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4月中旬， 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谈判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当时代表团成员当中， 大部分同志对当地的牛羊肉饮食都不习惯； 另外受时差影响， 本来休息得就不好， 再加上屋外高音喇叭发出的祷告声音， 更使人无法入睡 （以致我们后来常到伊斯兰国家出差的同志形成了条件反射）。长时间的煎熬， 搞得同志们疲惫不堪， 心烦气躁。正在这时， 对方明确表示不想干了， 声言暂停谈判， 请代表团留下合同草案， 待上报审批后酌情再议。谈判中止的背景就是埃及内部的两派之争。当时的副总统穆巴拉克对华友好， 主张买中国的飞机， 而总统萨达特和副总统穆巴拉克之间在对华观点上不尽一致， 其空军司令员也是亲西方的， 要用中国的东西得经过他点头。但埃及在军购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萨达特当时派的又是对华友好的副总理图哈米来和邓小平同志谈买飞机的事， 因此埃及政府和空军内部在是否采购中国飞机的问题上， 就形成了两派意见。其他参加谈判的人员也是错综复杂， 甚至还掺杂着宗教之间的矛盾。另外， 当时我们的歼6飞机从技术性能到随机资料、外场支持等售后服务方面与西方的相比确有差距， 也给埃及空军中很多了解和羡慕西方国家先进飞机的军官以排斥中国飞机的借口， 且有不少人都知道中国过去无偿援助过埃及歼教5和歼6飞机， 所以总还是希望白送给他们。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谈判搁浅。从我代表团内部来看， 当时也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 看来不行了， 咱们再跟人家磨也没用， 还是撤吧； 另一种意见是， 不能轻易撤， 撤了就意味着前功尽弃。经过讨论， 大家统一的意见是： 先别着急， 要沉住气， 我们可以把前一段谈判的整个情况跟姚广大使汇报一次， 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看如何处置应对当前的局面。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打破僵局峰回路转
大家找到姚广大使求教。大使听了代表团的汇报以后， 也说不能轻言放弃， 并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后认为， 解铃还需系铃人， 要想“救活”这件事， 必须要找埃及那位图哈米副总理。于是他亲自带领刘国民和使馆的一位翻译 （后来这位同志当了驻约旦大使）， 到埃及副总理图哈米的家里去谈。让刘国民没有想到的是， 堂堂一位埃及副总理， 连专门的官邸都没有， 就住在一栋公寓楼19层一套稍大一点儿的房子里， 实际上跟老百姓是住在一起的。3位同志到副总理家汇报了双方谈判情况以后， 副总理感到很惊讶， 说：“谁敢这么干？”接着立刻拿起电话， 找到当时的副总统穆巴拉克， 穆巴拉克说：“让他们到我这里来。”3人出了副总理家门进了大楼电梯， 电梯不动了， 原来电梯停电， 结果3人只好从19层沿着楼梯往下走。最后姚大使等3人来到总统府。
说到穆巴拉克， 有必要把其人其事先向读者做个介绍： 前面说过， 穆巴拉克对华友好，他曾先后3次到中国访问商谈军购， 每一次航空方面定的都是大项目， 第一次定的是歼6飞机， 第二次定的是歼7飞机， 第三次定的是K8 E飞机合同。这位副总统早年在苏联学习飞行技术， 回国后驾驶过图-16轰炸机， 精通英语和俄语， 深谙东西方航空技术。他在“十月战争”中战功卓著， 以后当了空军司令员、副总统。后来在一次检阅时， 萨达特不幸遭歹徒袭击遇害， 穆巴拉克当时躲到桌子下面才幸免于难； 此后他接替萨达特当了总统， 至今已经几十年了。
接下来再说姚大使一行到总统府向穆巴拉克报告了谈判情况以后， 副总统立刻就问合同草案带来没有， 刘国民马上递给他看。他看完草案又问歼6飞机有什么改进； 歼7飞机怎么样， 和米格-21 F比起来有何改进， 什么时候交货。刘国民一一作答。副总统听完以后说：“飞机的情况清楚了， 听说谈判遇到一些困难， 那不要紧， 我让空军立即恢复谈判。回首往事， 埃中两国友谊源远流长。1956年我们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后， 是中国派来大批领航员，支持运河复航； 此后又年年大量购买我们的长绒棉， 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 这次派来代表团洽谈空军装备， 我们更是欢迎！”姚大使当即也表示： 埃及多年来一贯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坚持只有一个中国， 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感谢， 支持都是相互的。最后， 副总统拿起电话找到空军司令员， 沟通了情况， 下达了命令。接着他对客人说：“好了， 你们去谈吧， 恢复谈判， 你们的合同草案我看了， 就是闭着眼睛， 我也能和你们签字！”
当天离开总统府， 姚大使返回使馆， 刘国民和使馆翻译马上又赶到埃及空军司令员办公室。当时一看， 屋里坐满了人， 到场的都是埃方参与谈判的人员。这回的气氛完全变了， 空军司令员又是笑脸相迎， 又是糖果招待， 把二位奉若上宾。其间， 一桩乐事又发生了： 因为当时姚广大使没有亲自来， 是大使的翻译跟刘国民来的， 可是这位空军司令员浑然不知， 他只知道是中国大使到穆巴拉克那里拜会， 可他又没见过姚广大使， 所以错把翻译同志当成了姚大使。于是他以为前来的两个中国人顶多只懂英语和俄语， 不懂阿拉伯语， 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和埃方人员用阿拉伯语交谈。没想到和刘国民一起来的翻译正是一位阿语专家。当时埃方主谈的一位准将向空军司令员汇报， 说价格还是可以的。我方听了以后， 心里顿时就有数了， 所以后面谈判时始终坚持我们的报价， 一分钱也不降。
第二天， 埃及空军司令员主动挽留中国代表团， 重开谈判。梗塞既除， 峰回路转， 诸事顺利。
国徽座卡权当授命，将军在外先斩后奏
后续谈判进展很快。在双方准备签订合同的时候， 埃方谈判团团长出示了其政府授权书， 而我方没有准备。这可怎么办？ 当时我驻埃使馆不能代办， 国内补办又来不及。此时刘国民团长急中生智， 顺手拿出一张曾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宴得到的印有姓名和国徽的座位卡给对方看， 表示这就是政府授权。由于对方搞不清中国的证书是什么格式， 且在双方的和谐友好气氛中又不便深究， 也就顺水推舟地认可了。
1979年5月2~3日两天里， 中埃两国终于签订了编号为A/79/301和CA/79/302的两份军事贸易主合同， 其中包括中国向埃及出口44架歼6型和6架歼教6型飞机， 220台涡喷6型和28台涡喷8型备份发动机； 另外还签订了备件供应及发动机修理等附属合同， 总金额为16700万美元。
此时此刻， 一种虽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 但终于不辱使命、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和幸福豪迈之情， 充满刘国民等7位同志的胸间。直到此时， 他们才有时间去使馆吃了一顿中餐，看了一场电影； 他们也才有心情去欣赏领略金字塔的雄姿和尼罗河的风光。
得胜莫忘良师挚友，内外协同共奏凯歌
以刘国民为首的7人赴埃代表团， 凯旋回师， 载誉而归， 成为一支英雄的团队。但他们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者， 他们把成绩归功于在前方和后方给予他们巨大支持、与他们共同战斗的领导和同志们。刘国民同志就常常向大家回忆讲述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首先是我国驻埃及使馆的宝贵支持。有两件事足以说明姚广大使和同志们对代表团工作的全力支持。
第一， 对党中央的信念和对同志的信任胜似上级的红头文件。代表团到埃及当天就向我国使馆汇报。团长刘国民走进大使办公室以后， 没带任何文件， 也没有出示任何加盖公章的介绍信， 坐下来就开始向姚广大使汇报工作， 用的就是他的那个记录本， 汇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吕部长在党组扩大会上口头传达的邓小平同志接见埃及总统特使图哈米的情况和有关精神。刘国民一边汇报， 一边担心： 就这么汇报， 大使能相信吗？ 可令他释怀的是， 大使听完了连连点头， 并热情地对代表团表示欢迎。用刘国民自己的话来说：“看来大使听完了就相信， 没有把我当骗子。要知道， 在那个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 使馆里一些同志， 包括商务处的商务参赞， 一时从思想上都还转不过来， 对国内新成立的公司出国做外贸持怀疑态度， 甚至存在对立情绪。但因为大使是胸怀全局的， 他了解当时国内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形势， 同时对埃及图哈米副总理访华的事很清楚， 所以他听了我的汇报， 立刻就能对上号， 深信不疑； 他相信的是中央的精神， 而不仅是我个人。正是出于这种信念和信任， 大使才能亲自领着我们干， 而且带动使馆其他同志积极配合我们工作。”
第二， 全体动员， 全力以赴。当时使馆对代表团工作的支持， 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 因为使馆人手少， 姚广大使亲自上阵， 领着大家干； 因为当时代表团成员在外语打字方面的能力还有欠缺， 使馆副武官帮助打字； 为做好代表团会议等的保密工作， 使馆安排代办亲自负责守门， 还把使馆党委用的经过国内外交部派专人清理过窃听装置的房间腾出来， 把钥匙交给代表团， 嘱咐同志们只能在那个房间里讨论问题。从3月15日代表团到埃及， 到5月2日签订合同， 再到5月5日回国， 前前后后50天的时间里， 姚大使和代表团在一起讨论问题、研究合同共13 次之多。可以看出我们的驻外大使和外交官们是何等敬业， 何等可亲可敬！
其次再说国内部领导和“总后勤部”同志们的功劳。
第一， 部领导心系代表团。代表团派赴埃及后， 部党组领导始终牵挂前方将士。尤其外事领导小组主持日常工作的陈少中副部长更是十分关注。前方发回来的每份电报他都第一时间看， 一有好一点儿的消息就兴奋不已地说：“这回有门儿了！”谈判结束以后， 国外的同志们还没回来， 陈副部长就指示国内有关部门， 埃及的合同签下来了， 要抓紧研究怎么执行； 代表团回国日期刚确定， 他就要求给各有关工厂发通知， 准备开会布置履约工作。
第二， 后勤部队保障有力。赵光琛书记带领国内同志千方百计做好后勤工作， 要求以最快的速度为前方解决问题， 不拖他们的后腿。部办公厅机要室关宠熙同志一收到电报， 马上就送给赵书记， 并让外事局有关同志先摘抄并提出答复意见， 然后呈送给部长。代表团在埃及谈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 对方停下来不谈了， 说是我方提出的运输和保险费率太高了， 人家要调查一下再谈。结果谈判停了3天， 同志们就“毛”了。说来也难怪， 和人家谈了那么长时间， 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当时的运输和保险费率应该是多少。于是马上给国内发电报询问， 赵光琛同志就给前方当起了“后勤部长”， 抓紧组织人员， 布置陈淑娟等几位同志去保险公司， 杨向东同志去外贸部的运输公司， 四处打听了解。最后给代表团的答复是： 运输费率4%， 保险费率1% （这两项费率一直延续到现在）。答复对方后， 过了3天， 谈判恢复了， 他们说调查过了， 这两项费率有的比我们高， 有的比我们低。当时这件事还真把代表团吓了一跳， 以为因此合同谈不成了， 其实军贸的运输和保险费率根本就没有固定费率， 而赵光琛等同志帮助了解的费率， 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严格履约赢得信誉，慷慨解囊风格高尚
航空工业向埃及出口飞机合同的签署，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只是成功的一半； 如何按照合同的条款， 切实组织履行好合同， 是摆在中航技公司面前的决定成败的又一项重大任务。要圆满完成这项任务， 必须紧紧依靠部党组的领导， 取得航空工业各有关单位的大力配合与支持。
1979年5月19日， 部主管领导陈少中副部长召集沈阳和西安的飞机和发动机主机厂和相关企业的领导， 以及部机关各司局领导在北京开会。会上请刘国民同志详细汇报了与埃及谈判和签约的情况以后， 陈副部长着重强调了这个合同的重大意义， 并就执行合同具体事项一一落实， 指出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际工作成果， 体现出代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中航技公司是一家诚信、守约、高效的公司。要求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 狠抓会议下达任务的落实。也就是从这次会议以后， 航空工业形成了一种外事外贸易优先、特事特办、雷厉风行的好传统。
1979年5月24日， 三机部向国防科工委和国务院报告了与埃及签订合同的情况， 并请求将今后航空工业出口军品和民品所创外汇及利润留给三机部自行支配， 以支持航空工业滚动发展。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位中央领导圈阅批准。据此， 中航技公司在中国银行设立了外汇额度账户。收到埃及定金后， 国防科工委提出要为三机部、五机部、七机部购买7760计算机， 如果从中国银行贷款， 支付利息过高， 因此希望从埃及合同定金中垫付购机款。经三机部党组讨论， 发扬协作风格， 同意垫付， 为国防工业解决了困难。
乘胜出击扩大战果，行商天下谱写新篇
对埃及军贸的重大突破， 极大地鼓舞了中航技公司的士气， 各路团组频频出击， 战果累累。继埃及之后， 1979年先后又与索马里、赞比亚、孟加拉国等签订了飞机出口合同。由于埃及合同执行得好， 中航技公司取得信誉。1980年4月5日， 距签订第一批合同不到一年， 刘国民同志又与埃及空军在北京签订了出口歼7Ⅱ型飞机、总金额为2 亿美元的大合同。开创了中航技行商天下， 我国航空产品走向世界的新局面。
注 释
[1]. 1hp=745． 7W。
[2]. 1mmHg=133． 322Pa。
[3]. 1in=25． 4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