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思考
1999年我写了一篇报告：标题为《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思考》，副标题是“危机、反思和建议”。这是按照自己在总装备部科技委“常规动力发展战略研讨会”和“航空发动机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两次发言而整理的。同年8月中国工程院以“院士咨询建议”的方式，呈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阅。
早在20世纪60年代，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指出：我们的飞机得了“心脏病”。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好转。实际上，我国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动力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好，海陆空装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脏病”问题。动力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军装备的更新换代，已成为我军武器平台发展的“瓶颈”技术，而航空动力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一些。航空动力落后的原因十分复杂，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要破解发动机的困局，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系统的顶层谋划。如何把航空动力尽快搞上去？这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严肃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
在这份咨询报告中，我大致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形势相当严峻，危机确实存在。
自冷战结束后，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裁军，但发达国家对航空动力技术，不仅没有放慢其发展速度，反而加大投入，加快发展。美国在研制第四代发动机F119的同时，从1988年起又投入50亿美元巨资，实施“综合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计划”（即IHPTET计划）；英国则着手进行先进军用核心发动机第Ⅱ阶段计划（ACME－Ⅱ），其共同目标是使推进系统的能力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与1988年F110发动机性能水平相比）。这意味着他们用15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过去30～40年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表明世界航空发动机技术正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航空动力行业艰苦奋斗、开拓前进，在测仿生产、改进改型、新机研制、预先研究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共生产几万台发动机，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至今还没有一型发动机真正走完从设计、制造、试验、定型、使用到退役的全过程。有关部门综合评估，我国航空发动机的综合水平和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相差一代到一代半，约30年时间，而且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危险。
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到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中，我们深刻认识到：空中力量是现代化战争的核心力量，夺取制空权仍是现代化战争取胜的关键。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一直不断，潜在的威胁始终存在。一旦国际形势突变，或者在周边地区爆发冲突，我空军装备的现状可能使我们陷入被动。落后就要挨打。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要有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反思落后原因，总结经验教训。
我国航空发动机长期徘徊不前，差距与发达国家越拉越大，原因究竟何在？在制定“2020年航空发动机发展战略”研讨过程中，有关领导和专家都在认真地思考和总结这一问题。根据自己从事航空发动机研究40多年的体会，我提出了六点看法：一是研究基础薄弱，技术储备不足，型号研制成了“无米之炊”，型号研制与技术攻关几乎同步进行，导致多次反反复复而延误了型号研制周期；二是仿制机种过多，且没有安排必要的经费，认真组织消化吸收，严重制约了我国航空发动机创造性的自主发展；三是摊子大，战线长，包袱重，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四是发动机型号研制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没有认真地贯彻好“振兴航空，动力先行，预研更要先行”的指导思想；五是管理不到位、缺乏一个稳定、权威的长远发展规划，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没有认真搞好顶层谋划；六是研制经费总量不足，投资强度低，效果差，预先研究和技术验证经费更是明显偏低。
第三，几点认识和建议。
一是振兴航空，动力先行，应将发动机作为整个航空工业的“突破口”，优先发展，下决心走出自主研制的路子来，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二是要切实重视预研工作，加强先期技术演示验证，促进预研成果向型号转移，把发动机预研提到战略高度上来抓；三是国家尽早出台《航空法》，制订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改善组织管理，建立完整、稳定的决策支持系统；四是坚持以我为主，坚定不移地走自主研制的道路，同时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尽可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起点，实施“跨越式”发展；五是充分利用计算流体力学（CFD）和计算机数值仿真技术的最新成果，不断完善自己的设计体系，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六是加大经费投入，切实解决好设计、研究的快速试制力量，切实解决试验设备的建设及其更新改造问题。
在报告的最后，我写了这么一段结束语：
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知识经济已悄然兴起，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它预示着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或调整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新世纪，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只要我们抓住机遇，顺应潮流，乘势而上，遵循科学规律，加大投资力度，改善组织管理，稳定科技骨干人才，我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发动机开进“香山科学会议”
为了开展《2020年前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深化研究，我向中国工程院申报了一项咨询课题：“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战略研究”，得到中国工程院领导的批准，由我担任组长，有顾诵芬、关桥、李明等12位院士和吴大观、陈浚、张池、枉云汉等18位专家参加。经过几次会议研讨，形成一份向中央上报的建议初稿，即《关于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动力的建议》。
为了慎重起见，也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有些同志建议召开一次“香山科学会议”。因为“香山科学会议”的简报可以直报中央和各部委领导。当时“香山科学会议”是由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发起、在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共同支持下于1993年正式创办的，会议以基础研究的科学前沿问题为主题。
由于“香山科学会议”主要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起并创办，以讨论基础研究的科学前沿问题为主，此前工程科学举办得较少。为了能够进入“香山科学会议”，我们提炼了其中的科学问题，将研讨的主题定为：“跨世纪航空发动机发展科学对策”。同时准备向中国工程院宋健院长做一次汇报，争取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1999年三四月间，我到中国工程院向宋健院长做了一次汇报，主要汇报了航空发动机是推动整个航空工业发展的原动力，没有好的发动机就不可能有好的飞机，没有好的飞机，我们的国防和民航事业就不可能强大。落后就要受制于人，就要被动挨打。面对21世纪，如何抓住机遇，加快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肃而又紧迫的政治任务。我们想召开一次“香山科学会议”，恳切希望能得到宋院长的全力支持。
宋健院长是山东省荣成人。世界著名的工程控制论专家，苏联莫斯科包曼工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美国、俄罗斯、瑞典等多个国家的外籍院士，曾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他博学多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在全国科技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我与北航陈光教授合著的一书，十分荣幸地获得了宋院长的亲笔题词：“航空发动机———飞机的心脏”，至今我们都非常感谢他。
那天，宋院长非常亲切地接见我，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召开“香山科学会议”，研讨航空发动机科学问题。他还说中国工程院将要成为“香山科学会议”主办单位之一，中国工程院应有更多的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拿到那里去讨论。宋健院长还说：“航空发动机难度的确很大，只有把发动机搞好了，大飞机才有希望。”我说：“我们搞航空的人都很感谢宋院长长期以来对航空工业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我们都知道，宋院长曾多次说过两个‘死不瞑目’。即：不搞出大飞机死不瞑目，不搞出航母死不瞑目。现在世界上能搞原子弹的有十几个国家，能搞火箭、发射卫星的有二十几个国家，能搞飞机的也有二十几个国家，但是能够自主研制高水平航空发动机的，现在只有美、俄、英、法四个国家、或者说全世界只有四家大公司，这说明搞先进航空发动机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将来我国搞自己的大飞机和航母，都需要先进的动力装置，动力也会成为其‘瓶颈’问题之一。”因此，我半开玩笑地说：“建议宋院长再加一个‘死不瞑目’，即‘不搞出航空发动机死不瞑目’。”宋院长听后很高兴地说：“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今后要加一个‘不搞出航空发动机死不瞑目！’”
在宋院长的关心和支持下，航空发动机很顺利地开进了“香山科学会议”，据说是中国工程院进入的第二个项目。此后不久，“香山科学会议”改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工程院、教育部、解放军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主办。其宗旨是创造宽松的学术交流环境，弘扬学术自由讨论精神，面向科学前沿，面向科学未来，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推进整体性综合研究，启迪创新思维，促进知识创新。
1999年7月15—17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题为“跨世纪航空发动机发展科学对策”的第119次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空军和有关院校、科研机构等航空科技界的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和部分主管领导参加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会专家学者回顾和总结了几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并侧重对未来20年我国航空发动机的研究发展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
会议邀请顾诵芬院士、陈浚研究员和我3人担任本次会议执行主席。根据会议的中心议题，有3个主旨报告：顾诵芬院士的《军用飞机发展及其对动力的需求》，陈浚研究员的《中国航空动力发展的总体思考》，我做了《中国航空动力跨世纪发展的难题、关键技术及对策建议》的大会报告。
会议经过热烈、认真的研讨，形成了一份会议纪要，一份
“香山科学会议”报道，原则通过《关于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动力的建议》，并一致同意在经过必要的文字加工后，通过中国工程院向中央领导呈送这份“咨询建议”书，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向吴邦国副总理汇报
“香山科学会议”之后，为了上报这份建议书，1999年11月13日我们又在北京铁道大厦召开了专家咨询组会议，对即将上报的《关于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动力的建议》，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修改，12位院士和18位专家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于12月16日上报中央领导。
尽管我们已经将这份建议书的文字压缩到5000字以内，但不少同志仍然觉得文字太长了，但太短了又怕讲不清楚。因此，在中国工程院上报的同时，又邀请了新华社记者刘茁卉同志，希望在内参上刊出我们建议的摘要，以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刘茁卉同志是新华社的内参记者，她年轻，很能干，也很认真。当时她大概只有30岁。她在香山会议上听了我们3个主旨报告，但没有全程参加“香山科学会议”的讨论。她对我说：“这样吧，请您先把资料给我看看，再找个时间跟我好好说一说。”
2000年1月8日刘茁卉同志编发国内动态清样（附页第10期）。她拟定的标题非常醒目———《刘大响等十二位院士认为根治飞机“心脏病”刻不容缓》。当日，朱镕基总理批示：请邦国同志阅。1月10日，吴邦国副总理做了重要批示，指出：“飞机发动机应列为国家高科技重点工程，发动机问题不解决，飞机就上不去。”
吴邦国副总理这个批示太好了！邦国同志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主管国防工业。我们对邦国同志充满了崇敬和感激的心情，他的批示真的点到要害上了，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
接到这个批示后，国防科工委刘积斌主任委托张洪飚副主任，说你把大响院士请来谈一谈，看看我们应该怎样答复吴副总理的这个重要批示。经研究后决定由国防科工委组织一个专家小组，在原有报告的基础上，再起草一个报告，关键要突出如何贯彻落实邦国副总理的重要批示，洪飚副主任仍要我担任专家组组长。我请求叶金福（注1）、王欣（注2）两位司长一起来主持这项咨询工作。我们一起邀请了在建议书上签名的12位院士和18位专家，还增加了一些领导和专家参与进来。在研讨过程中多次向洪飚副主任做了汇报。
报告初稿完成后，洪飚同志说，我们找个时间，看看能否直接向邦国副总理口头汇报一次。我说这样当然最好了，可以直接听听中央领导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