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汉景帝当权的时期，朝中又出现了一个比贾谊更务实、更勇敢的政治家，那便是晃错。晁错指出，如今虽然有“重农”的法令，但仍然难以挽回农民日渐式微的社会地位，农民已经沦落至最为卑贱的社会底层。他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财政思路，以“捐粮授爵”这种颇具吸引力的方式，诱使富人掏钱购买农民的粮食，最终有力地保障了重农国策能够落到实处。在晃错的谋划和激励之下，景帝打击豪强的态度日渐强硬。他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和宁成等远近闻名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造就了腥风血雨的一幕，在史书上留下了“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等骇人听闻的描述。
晁错的父亲听说朝中的变故，急忙从老家赶来劝阻儿子：“你这样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最终，晁父不堪重压、服毒自杀，晁错也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惨遭杀害。虽然结局同样悲惨，但贾谊和晁错的主张先后对文帝和景帝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两人也作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后世称颂。
刘秀的“仁政”之局——仁心待人，天下归心
在中国封建史上，严苛残酷的铁血统治者毕竟占多数，然后便是阴险歹毒的野心家、口蜜腹剑的演技派，细想起来，真正留给宽仁帝王的舞台竟显得十分狭小。
因为“妇人之仁”，楚霸王项羽最终抱憾自刎于乌江；因为天性中的柔软与懦弱，南唐后主李煜成为了“亡国之君”的着名代表。然而，正是在这样狭小的舞台上，东汉光武帝刘秀竟在为人处世、政治军事等方面处处以“柔”为主，并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柔术”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开国皇帝。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九世孙子，出生于公元前6年十二月，其父早亡。刘秀的童年时期，正是西汉外戚王莽取代西汉建立新朝、推行新政的时期。随着刘邦日渐成人，天下日趋混乱，王莽的“新政”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人祸加上天灾，使得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尤以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的声势最为浩大，几乎可以和王莽的军队一较高下。
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天下风起云涌，刘秀也投奔怒海，趁着南阳一带粮食歉收与哥哥刘演一起谋划起义，很快便得到了七八千名响应者。
刘秀率部众并入绿林军后，很快就显露出了他过人的政治才能和丰富的军事韬略。自公元23年二月以来，绿林军立刘秀的远房亲戚刘玄为更始帝号令天下，势力一度得到迅猛发展。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和大司徒王寻率领新朝军事主力四十二万人，打着“百万兵力”的旗号直扑绿林军。绿林军领导人放弃阳关，退守昆阳。刘秀仔细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如果全军联合抗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然被各个歼灭，因此他坚决反对继续逃跑。
情急之下，刘秀亲自率领十三名骑兵连夜逃出南门求救，说服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充当救兵。救兵在刘秀的亲自带领下偷渡昆水，向王莽的军队发起了突袭，最终大获全胜。
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典范，也为起义军推翻王莽新政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自从打败王邑、王寻的军队之后，刘秀兄弟俩的名气渐增，也日益树大招风，引来了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和打压。刘秀的哥哥曾经力阻刘玄立帝一事，对手们正好以此进谗，建议刘玄杀死刘演以绝后患。刘玄生就懦弱无能、毫无主张，便依计借犒劳军队之名大会群将，并在宴会上制造矛盾，最终将刘演残害于一个闹事将领的刀下。
刘秀在父城听说哥哥被杀的消息，当即失声痛哭。然而，当他动身来到宛城见到刘玄之后，并没有急着用极端武力为哥哥报仇，反而主动示弱，表现得十分温柔。他在刘玄面前也不多语，只讲自己的过失。
当刘玄回顾起昆阳之战的胜利时，刘秀一点儿也不居功自傲，而是将得胜的原因全部归功于诸将。刘秀对失兄之痛的隐忍让人惊叹，他回到昔日的住所，既不披麻戴孝，又不诵经做法，即使逢人吊唁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之事，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流泪叹息。
在旁人看来，刘秀的隐忍甚至显得有些窝囊，然而，当时的他尚不能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抗衡，唯有隐忍不发才是万全之策。最终，刘秀的“窝囊”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日后自立为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绿林军攻占长安之后，刘玄想要派一位亲近而贤能的大臣去安抚黄河以北的区域，刘秀看出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势力的大好机会，便请人说服刘玄将这个重任托付给自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黄河以北后，刘秀便以“复兴汉室”为口号，不断壮大自身的势力。
刘秀每到一个郡县，都命令僚属严格按照礼节穿着汉服，并宣布废除王莽当政时期的苛捐杂税和严刑峻法，并恢复汉朝官名、考察任用本地人士。刘秀的举措很快赢得了当地大小官吏和平民百姓的欢迎与支持，逐渐组成了建立东汉政权的基本力量。后来，刘秀又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法，先后收编了王莽残余势力和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三十万人，军事实力大大增强，被人们称为“铜马帝”。
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张，公元25年六月，刘秀终于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
刘秀称帝后，基本控制了中原要地，但其余各地仍然处在分裂割据之中。根据当时的形势，刘秀决定先集中力量消灭对中原威胁最大的关东武装势力，再挥师向西，各个击破。其间，刘秀运用“柔术”轻取了洛阳。
当时，洛阳城池坚固，兵力强大，刘秀先用离间计，让守城大将朱鲔刺杀李轶，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朱鲔从前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之事，因害怕刘秀报复而犹豫不决。刘秀得知他的想法之后，立即派人告诉他“举大事者不忌小怨”，若能主动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爵位。朱鲔这才放心归顺，而刘秀也没有食言，果然亲自为朱鲔解缚并以礼相待。
随着刘秀迁都洛阳，东汉政权正式建立。随后，他又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将关东地区各个割据势力全部铲除。在平定关东割据势力的同时，刘秀在关中也开始了镇压赤眉农民起义军的行动。公元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然而赤眉军不仅粮食紧缺、军心涣散，还处在地方豪强武装的包围之中。刘秀决定以逸待劳，静候乘虚截击赤眉军的机会。
公元26年，刘秀派邓禹在关中与赤眉军交战数次，大大折损了赤眉军的实力，但汉军方面的损失也很大。于是，刘秀又派善于治军、作战稳健的冯异率军前往支援。公元27年二月，冯异在崤底做好埋伏，引诱赤眉军逐步深入，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赤眉军阵脚大乱，八万多人悉数投降。接着，刘秀亲率大军，在宜阳拦截并全歼了折向东南的赤眉军。至此，刘秀终于将持续战斗了十多年的赤眉农民起义军全部镇压，夺取了关中地区的控制权，开始了下一步的战略：西图陇蜀，统一全国。
到公元36年底，刘秀按照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彻底平定巴蜀，取得了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
刘秀一统江山的历程，可以用“仁心待人，天下归心”来概括。他认为“天地之性为人贵”，从不妄杀生灵。早在刘秀作为更始政权大司马巡至邯郸的时候，已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便向他献计：赤眉军目前在河东地区活动，只要让黄河决堤，百万赤眉军就成了水中鼠、瓮中鳖。
刘秀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并没有采纳这个办法。后来，在大破铜马军之后，刘秀非但没有杀死对方的一兵一卒，反倒将他们的首领封为列侯。如此一来，曾经的对手全都心悦诚服，刘秀也因此累积了几十万部众，被关西一带的老百姓尊称为“铜马帝”。
刘秀的不计私怨、崇尚“人道”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对待刘玄的态度上。更始帝刘玄曾亲自设局并下令杀死了刘秀的大哥刘演，与刘秀之间可以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就在更始帝兵败逃亡之际，刘秀却颁布诏书昭告天下：更始兵败弃城逃走，而他的家人却在逃亡途中流离失所、衣不遮体。朕很怜悯他们，所以决定封更始为淮阳王。沿途官民谁敢伤害刘玄一家，按大逆之罪论处。尽管有此诏书，刘玄还是在路上被赤眉军将领谢禄所绞杀。
刘秀闻讯后十分悲伤，将刘玄厚葬于霸陵，并将他的三个儿子封为诸侯。
东汉政权建立之后，刘秀仍然实行怀柔政策，避免了开国功臣惨遭杀戮的悲剧，使得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除此之外，他还一如既往地着力于调解将领间的不和，绝不让他们相互争斗，更不会有任何偏私。大臣贾复与寇徇之间素有结怨，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便将他们叫到一起，居中调停、善言相劝，最终两位大臣和好如初、携手而去。
对待开国的功臣，刘秀也能做到长久铭记、不忘初心。中郎将来歙在征蜀的战场上牺牲，刘秀竟戴着白布，亲自乘车前往吊唁。他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为自己，也为东汉政权赢得了人心。
经过刘秀的不懈努力，东汉出现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在他当政的中、后期乃至明帝时期，国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迎来了政教清明、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难怪曹植和诸葛亮对刘秀的评价高于汉高祖刘邦，王夫之也说他“允冠百王”，蔡东藩更是作诗赞曰：“三十三年膺大统，功多过少算明王。”
唐太宗的“隐忍”之局——权力监督的封建范本
隋炀帝国破家亡之后，李氏父子登上了历史舞台。经过兄弟间残酷的政治斗争，唐太宗李世民夺得了最终的统治权。
作为隋末社会动荡的亲历者，李世民从来不敢忘记隋炀帝的悲惨下场：隋炀帝的龙舟虽然极尽豪奢之能事，最终还是没能如他所愿，长久而平稳地航行在运河之上。唐太宗对此深有感触，便以荀子的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座右铭，时时刻刻地激励自己。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他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施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
李世民继位之后，首先罢免了裴寂等保守派官僚，大胆任用庶族地主出身的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积、张亮等，这些人大多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其中有很多人还参加过农民起义，深谙农民武装的强大力量。正因如此，这些新派官员比保守派官僚更接地气，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能够实事求是、灵活决断。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唐朝的科举制日臻进化，唐太宗还同时达到了抑制士族地主势力的目的，很好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皇帝握有国家的终极权力。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普天之下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这种终极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普遍奢望以君主自身的道德来约束无限的权力。也就是说，如果碰上不讲道德、胡作非为的昏君，天下人便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成为集权的受害者、牺牲品，二是发动起义推翻政权。因此，一朝一代的兴亡得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一人的品德。
大唐之所以兴盛，就在于唐太宗深知自己手中的权力是把双刃剑。为了封住这把双刃剑朝向自己的刃口，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放眼当时的朝堂，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数不胜数，他们大多能够面折廷争，向李世民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在众臣的监督和劝诫之下，唐太宗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从而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由此可见，“贞观之治”及整个盛唐局面的出现虽然绝非李世民一人的功劳，但与他的善于纳谏却是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