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两天（元旦和初二），我整整写了两天文章，叫做‘关于十年来设计研究事业中几次方针政策错误的意见’，给他们去北京造反的人带去做参考。”
（《家信》1967年1月5日）
“这两天也忙着译书，既应之，则做好之。也是帮助一所生产起一点点绵力吧。今日已译完，约25000字，再校两三天即可交稿。所以前天没有给你写信。”
（《家信》1967年1月18日晚）
“这两天写字写太多了，每天五千字以上，晚上写这封信竟有手腕发酸的感觉了。”
（《家信》1967年2月27日晚）
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事情，他希望做的是真正的技术工作。
“我这里住着，一批批送走不少人了。现在也不去查第几周了。只是皮夹子里，1966年日历用完后，自己画一张1967年1月1日历时才记起，这已经是来一所第29周了。这个下午还是打算看看书、写完信后还打算再读一遍元旦社论，太重要了。我这个在医院、疗养院住惯了的人，又多了这么一次长住招待所的经历！真是想不到的事。”
（1967年1月5日）
“我倒是很想回来，一方面是游离于运动之外很不好*，另一方面长期不工作也很难受。我很希望回来搞具体工作，如64改装，自己画图或拉算尺，也动手去画模线……再也不想光动嘴不动手地浮在上面了。”
（原信注：*在一所参加这边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是一所成员，而过去又是当权派。）
（1967年2月9日）
“我自己，当然也想回去，既抓生产，又闹革命，两件大事。但是，我希望从十所角度出发，最好能向这边军管小组来一封信，要我回去，但仍提出要求先定性……只有当军管小组认为短期内不能定性，但可以先回去时，所里再同意我带着问号回去。我自己，带着问号也可以愉快地工作……
我仍在学习，在译文章，心情仍在中上状态。有时也着急想回去，但有时又想，大概也差不多了。大学4月也要上课，那么这批教授的问题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中央一管，什么都好办了。我估计3月中对于类似我的问题总会有所动静。再来35个7天是无论如何不需要的。”
（1967年2月27日晚）
“35个7天”是他到沈阳49天时提及的一个计算方法。
“又是星期天了，记得是夏至前一天离开家的，而今天是立秋后一天了，前后刚好7个星期，七七四十九天了。好在我是出差住招待所住惯了的，也是住医院住惯了的，倒也还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感觉。”
（1966年8月9日）
“计算着来此已11周，77天了。仍每天自己看书，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句话（来此后仅第二周常委和工作队找我开过一次小会，此外，无一负责人和我谈过话，我也不去找）。看来，在这里虽然用不着70个7天，但至少也得17个7天，这就是说，再住一个半月是完全有可能的。”
（1966年9月8日）
“今天是厂星期五，这个第14周就这么过去了，下一周，第15周也会很好过的，中间有三天放假，放假前还有一两天打扫卫生等。要再开始是10月7号的事了。看来，我的预言（17个7天）是又不够了。”
（1966年9月27日）
从那以后，他仔细地计算着自己在沈阳的时间。
“17个7天是肯定不够了。发个大愿，打算27个7天，刚好到年底吧。”
（1966年10月6日下午）
“2月23日，星期日。这在我的小日历上是第9个月的开始，也是第36周的第1天。换句话说，去年讲的所谓70个7天，真的已经过了一半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真的到70个7天，即到今年的10月下旬去的。”
（1967年2月21日）
无奈中，他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揶揄道：
“一所的同志们，如果认真想一想，把兄弟所的一个技术领导干部这么冻结在一所招待所里已经快4个月了，真要过一个冬天也实在是不很合适的。”
（1966年10月15日）
他企盼的是尽快回十所参加具体的技术工作。他认为，自己的科研路线等问题主要是在一所，只要一所能够给一个初步结论，他不是四类干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回十所继续工作。至于担任不担任领导干部，他想得不多。即便不担任领导，他仍可以画图或拉算尺，也动手去画模线……
对老保姆的关心
在从沈阳给妻子的信中，徐舜寿对家中老保姆的去留一事做了细致入微的安排。
1958年，苏联十月革命节（11月7日）前，宋蜀碧来到沈阳，与已经带着孩子到沈阳安家的徐舜寿会合。当时小儿子徐源刚1周岁多，而宋蜀碧和徐舜寿都要上班，急需要请一个保姆。正好邻居家有一个保姆，不打算再用了，就被宋蜀碧请到自己家。这个保姆就是家在河北保定的王玉芝大娘。
随着运动的发展，家中请保姆已经被上纲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高度，有红卫兵组织发令——“限期取缔”。从1966年7月27日提及大娘事起，徐舜寿多次在信中就大娘的事情写了自己的意见：
“招待所面对球场，每夜有游行，烧军衔，烧火箭鞋，化妆品。沈阳在剪辫子，烟酒也不卖了……另外保姆也限三天、七天取缔，所以大娘就早点叫走吧，不必等我了。”
（1966年8月28日晚）
“大娘事，可请她早回去，但要请刘平南他们先去信和公社联系，不要户口落不进！千万不要这边先迁出，那边又落不进，可要注意！她要等我回来，告诉她不必了，我很好，叫她不要不放心。”
（1966年9月13日）
“大娘事如何？你看，是不是必要时可先走？不迁户口（为此粮票，尤其是全国的，得省一些了）。问她好，问孩子们好。”
（1966年9月17日）
“这两天想到王大娘的事，我想还是要走才对。问题是何时，怎样走，我们要负责安排好。户口是个大问题，无原籍同意，宁可人先走，后迁户口。钱，劝她存几百元在阎良，一二百元一张的记名定期存单，带方便，丢了也可挂失，到期可由保定银行转取。一起带现款太不方便。行李，可由阎良买车票托运保定。西安保定车挤不挤得上，可托大姐、张戈早些打听。我看中秋、10月1日过后就行。如太挤可拖一拖，但也不要拖太久了，久了又生变。请她不要等我回了，也不必惦记我的事。告诉她，在这个时代好人是不会遭罪的，而她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久，我是好人坏人还看不出来？问她好，问孩子们好。”
（1966年9月27日 ）
“大娘回去吧。只是钱、户口、路上的照应要安排好。告诉她如果想孩子们，则等过几年可以来玩，住个把月什么的。”
（1966年10月6日下午）
“大娘回去事你的决心我同意。我也主张她回去。公社那边可过一两个月再说，但需请她回去后积极办入户口事（一般人走了粮票只给三个月）。我们不应当从消极方面，因为人们贴大字报说得太不像话了而让她回去；而是从积极方面，锻炼孩子们独立生活和锻炼我们自己出发。”
（1966年10月24日）
“大娘走了没有？她屋子里的旧收音机问她要不要？可以送她带走。问她好吧。”
（1966年10月26日）
“大娘还是走吧，应该这样试一阵，到明年我们如果很忙，照顾不过来时再另想办法。”
“那个旧的无线电，送大娘带回去吧，就是拿的时候小心些，底下缺螺丝。户口事，早些办……”
（1966年11月4日）
一度，他听说铁路运输非常拥挤，写信告诉妻子，让大娘先别走。以后，随着红卫兵停止大串联，火车开始恢复正常秩序。他又叮嘱，“大娘要有人同行才走很对”。这样的关切一直到12月大娘回到保定老家。
对徐舜寿夫妇的关心爱护，大娘牢牢记在心里。在回家后的第一个阳历年，她写了一封信给宋蜀碧，信的开头称宋蜀碧为“亲爱的女儿”。信明显是托人代笔的，但其中的言语情真意切。
“我回忆起来，你们对我的照顾真是体贴入微、无微不至，再也无法挑选。再说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把我送到了火车站，对于我衣食、水都是照顾的百般周到，因此使我一帆风顺，平安地来到了故乡，为此望女儿对这方面多加放心为盼，千万不要为我的事影响了你们的工作和健康。就让你们把全部精神投入到紧张的革命运动中去吧。”
在回家半年以后，王大娘又来了一封信，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在她离开半年以后，徐舜寿和宋蜀碧还在为她寄粮票。
“你的来信全部收到，邮来的粮票全收到了，请放心。接到你的来信我连续去了三次，但都给退回来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都是地址上的问题，急得我真想坐上火车前去一次，这次7月2号接到你的来信，才按五号信箱去这封信，请原谅。
……
从我回来已经半年了，我是十分想念你们的，现在孩子们身体都很健康，生活愉快，都很活泼吧。你们身体都很健康吧。
现在我的身体很健康，生活很愉快，一切都好，请放心。等以后有时间我一定去看望你们。”
王大娘知道，在信中告诉她“在这个时代好人是不会遭罪的”那个人是好人。但她不会知道，在写下“我是十分想念你们的”时候，那个好人和他的家人正在炼狱中承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