的文章可知，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心安理得地住了进去，毫不脸红地去享受起总统的待遇去了！
可以住就理直气壮地去住，管他灾不灾的呢！这里表现出的是这位主席品德上的缺失，是面对人民正在受难的一种无动于衷，甚至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正部级身份的有意显示。我正部级，我应该住总统套房；我只有住总统套房，你才知道我是正部级！陆天明“我没上她房间去看过。从来也不去看，也不想看”（没到“她这么年轻”的女主席房间看过，用得着这样反复强调了），你没去过，就没有别人去那房间领略主席风采吗？
阎延文也好，别的批评作协在重庆不当行为的人也好，包括写这篇小文的鄙人，批评作协主席不是批评别的，恰恰是批评这种道德的缺失。张信哲想住总统套房也就罢了，无人去指责他，人民供养着的作协主席面对受难的人民无动于衷，对民瘼视而不见，那可就不行了，老百姓出于义愤批评一下，没有什么不当吧！
再者说了，“体制规定”就都是合理的吗？就不能批评了吗？不用说体制“规定”，就是那做规定的“体制”本身，就不能批评了吗？“改革开放”，改革什么，不就是要改革那些不合理的有碍社会发展的旧体制和体制的规定吗？
但陆作家是不让动“体制”半根毫毛的。他这篇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们把对体制的一些怨恨，一古脑儿发在了作协这么个“软柿子”身上了。还是欺软怕硬，借机泄气而已罢了。而我认为，作协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什么发工资啊，机构肿大啊，衙门气有多重啊。你说作协机构到底多大才合适？你说体制下的机构哪个没有衙门气？体制、机构就是衙门嘛。
这就是了！原来陆作家是把“体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要是沾上“体制”的边，就是合理的，就是不能动半点的，哪怕是妄发工资、机构肿大、不该成为衙门的成了衙门，都是不能说半个不字的。在说回答人们对铁凝坐奥迪的指责时，他说“她要是坐奥迪过份吗？你可以对她这么年轻，居然当了部长级干部提出质疑，但在中组部没有撤消她的这个级别前，她坐奥迪应该看作是份内的事”，他说“在中组部没有撤消她的这个级别之前”如何如何，就是不说在改革作协的旧体制之前怎样怎样，绕来绕去，还是在旧体制里绕，在他脑子里，丁点作协旧体制需要改革的意识都没有，他认为由党的中央组织部门任命一个民间团体负责人职位并定其行政级别是天经地义的，完全没有改革的必要。
作协主席乘什么车，住什么房间，“是‘体制规定’的。此事跟作协无关。跟作家们更没有关系。跟重庆搞接待的同志也没有关系。”那么跟什么有关系呢？陆天明在这里小心翼翼地不愿或不敢说出来，其实他说的“体制规定”就是党的有关部门的规定，连铁凝那正部级不也是党的中组织部决定的吗？他在这里是想说：体制再不好，规定再不当，那都是党决定的，与作协无关，与铁凝无关，与重庆无关。这一下子就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党身上了。其实，改革开放不就是党提出来的吗？改革的对象不都是党在一定的历史背境下形成的一些旧制度旧规定吗？你这里说的只要是党制定的就不能触动，那还改革什么？
一块肉原本是新鲜的，放得时间长了成了腐肉，发着恶臭，污染环境，人人认为应该除掉它了，而一种白色昆虫却觉得它很香，在里面钻进钻出的，甘之如饴。看到陆作家这些论调，我就会想起这种白色虫子——不打比喻了，正经说，我们说他是旧体制的卫道士，可不可以呢？或者干脆说他是改革旧体制的拦路虎、绊脚石，不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