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打的莱州,纸糊的登州”。这句民谚在胶东半岛的知名度很高,谚语的源头来自于明朝末年的一场兵变。
先说“纸糊的登州”。
明熹宗天启初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后金政权已经占据了辽东大部,登莱(今蓬莱、莱州)一带成了边防前线。明王朝设立登莱巡抚,在登州驻扎重兵,并雇用洋人,在这里生产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登州成为当时明王朝重武器的生产基地。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辽东战事告急,登莱巡抚孙元化奉命派守将孔有德(辽东人)率精锐部队支援辽东。在从辽东撤退途经吴桥时,孔有德率军反叛,史称“吴桥兵变”。叛乱后,孔有德率军杀回山东半岛,接连攻陷临邑、陵县、商河诸城,直趋登州。
登州城,城高池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战略位置重要,常年有重兵把守,且拥有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西洋大炮数百门。与州城仅一条夹道之隔的水城,是宋代建设的水军码头,与州城互为犄角,相互策应,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崇祯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孔有德率部兵临登州城下。本来是自己派出的援兵,现在却率军攻城。巡抚孙元化有苦难言,急令总兵官张焘率兵守登州城外,遣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消灭叛军。但这个张焘与孔有德是老战友,手下士兵多是辽东人。交战开始后,张焘的兵卒即投入孔有德的行列,攻击张可大部,张可大部大败。登州城内,中军耿仲明等人与孔有德是旧交。崇祯五年正月初三夜,孔有德再次攻城,耿仲明等人密谋内应,举火开门,叛军从东门攻入城内,登州城在苦苦支撑了约一个月后,正式陷落。正月初四,叛军又占领水城。“纸糊的登州”由此得名。
是时,登州城内尚有士兵7000人,马3000匹、饷银10万两、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20余门,西洋炮300门,火器、甲胄不可胜数,皆为孔有德所获。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明军火器防卫事业付诸东流。这支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的叛军后来投降皇太极,皇太极出郊十里相迎,日后为建立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后话。
再说“铁打的莱州”。
莱州城位于登州西约100多公里处。无论规模还是地势、武器装备,都无法与登州城相比。且地处平原,无险可居。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二月初三,孔有德兵围莱州城。虽然莱州太守朱万年收缩防线,将城外卫所兵卒尽行撤回城里,但当叛军兵临城下时,莱州城内的守城之兵不足五千,而叛军拥有骑兵、步兵足有15000之众,且装备足以轰破城墙的红夷大炮和西洋大炮。力量对比如此悬殊,所以,叛军认为,攻下莱州如探囊取物。
早在叛军进攻登州城之际,朱万年就清醒地认识到,叛军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莱州城,因此加紧了备战部署。调运粮草,调集守军,加固城墙,增加设施,发动百姓协防守城,并于崇祯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制定《守城约》25条公布于众,部署全城军民死守莱州城,立下与莱州共存亡的决心。二月初四,叛军开始攻城,大炮轰、烈火烧、挖隧道、搭云梯,手段用尽,机关算尽,但莱州城巍然屹立。朱万年的严密部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莱州保卫战可歌可泣。守城期间,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炮身亡。久攻不下的孔有德诈降,朝廷中的“招安派”同意招降。农历七月七,是传说中牛郎织女节,登莱巡抚谢琏、莱州知府朱万年去叛军营中宣读招降诏书,不幸被俘,被缚至城前,壮烈殉难。守城军民同仇敌忾,誓与莱州共存亡。后来,朝廷中“主剿派”占了上风,查办了主张招抚的官吏,调集精兵平叛解围。八月十九日,在苦苦坚守六个半月之后,援军至,莱州围解。自此,“铁打的莱州”便流传开来。
其实,“铁打的”与“纸糊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攻打莱州的叛军撤围后,退守登州。明朝的平叛大军收复登州颇费周折,挖甬道、大炮轰,无所不用其极,连续攻打四个月后,叛军才撤出登州,从海上撤往辽东。此时,你能说登州城还是“纸糊的”么?!
这段历史,明史、清史都有记载,复述并不困难,但其中的道理却耐人寻味。登州城之所以是“纸糊的”,是因为有内奸接应,再坚固的城防也难以抵御,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莱州城之所以成为“铁打的”,是因为准备充分,戒备森严,同仇敌忾,众志成城。
如今的登州府驻地以蓬莱阁而闻名,成为经济发达、风景优美的优秀旅游城市——蓬莱市,原来的登州之名,只留下登州镇作为历史的纪念而保留。
莱州府自清初更名为掖县,直至1992撤县设市,才恢复莱州之名。不过不叫莱州府,而叫莱州市了。那座“铁打的莱州”,20世纪40年代还巍然挺立在莱州湾畔,50年代初期开始拆砖扒墙,到50年代后期,莱州城连同城内上百座精美的牌坊一起毁坏殆尽,见不到一点踪影了。今天的莱州市以“月季花城”、“石材之都”而闻名,没有人关注它是“铁打的”还是“纸糊的”,因为在远离了硝烟和战火的年代,这些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莱州之所以成为“铁打的莱州”,这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