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没念几天
父母“望子成龙”，首先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母亲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在百般呵护和关爱的同时，对我管教很严。我不满5岁的时候，就送我去外婆家读私塾，天天拜孔老夫子。那时候自己年纪太小，不懂事，成天就知道玩儿。依然是上树掏鸟窝、抓知了、网蝴蝶。有时候爬树摔下来，母亲不仅不哄还要斥责我。
私塾里学生有大有小，大欺小是常有的事，我不服输就和他们打架。我因年幼，坐不住，又喜欢动手动脚，搞点小动作，扰乱了课堂秩序，先生就不高兴。对于私塾先生教的古文，因我不解其意，背不上来，先生就用竹板打手掌心。有一次我同老师顶嘴，被打得很重，小手又红又肿还出了点儿血，我回家大哭，趁机诉苦告状，母亲心疼，对先生有意见，但还是要我去读书。外婆见我年纪太小，担心读书太早会把脑子累坏了。母亲与外婆争来吵去，最后外婆得胜，决定不让我去读私塾了，留在外婆家玩耍。就这样，我在私塾里没念几天就回来了。由母亲继续当家庭老师，教我读书识字。
永生难忘清江老师
我的启蒙教育在罗口町永安小学。进小学是在1943年3月，当时我五岁半。
“永安”是刘氏私立小学，校长是我的伯父刘维焕。从家到学校，要沿白花江走4里多路，江岸杨柳婀娜多姿，但江水湍急，大水季节，堤岸时有塌陷。父母担心路上危险，就要我在学校寄宿。伯父刘维焕当时还兼任罗口町乡乡长，公务繁忙，不经常住在学校，因此父母就将我托付给刘清江老师。
清江老师教语文和算术，年纪与我父亲相仿。他为人正直，和蔼可亲。开始要我与他同睡一张床，后来架了一张小床在旁边给我睡。清江老师对我关爱有加，从未对我发过脾气，同我日夜相伴，我尿床了，他帮着洗涮，晚上辅导我功课，圈点作业。他常常教我“学习要努力，做人要诚实，男儿当自强，一切靠自己。”他对我倾注了很多心血，情同义父，令我永生不忘。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在祁阳县城读中学、在北航念大学时，还经常给他写信，参加工作后我第一次寄钱回家，就是分别寄给母亲、外婆和清江老师三人。1989年秋，我回老家探望父母，本想专程去拜访清江老师，得知他已乘鹤西去，十分悲痛，给我留下终生遗憾。
私立崇汉中学和附小
1948年，父亲应刘兴校长之聘，要离家去祁阳县城的崇汉中学任教，父母商量，由父亲带我去祁阳崇汉中学附小读书。我觉得这是件了不起的好事，感到十分高兴。
崇汉中学坐落在天马山脚下，而附小则在县城里祁阳中仓街刘氏宗祠，这里也是全县刘氏宗族总祠，两地相距有十来里路，不能与父亲同住，我只好又在学校寄宿。崇汉附小不远就是刘兴校长的大宅院，围墙很高，四周有炮楼，还有士兵站岗把守。
我姑父李畅如时任祁阳县印刷厂厂长，住所距崇汉附小不远，他的儿子李端生也在崇汉附小念书。姑父要我们两人每天早晨走路去他家中喝牛奶、吃鸡蛋，既补充营养，又锻炼身体。
我在崇汉附小读了两年小学，成绩优良，很得老师喜爱。
1950年初，我得了一场重病。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次病得很厉害，高烧不退，多次昏迷不醒，大家都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在县医院没有治好，父母焦急，就将我接出医院，住到姑父所在的印刷厂内，又将爷爷从老家接来祁阳。母亲对爷爷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治好。但面对长孙，爷爷不敢下重药。于是又请来一位著名老中医（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爷爷与这位老中医仔细研究着如何开方。那位老先生开了一味药———细辛。中医有一个说法，“细辛不过钱”，就是说这个药毒性很大，不能多用。《本草别说》上讲：“细辛，若单用末，不可过半钱匕，多即气闷塞，不通者死”，“半钱匕”约1克。但他一下开了两钱（1钱约等于3.72克），爷爷认为用药过猛，不大同意。老中医却坚持要“以毒攻毒”，两人各执己见，反复切磋研究，拿不定主意。母亲焦急了，说死马当作活马医，还是照那个老中医的意见去抓药。服了这剂药，情况就有转机，我苏醒了过来，再经过一段治疗，病慢慢地好了。一谈起这件事，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那位老中医，是他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1950年3月，我考进崇汉中学上初中，属春季招生入学，后来国家统一改为秋季招生，因此初中实际上只读了两年半。当时刘兴校长已随程潜、唐生智和平起义，到省里去工作了，学校董事会公举我的舅外公雷声溢出任校长。
崇汉中学环境清幽，后面的天马山山势雄峻，大有天马腾霄的气势。山上遍地是油茶树。农历10月到11月是油茶开花的季节，我常常与一些同学相伴，上山吮吸油茶花蜜。春天就到茶树林中摘茶苞吃。湘江绕过祁城流经学校，层峰绿树倒映江中，游船宛如镜里行驶。明清以来，人们就把湘水澄清和祁山叠翠列为祁阳“八景之一”。暮春时节，由江华县放行下来的竹筏木排经过时的号子声更是响遏行云。端午节的赛龙船十分热闹，也是我小时候每年必看的节目。我还听说从浯溪到文昌塔这段河流里有祁阳的特产竹鱼，味道十分鲜美，不过只是听人称道，从未品尝过。
初中两年半，我的学业有较大进步，也比以前懂事多了。当时刚刚解放，老师们政治热情很高，油印的校报、校刊办得很红火，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也常常主动承担刻蜡板的工作。高年级同学参军、参干十分踊跃。我清楚地记得，在宣传活动中，学校组织排练了“红布条”的文明戏，反映人民获得解放的欢乐情景。
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下，我积极参加欢迎、慰问解放军，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打击屯粮、哄抬物价等社会活动。那时候女同学少，也比较保守，有些女孩子不愿意扭秧歌。老师可能是看我小时候长得还比较俊俏，就选我和几位同学男扮女装，穿上女孩的花衣服，戴上假辫子，跟着老师打腰鼓、扭秧歌、喊口号，开始我也很不自在，但第一次挺过去也就习惯了。后来学校筹办建立少先队组织，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就有我，还选我当了戴两道杠的中队长。
记得在初中二年级时，有一次我到湘江边去挑水。突然看到江边沙滩上有一捆钱，还有一些散落在周围的票子，我把它们都捡起来，带回去告诉了父母。父亲到处询问，联系到学校的总务主任刘金波老师，才知道是他到县里领取老师工资坐船回来时掉下的，正在焦急地到处找寻。父母就叫我将拣来的钱如数送去给金波老师，他非常高兴，赞扬我的行为，并拿出两张票子让我买东西吃，我当然没有要。学校就在食堂贴了布告进行表彰，又在大会上做了口头表扬。这对我既是精神鼓励，也是一次怎样做人的教育。这件事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是很深刻的。
初中三年级时，我被选为崇汉中学学生会主席，又选为祁阳县学联委员。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更多了，有时还列席学校老师给学生评助学金的会议。虽然社会活动占去了一些学习时间，但却丰富了我的见识，锻炼了自己社会活动的组织和领导能力。
高中经历两个学校
1952年，祁东县开办第一届高中，我考上祁东中学高一班。1953年，祁东中学高中停办，我们班被并入祁阳中学继续高中学习，编为高四班，直到1955年7月毕业。
1950年9月，祁阳中学由浯溪中宫寺迁往文昌书院。第一任校长陈秋云是中共党员。第二任校长陶自强是陶铸同志的胞兄。
我们并入祁阳中学时校长是罗仲农先生，他学历不高，自学成才，思想进步，工作务实。教务主任为蒋传佐老师，国师毕业，非常能干。在他们的领导下，学校进步很快。1953年，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祁阳中学。1959年，又更名为湖南省祁阳县第一中学。1953年，上级委任邓国瑛为副校长，并任中共祁阳中学支部书记，同时调入一批高水平的教师加盟，学校的教学力量得到很大的充实。
当年祁阳中学很多老师的课讲得很好，我觉得不亚于大学老师的水平。如高二班班主任郑逢圣，西南联大毕业，抗战时期担任盟军美国“飞虎队”的翻译，是我们的英语教师；李才昌老师是地下党员，教授物理；我父亲广西大学毕业，教授生物；陈烈老师，广西大学毕业，教授语文；毛冠勋老师教授数学；刘集汉老师教授化学；桂多荪老师讲授历史。这些老师备课非常认真、讲课生动有趣，为我们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后来都成了祁阳和湖南省中学教育界的名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怀。
当时我们高四班班主任陈烈老师根据《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中讲述卓娅参军的一章，编写了一幕话剧。他挑选我在剧中扮演莫斯科团市委书记，我的同届同学、祁阳一中退休教师杨先德的夫人徐惠芳（已故）扮演卓娅。这幕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在学校和县里演出多次，收到很好的效果。在高中时我喜爱体育活动，由于个子高，被刘显煜老师选去打排球，参加过县学生运动会比赛，拿过冠军。
整个高中期间，我学习很用功，成绩始终位列年级前茅，三年级上学期被评为学校“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全校共评出三位同学），发了一个奖状，奖励一本书———《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回忆。
在祁阳中学两年学习期间，我的好朋友刘隆亨同学担任团总支书记，当时我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县学联副主席和班上团支部书记，作为搭档，我们两人配合十分默契，心情愉快，结下了深厚友谊。
重返母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
2004年4月，我应祁东县领导的邀请返回故里。在参观座谈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祁东县城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50年间，从小小的乡镇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县城。这一切，除了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外，也是与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卓越领导和家乡人民的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团结拼搏分不开的。
在母校祁东一中，我受到学校领导和师生们的热情欢迎，心中十分激动。
在谭斌生校长陪同下，我与老伴段兰芳参观了学校的教学楼、实验室和体育馆。50年前我们两人都在这里读过书，总想找回一些当年的记忆。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座座崭新的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倚坡而建，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很是壮观。教室宽敞明亮，实验室设备齐全，水泥路面平整光滑，与当年的破旧教室、杉木树皮盖顶的土走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我们国家和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缩影和见证。
回到母校，总想看到一点当年的东西，谭校长微微一笑，心中会意，领着我们拾级而上，向高坡走去，在半山腰找到了我们当年用餐的老食堂。这是现在仅存的一座老建筑物，我兴奋不已，忙与老伴摄影留念。
远远看见当年的恩师刘纪生、刘晓初两位先生与师母站在新建的礼堂门口，我们便跑步上前，与他们热情握手，紧紧拥抱，热泪夺眶而出。看到他们身体健康，神采奕奕，心中无比激动。1952年，我们在校读书时，纪生先生一表人才，年轻有为，担任学校团委书记，后升任校长。晓初先生则先任教务主任，后任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