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闭幕的2月24日深夜，代表们又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向代表们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通常所说的“秘密报告”。这篇报告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是苏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那么，面对这次事件，新中国的领导人又将如何应对？这次事件真的就是中苏两党开始走向分裂的转折点吗？
距此近两个月前的1955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诞辰纪念日，这是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三个纪念日，和往年隆重、热闹的庆祝集会相比，这一天苏联人民是在冷冷清清中度过的，人们只是在报刊上看到了一条政府发布的庆祝斯大林诞辰76周年的消息。这些不寻常的信号，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到来。那么，这场风暴究竟因何而起？又会如何结束呢？
1956年2月，由朱德、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应邀抵达苏联莫斯科，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然而，在召开前夕，敏感的人们已经发现这次大会的不同寻常。
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做的报告里头，明里暗里，都是在贬低斯大林。他们就觉得很不对味，后来赫鲁晓夫就在会议期间，做了那个秘密报告。
——师秋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师哲之女）
一位与会者回忆说，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当天，会场里鸦雀无声，没有座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与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
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当天，就有人休克，在会场上就晕那儿了，他接受不了这样一个现实。不要说一般党员了，贝鲁特，波兰共产党总书记也心脏病复发，后来就死在莫斯科了。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在这份令人震惊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对曾经代表真理与理想化身的斯大林，进行了几近颠覆性的揭露。赫鲁晓夫以他一贯的激情做了长达5个小时的报告。他本人回忆道，讲话时会场静得能够听见苍蝇的嗡嗡声。不过到最后，沸腾代替了肃静，吃惊演变为无比愤慨。代表们谁也想不到，在斯大林的神圣光环之后，竟然有如此无法无天之事。那么，这些对于斯大林的指控，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呢？
过去有一种说法，说批判斯大林都是赫鲁晓夫个人的主意，但是俄国档案都解密之后显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实际上（苏共）领导层组织了一个专案组，专门整理这些案件，过去的案件（冤假错案），这个事情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干的，而是领导层，整个组织了专案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把这个专案组的材料拿出来讲。
——荣植（驻苏使馆工作人员）
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险象环生的紧张状态。通过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几名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个人也是日夜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的名单中除名。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我们每次到斯大林的近郊别墅，常常要窃窃私语怎么门上的锁比以前加多了。他尖锐地感到孤独得难受。他完全不相信任何人。譬如说斯大林想要吃某种东西，在他尝之前，每个人都得先分上一份，为斯大林试味。和他共餐或者随他一道度假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但也是一种可怕的肉体上的紧张。只要人们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验就好了，为了保持关系，要忍受多少不愉快的事情呀！”
他（赫鲁晓夫）这样，像贝利亚、莫洛托夫，所有人都是这种感觉……原来的老干部不是间谍，就是什么不安定分子。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就在这个时候，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重新站起来。
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
苏联解密的档案显示，在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且达成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
所以斯大林去世以后，马上就开始了降温和批判个人崇拜。从1953年就开始了……但这个事怎么就突然急转直下爆发了呢，是因为平反冤假错案。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就开始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特别是30年代的“大清洗”，更是错杀误杀了许多人。而且，因为斯大林主要处理的是党内干部和军队高级将领，一批赫赫有名的元帅、将军、部长纷纷被捕，被关押，甚至被杀害，由此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冤案，牵涉面也越来越大。苏联的监狱人满为患。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开始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
调查的结果，说斯大林不但知道这些冤假错案，很多就是他亲手批的，亲自批的，对谁谁谁用刑，把谁谁谁杀掉。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我们找到这样一份珍贵的材料。1955年3月，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从1954年6月开始的8个月间，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因“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案件就达7727件。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到1955年的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纪念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
1956年2月，正值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苏共领导人第一次在主席团会议上明确地、尖锐地辩论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有人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
所以赫鲁晓夫就主张说这个事，还是应该跟党内说清楚，当然范围要适当地限制。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还有莫洛托夫，他们三个人有保留意见……（说）但是我们毕竟跟他（斯大林）走了这么多年，都是在他的指引下，如果突然把他扳倒，可能会产生很坏的影响。到底怎么弄，说开中央全会，大家讨论。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在这份档案记录里，除了马林科夫等三人，其他发言者的情绪几乎都是愤怒和激昂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阿里斯托夫讲道：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米高扬认为“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萨布罗夫也指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缺点”，“而是犯罪”。
之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就这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终于出笼。然而，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
他（赫鲁晓夫）当时并没有完全否定斯大林，我们中国国内现在有些人，张口就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你去看看那个秘密报告，没有，好多地方还是在维护斯大林。
——郑异凡（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研究员）
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要破除个人崇拜。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从各类解密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并非要、也没有全面否定斯大林。那么，赫鲁晓夫做的这次报告又是如何演变为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信任危机的呢？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19日对报告的补充提纲中强调指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不能超出党的代表大会的范围。但是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知情者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代表大会以外。不久，传达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党外。3月5日主席团做出决议，“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非党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取消下发材料上的“绝密”标志。
礼堂里面传达（秘密报告内容），苏共党员在传达这个报告，在休息室外面，我们都知道了，当然我们很震撼。
——苏红（留苏学生）
几乎没有人怀疑，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本人。然而，对于他的真实动机却一直让外界颇多猜测。唯一肯定的是，苏共的做法造成了苏联党内外社会各界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
我认为（批判个人崇拜） 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要是做这个事情应该用别的方法来做，怎么样来做呢？我认为应该一步一步地来准备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地实现个人崇拜的消失。
——顾达寿（前苏联驻华大使首席翻译）
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发生了暴动。因为这个也可以理解，（可以）想象的……所以一听这个（秘密报告），就认为中央出问题了，然后上街游行，后来跟军警发生冲突。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格鲁吉亚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反应特别强烈。所以当地人很快就知道中国的代表团团长朱德住在哪个地方，都跑到旅馆周围去喊去了。东方的朋友们，中国的朋友们，你们说句公道话，这样对待斯大林对不对？就在底下喊。喊了半天，朱老总没有办法，只得出来，走到阳台上，跟大家见面。见面的时候，他也没有提斯大林，也没有提赫鲁晓夫，就说你们现在遇到这个困难，我很理解，希望你们冷静下来，保持安定，好好工作。问题总会解决的。
——师秋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师哲之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犹如一只出笼的巨兽，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激烈震荡。那么，当这一切传到中国，中国的领导人对于这一切又是如何反应的呢？是否像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呢？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迷茫与混乱状况，中国究竟是袖手旁观还是出手相助呢？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社会上刮起了一阵“苏联风”，无论电影、文学、服饰、生活用品等，都刻上了鲜明的苏联色彩。中国人民对“老大哥”怀着一种敬重的感情。
共青团还发起了一个运动，动员我们的女孩子，要梳苏联女孩子那种发型，要穿连衣裙，那时候叫布拉吉……一下子有不少女孩子就开始穿了，还有跳交际舞，等等。不仅要政治学习，还要在生活习俗上学习苏联。
——李英男（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还记忆犹新，那时最热门的苏联电影是《乡村女教师》和《雁南飞》，《喀秋沙》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人人都能哼唱。每个人都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当批判斯大林的旋风刮到中国时，许多人感到措手不及。实际上，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变化的迹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觉和了解。早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1954年3月27日，时任驻苏联大使的张闻天就给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材料，题目是：“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而在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之后，当天夜里，他又派人把报告的速记稿交到中国代表团手中，并做了说明。
做了个解释，说不是对你们保密，是因为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团都没有邀请，单邀请你们不好，所以没有邀请你们参加。把那个速记稿留下，就走了。我父亲就赶紧翻译，用中文给大家念那个是些什么内容。这大家一听，就开锅了。
——师秋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师哲之女）
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但是，中共中央对此并没有立刻做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对于这一棘手问题，中共高层始终保持着沉默。那么，在毛泽东的心里，对这个问题究竟持何种看法呢？
毛泽东对秘密报告的看法……一个是赫鲁晓夫的报告，把那盖子揭开了；第二个是破除了迷信，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这个毛泽东是很支持的。
——荣植（驻苏使馆工作人员）
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那么喜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认为，斯大林是压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如果这块石头不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国道路的发展，永远会受到压抑。但是中国自己又不可能搬掉这块大石头，那么只能苏联人来搬。所以毛泽东非常赞赏赫鲁晓夫，说你能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很有勇气……那么忧的是什么？忧的就是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种方式，很缺乏政治思考。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从1956年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秘密报告泄露出去影响很坏，同意用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同时正面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补救秘密报告的失误。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并且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虽然说这个任务本来应该是由苏联共产党来完成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像毛泽东这样，比较有身份，有影响，有魅力的一个领导人出来说话，恐怕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真是有点一盘散沙了，就你苏联再说话，（也）没人听了……所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确实起（到）了一个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收拢人心，防止分裂，防止分散，这么一种作用。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苏共中央在6月30日通过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特地引证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 同时，为了给党员干部提供学习材料，《真理报》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全文进行了准确校对后，发行了20万份。对于来自兄弟党的鼎力相助，赫鲁晓夫自然相当感激。
一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旗手的苏共，把另一个党的文章作为党内学习文件，恐怕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说明，赫鲁晓夫为了尽快解决国内的混乱局面，非常重视中共中央的意见。然而，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苏共中央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是促成了紧随苏共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那么这一切会给将要对苏联第二次访问的毛泽东带来什么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