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一个地域风情的象征，具有丰富、朴实、贴切、形象等特点； 口音则是一个人的“名片”，人们往往通过口音，便能觅到知己，找到乡亲。所谓“张口听音”，即有这层意思。
当年，小品演员魏积安一声浓浓龙口味的“伙计”，使他身价倍增，旋即大红大紫。其实，“伙计”一词全国通用，只不过口音和使用的频率不同罢了。如果说魏积安的小品语言是典型的龙口味，却并非准确。笔者的老家与魏积安的老家是邻村，应该说他的小品语言还是将“龙口味”做了一番艺术处理的，假设他满口地道的龙口方言口音，除去胶东人以外，全国的观众谁还能买他的账呢？
凡方言口音，都各具特色。在我们蓬莱，仅以询问句为例，问对方“会不会”、“行不行”、“好不好”，出口便是“什会”、“什行”、“什好”，依此类推，这恐怕就是最典型的特征了。至于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方面，就愈加丰富多彩。众所周知，蓬莱人说话，白叫乔白，黑叫墨黑，甜叫实甜，酸叫焦酸，咸菜叫瓜唧，水饺叫箍子，吝啬叫扣搜，修理叫扎古，等等，简直铺天盖地，不胜枚举，有时甚至觉得普通话反倒缺少了生动。譬如形容器具里东西装得满，普通话无非是“车装得满满的”、“篓子装得满瞒的”，那意思表现得当然十分清楚，但总觉得少了一种韵味。蓬莱人则是“富儿富儿一车”、“富儿富儿一篓子”，那气势，那口吻，活灵活现。我这里毫无诽谤普通话之意，只是想说明蓬莱方言口音的地域特征。
其实，单就一个“瓜唧”，就让我们蓬莱人吃了多少苦头、闹出了多少笑话！那一年，我们组织一批校长到江苏考察教育，有一天中午在南京一家饭店就餐，其中一位校长就用蓬莱方言向服务小姐要“瓜唧”，结果一顿“瓜唧”把服务小姐“瓜唧”得目瞪口呆，其他校长见此情景都开怀大笑起来，这时那位校长才知自己现身处南京而非蓬莱，忙用普通话向服务小姐解释“瓜唧”就是咸菜，服务小姐讥讽地说，我还以为你说的是英语呢。——瞧瞧，这就是我们自诩很中听的方言，在南京遭遇的嘲讽！也是在那天的晚饭后，我和几位校长逛南京的一条小吃街，大约听到了我们嘁嘁喳喳的方言口音，一个摊点老板向我们热情地打招呼，问我们吃不吃“箍子”——这不是“蓬莱味”吗？我们便和老板聊起来，原来他的原籍是蓬莱，从父亲那一代定居南京，真难得他从父辈那里学会了家乡方言，尽管“箍子”没有吃，我们却有了“他乡遇故音”的亲切之感。
仔细推敲，蓬莱境内的方言也是有差异的。譬如于家庄、徐家集、北沟一带，说桌子、凳子、包子等名词带“子”，而以东等地区则不带“子”，“鼻音化”较重。至于南部山区和北部沿海一带，方言有所不同，口音亦有所别，此谓“十里不同音”。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古老生涩的方言渐渐销声匿迹，但在一部分闭塞落后山区依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村里集一中的司机30左右岁，那次他把家里的鸡丢了说成是“邪乎了”。“邪乎了”这个词汇，在别的地方50岁以上的人懂，如果对年轻人说，他不认为你说的是“鬼子话”才怪呢。但随着古老方言的逐渐消亡，一些颇具时代色彩的方言词汇也不断地“冒”了出来，就像春天的韭菜一样割了旧茬长出新茬。有一年春天，局机关组织干部到地处蓬莱东南的艾山游览，大巴行至山脚停下，前来当向导的是当地的一位小学校长，颇热情，他见我们对爬艾山之前的那一段漫长缓坡路似有愁意时，就爽快地说，你们先等一下，我回家赶个三轮来把你们送上去。一句“赶个三轮”，把全车30多人说得忍俊不禁，我第一个揶揄道：这就是南部山区创造的新的方言词汇。山里人过去走路做农活是离不开车马牛驴的，“赶个毛驴”、“赶个牛车”等，辈辈沿袭，习以为常，如今生活和劳作条件好了，过去的方言渐渐演变成“赶个三轮”、“赶个拖拉机”等等，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如果把山里人的方言搬到海边运用，譬如“赶个舢板”等，渔家定会耻笑你是“傻冒”、“二百五”。当然渔家的许多禁忌语，譬如“翻过来”说成“划过来”、“完了”说成“满了”等，山里人也会笑掉大牙的。方言固然有其生动形象的一面，口音亦有其存在的道理，这自然与当地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但如果“跳”出当地的生活圈子，外地人是绝对不会“恭维”你的，更不用说与国际接轨了。因此，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确非常重要，哪怕你能说出一口带有“当地味”的普通话，也要比满嘴的方言口音强上千百倍，这就像英语，既有英国味的，又有美国味的，但毕竟人们能够听得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