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命画师将李靖肖像画于凌烟阁，列为唐王朝开国二十四大功臣之一。贞观二十三年，李靖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九岁。唐太宗下令追赠司徒、并州都督，让他陪葬昭陵。
李靖的大智，即使放在整个古代历史中来比较，也是出类拔萃的，但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这句警言之意。他隐藏才华，甚至还装出木讷之相，正是这种办法使他免遭历代功臣屡曾有过的悲剧结局，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余生。
能进能止、小心谨慎，这是李靖的军事理论在其政治生涯和人生态度中的巧妙运用。
历史上懂得慎言慎行以保全自己的人很多，但由于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而招来杀身大祸的事例也不在少数，白起的悲剧就很值得后人思考。
战国末年时秦国的大将白起，生性忠勇，他征战近四十年，从一名下属军官升到秦军统帅，可谓功勋卓著。
白起武将出身，性情率直、出言无忌。他自以为正确的东西，便决不改变，少有变通，还常以此为傲，却不知这种不注意言行地性格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公元前266年，秦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久攻不下之际，秦昭王便让白起取代王陵为帅，继续攻打。
白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秦昭王进言说：“这一仗不该再打下去了。赵国虽在长平一役中大败，可如今事关存亡，他们一定会拼死而战，再有各国援军相助，局势对我不利。既然当前时机还未成熟，大王还是不要出战了。”
秦昭王却坚持再战，他说：“我国以战为本，将军攻无不克，如今罢兵，自不是什么上上之策。孤王料定再战可成，将军就不要再推辞了。”
白起却拒不挂帅，秦昭王亲自上门相请，他以有病在身为由，不肯出征，秦昭王悻悻离去。
白起的管家便向白起说：“将军如此让大王难堪，这可对将军不利啊。”
白起却斥责道：“大王糊涂，身为臣子，怎能不加劝谏，还要讨好顺从大王呢？我身经百战，局势明晰于心，自不会看错。他日我军战败，大王就明白我的苦衷了。”
白起的管家说：“将军英明，天下无不称赞。大王身为人主，即使战败，为了他的颜面，那也是绝不肯认错的。反是将军有言在先，到了那时，只怕因为嫉恨，大王会对将军不利。”
白起不以为然。不久，秦军再败的消息传来，白起便说：“大王不听我良言相劝，致此失败，相信大王会知错就改了。”
秦昭王为败绩正恼怒万分之际，又听到白起之言，不禁怒不可遏。他把白起降为士卒，这还不解气，当白起离开都城后，他又派人追上白起，命他自杀。
白起自刎之前愤慨不已，无奈君命难违、是非难辨，只有一死了。
一位功绩赫赫的重臣，竟因一句不经意的话而招来杀身之祸，让人感到痛心、惋惜。然而如果白起能在和君王的相处中，多收敛一些自己的霸气，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的话，结局可能会迥然不同。
骄者必败！与白起类似，祢衡的悲剧也是个因恃才傲物、对人褒贬过分而不得善终的例子。
祢衡在游历到曹操所在的许都时，因见到自以为不如自己的人就不搭理的傲慢性格，很多人都很厌恶他。当时只有做少府的孔融欣赏他的才能，向曹操力荐，但祢衡却不肯主动去拜见曹操。曹操不能容忍他的傲慢，遂下令任命祢衡做一个鼓吏，这对自命不凡的祢衡来说的确是难以接受的侮辱。
在一次大朝会之后，曹操大宴宾客，并命令祢衡击鼓为乐。按规定，鼓吏击鼓前都要换新衣服，祢衡却只穿平时衣裳，演奏鼓曲叫《渔阳三挝》，音律很是优美，在场的人无不陶醉。
有的官员见祢衡没有换新衣服，就当面呵斥他，祢衡听后竟当着曹操和宾客的面，一件一件脱下身上的衣服，最后脱得精光，裸体而立，然后才慢慢穿上为他准备的新衣裤，重新击鼓演奏，始终面不改色。
曹操尴尬地说：“本想羞辱祢衡，没料到反被他羞辱了！”
孔融私下责备祢衡，并要他向曹操道歉。祢衡答应了，但他没有去见曹操，而是在入冬的天气里，穿着单薄的衣服，手持三尺长的手杖，坐在大营前敲着地面一件事一件事地数落曹操。
曹操欲杀祢衡，但又恐世人说自己不能容人，便把祢衡推荐给了刘表。刘表自知这是曹操的借刀杀人之计，但他对祢衡的大名仰慕已久，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祢衡。
但祢衡轻狂之性不改，又冲撞了刘表。刘表知道江夏太守黄祖为人心胸狭窄、脾气暴躁，于是学着曹操的做法，将祢衡送到了黄祖那里。
果然不出曹操和刘表所料，祢衡终因口舌而惹杀身之祸。
汉献帝建安三年，黄祖在舰船上大宴宾客，祢衡言语不恭，使黄祖难堪，黄祖便当众呵斥祢衡。祢衡反唇相讥，黄祖大怒，命人把祢衡拉下去鞭笞。祢衡破口大骂，黄祖怒不可遏，便下令将祢衡处死了。
身为臣子，应该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祢衡才华盖世，可惜他不懂言多必失的道理。从一定角度上来看，祢衡的死固然不值得，但其结局实属必然，这都归结与他的傲慢无礼，实属咎由自取。
谦虚谨慎者往往能善始善终，傲慢不羁者往往会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谦虚谨慎不仅在和君主的“较量”中是明哲保身的法宝，而且在和同事甚至下属的相处中，也绝对是件利矛穿而不透的固盾。对上级要小心行事大多数人都理解，对下属也要小心谨慎，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了。
其实，在和下属的相处中如果不注意方法，一旦他对你怀恨在心，关键时候出来“捅你一刀”也够你受的。
卫恒的父亲是西晋初年有名的大臣，他的性格刚直、处事无私，曾历任司空、侍中、尚书令等高官显位。
卫恒的父亲由于颇受晋武帝司马炎的信任，每每说话都有些随便。特别是司马炎将他的白痴儿子司马衷立为太子，他对此大为忧心，屡屡劝谏司马炎另立太子。
卫恒生怕父亲因此结怨他人，就对父亲说：“父亲不要多管闲事了，太子之位关系很多人的利益，你劝皇上另立太子，他们能不恨你吗？此事是成是败，父亲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何必自找麻烦呢？”
卫恒的父亲听后以国家的大义教育儿子，仍旧劝谏不止。为此，太子的妃子贾南风对他恨之入骨，把此事牢牢记在心里，伺机以后报复。
卫恒的父亲对上如此，对自己的属下也是公事公办，从不徇私。有一次，有个叫荣晦的人犯了过错，卫恒的父亲便让人把他捆了起来，痛打了一顿。荣晦苦苦哀求，他不依不饶，任凭多人为荣晦求情也无济于事。
最后，荣晦被打得多日不能起床，颜面尽失。
卫恒又对父亲说：“荣晦又没有太大的过错，何必让他增添对父亲的忌恨呢？你这样事无巨细、犯者必究，怨恨你的人多了，并不是件好事情。我请求父亲为了身后着想，再也不要这样了。”
卫恒的父亲听后却怒骂儿子不识大体，他说：“依你之言，我还要向他赔礼不成？我行事无私，他纵是忌恨于我，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晋武帝死后，司马衷继位，贾南风为后。她一上来就对卫恒的父亲展开报复。她诬陷他谋反，又派人前去搜捕他，查抄其家。
此时，卫恒的父亲仍然心存侥幸，但他知道朝廷所派的领头者竟是荣晦时，不禁惊恐万分。荣晦一见他，便阴声怪气地说：“卫大人能有今日，可谓不幸，偏偏又是我负责此事，可谓大不幸了。你当初得意之际，真是威风八面、铁面无私，哪里想到会有今天呢？”
荣晦当场就杀了他的子孙九人，以泄私愤。卫恒父子被捕，不久就一同被处死了。
卫恒父亲的悲剧实在让人唏嘘万分，但官场就是如此，身处官场中，只有谨言慎行的智者才能够游刃有余，不懂得小心处事，不懂得谦虚韬晦者只会葬送自己的前程甚至性命。
中国人大都爱面子，有“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的说法。因此，臣子在君主、下属在上司面前都要懂得做事有分寸，懂得给他们留面子。很多领导者都会以此作为考验下属是否尊重自己的一个“指标”。
从历史上看，因为不识时务、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而触了霉头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些原本受宠的人，因冲撞了领导而从此备受冷落。
从前有一个显宦，空闲之余喜欢下棋，自称是国手。某甲在他门下做一名食客，有一天与该显宦对弈，一出手便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架势，竟逼得显宦心神失常、汗流满面。
某甲看到显宦着急的神情，心里格外高兴，故意留一个破绽，显宦抓住破绽立即进攻，满以为可以转败为胜。谁知道某甲突然使出杀手锏，一子落盘，很得意地说道：“这下你死定了！”
该显宦遭受打击，心中不悦，站起身就走了。显宦从此对某甲始终心怀芥蒂，而某甲却不懂得为什么该显宦不再与他下棋。
该显宦本可以使某甲富且贵，但为了这件小事，老是不肯提拔某甲，某甲最终郁郁不得志，以食客终其身。
无独有偶，据史书记载，隋炀帝很有文采，但他最忌讳别人的文采比自己强。
有一次，隋炀帝写了一首《燕歌行》诗，命令“文士皆和”，也就是仿照他写的诗的题材和诗一首。多数文人皆较明智，不敢逞能，抱着应付态度，惟独著作郎王胄却不知趣，不肯居隋炀帝之下。
后来，隋炀帝借故将王胄杀害了。还有一个叫薛道衡的大夫，因显露诗才，触犯了隋炀帝而被处死。
君主的心理很难掌握，做臣子的应该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君主身边待一天，就应该谨言慎行一天，这是保全自己最有效的方式。
即使是很英明、宽容、随和的领导，也很希望下属维护他的面子和权威，而对刺激他的人感到不能容忍。唐太宗李世民是以善于纳谏而著称的贤君，但他也会对别人当面指责自己的过错而感到生气。
一次，唐太宗宴请群臣时酒后吐真言，对长孙无忌说：“魏征以前在李建成手下共事，尽心尽力，当时确实可恶。我不计前嫌地提拔任用他，直到今日，可以说无愧于古人。但是，魏征每次劝谏我，或不赞成我的意见时，我说话他就默然不应，他这样做未免太没有礼貌了吧？”
长孙无忌劝道：“臣子认为事不可行，才进行劝谏，如果不赞成而附和，恐怕给陛下造成其事可行的印象。”
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他可以当时随声附和一下，然后再找机会陈说劝谏，这样做，君臣双方不就都有面子了吗？”
唐太宗的这番话，流露出领导对尊严、面子和虚荣都很关注的共同心理。智慧的人都心明于此。大智若愚才是明白人，而锋芒外露是祸根，领导面前莫逞能，这是多少历史人物从成功中得来的经验和从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
官场险恶，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明争暗斗，身处官场一天，便是如履薄冰一日。无数的历史人物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哲理：惟有慎言慎行，才能保全自身。
第十六节
[原文]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译文]
最高的准则是使心灵达到一种虚寂状态，牢牢地保持这种宁静。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我观察到了它们循环往复的规律。万物纷繁茂盛，最终却会返回到它的出发点。归回本原叫静，静就是复命，复命叫做常道，认识了常道就明白事理。不认识常道，就难免轻举妄动出乱子。认识了“常道”，才能包容万物。包容万物就能坦然公正。坦然公正才能天下归顺。天下归顺才能符合自然。符合自然，才能符合“道”。符合“道”，才能长久，终身都不会遭受危险。
[本章要旨]
本章阐述致虚守静的功夫。
[评析]
本章阐述致虚守静的功夫。老子提出“致虚”、“守静”、“归根”、“复命”四个概念，“致虚”与“守静”合言，“虚”与“静”交相为用。老子又阐明“知常”的重要功用。符合“道”的顺应自然规律就久长，不符合“常”的就遭祸殃。
第十七节
[原文]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译文]
最好的统治者，人民根本意识不到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者，臣民亲近而又赞颂他；再次一等的统治者，臣民害怕受到他的统治；最下等的统治者，臣民都要辱骂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臣民就对他不信任。最好的统治者是悠闲自如的，他不轻易发号施令，说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事情办成功了，百姓不知因为统治者，而认为这是出于自然的。
[本章要旨]
本章的中心论旨是：治国的最佳方法是无为。
[评析]
本章的中心论旨是：治国的最佳方法是无为。老子把君主分为四种。老子理想的君主为“太上”，为是最符合于“道”的圣君明主，没有其他三种君主的缺点，不轻易发号施令，一切顺应自然，让百姓过安闲自在的生活。
第十八节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译文]
社会的公正被废弃了，才有了所谓“仁义”；出现了聪明智能，才产生了奸诈虚伪；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不合睦了，才有所谓的孝慈；国家陷于错乱，才显出所谓的忠臣。
[本章要旨]
本章评击了儒家的仁义忠孝，认为它们是社会病态的表征。
[评析]
本章认为儒家的仁义忠孝是社会病态的表征。老子的辩证思想是：当整个社会大道兴盛时，人们自然都是仁义的，所以没有倡导仁义的必要。如果对于某种道德行为倡导，是因这个社会缺乏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