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中，1927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具有重要影响。1927年6月27日到1927年7月7日，田中义一数度召集内阁大臣召开会议，共同探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纲领”，即有名的“东方会议”。会议期间，日本总结了数度侵略中国之得失，并由此拟定日后的侵略方针。7月25日，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上奏，明确提出了征服全世界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夺取满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正如田中在奏折中强调的：“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其后十多年间，日本从发动“九一八”到“珍珠港事件”，几乎与田中奏折所述之步骤一一吻合。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和德、意两个国家彻底走向法西斯道路。
第十二节 二二六兵变，二战亚洲
策源地形成
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以及对军部的渗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西斯主义思潮和运动开始在日本兴起。由这可见，一战和二战间的“渊源”之深。
1919年，著名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出版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一日本最初的法西斯思想纲领对其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这年8月，法西斯主义者大川周明发起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并聘请北一辉作为指导，日本由此开始掀起了一场法西斯主义运动。时至军备竞赛和裁军的动乱期，不少青年投身于鼓吹扩张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1928年，海军青年将校发起“王师会”法西斯组织，开始了所谓的“昭和维新”运动。1930年，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部分少壮派军官组成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秘密组织“樱会”，后来的二战要犯东条英机即为其中的重要成员。“樱会”之宗旨，是建立一个由军部执政的独裁政权。
“樱会”的成立，意味着日本的军部势力和法西斯运动已经结合在一起，这可谓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德、意两国法西斯运动，均以政党（或右翼团体）发家，但日本的法西斯运动，是以军部为巢穴，以少壮派军官为主要力量。
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极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日本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在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前，政党内阁束手无策。法西斯主义势力开始变得猖獗起来，“昭和维新”的呼号甚嚣尘上。日本加快了走向法西斯的进程。期间所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即意味着军部法西斯势力的膨胀，日本被拖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中，军部法西斯势力扩大。“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人而言，再熟悉不过。但在当时，可说是部分少壮军官的“独走”（日本军部惯常手法，即绕过内阁，先斩后奏发动战争），其主要策划者是有名的法西斯分子、关东军首脑石原莞尔。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其首脑既未请示天皇，更不曾通报日本政府，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秘密行动。日本政府在次日举行的紧急内阁会议中，陆军大臣南次郎表示该行动是关东军之“自卫”行动，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绕过政府的“独走”行动，意图以外交手段解决这起突发事件。
9月20日，军部强硬派人物召开会议，确认了其强硬立场，即“军部此时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政府不同意军部此案，就是让政府下台亦在所不惜”。另一方面，内阁会议在9月24日做出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决定。但关东军丝毫不顾国内的压力，不断以“自卫”之名扩大战线。在军部的巨大压力之下，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不得不全体辞职，犬养毅继任日本首相。关东军的赌博行动取得了“胜利”，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之以极小的兵力、不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军部的势力由此膨胀。
另一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发起的刺杀事件不断，政党派领袖不断遇刺。极端分子妄图以此建立起军政府，其中包括“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尽管这些“政变”并未成功，但军部对参与者百般庇护，对真相极力隐瞒，助长了军部中的法西斯势力，也酿就了“二二六事变”的恶果。
二二六兵变，军部势力的再度膨胀
30年代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势力中，主要分两个流派，分别是以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首的“皇道派”和军部的主流“统制派”。“皇道派”主要由下级青年军官组成，鼓吹皇道（这也是其得名的原因），以武装政变在日本建立法西斯政权。“统制派”多为由中央机关佐级幕僚军官组成，意图通过合法手段建立军部独裁的统治。“九一八”事变后，皇道派一度在陆军中央占据优势，但统制派在1934年后逐渐掌握实权。长期倾轧之下，终于发生了“二二六兵变”。
1934年，荒木贞夫辞去陆军大臣之职，皇道派开始失势。继任的林铣十郎提升统制派中坚人物永田铁山为军务局长（仅次于陆军大臣和陆军次长之职），统制派渐渐掌握了陆军的实权。
统制派掌权后，不断寻机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统制派打入皇道派的间谍佐藤胜郎向日本宪兵告发皇道派意图政变的阴谋，不少皇道派重要人物被逮捕。陆军军法会议虽以“证据不足”为由并未对这些人进行起诉，但还是免去了其中数人的职务。皇道派对统制派此举愤慨不已。
争端并未止歇。1935年7月，陆军大臣林铣十郎以人事调整为名，将大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是从重要部门调任战地军官，包括将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免去。这起事件后，两派间的关系再度恶化。皇道派要求统制派头面人物永田铁山辞职，后者拒绝。7月19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以军刀刺杀了永田，此举震动了整个军部。裕仁天皇亲自为永田送去鲜花以作哀悼。
两派间的内斗愈演愈烈。1935年12月，统制派再次趁人事调整的机会将皇道派重要人物调离东京，其中包括将第一师团长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军司令，以及将皇道派大本营、驻守东京30年的第一师团调驻满洲。皇道派对此更为愤怒，加快了发动政变的步伐。
1936年1月，冈田启介内阁倒台，日本政局再次处于动荡中。按照计划，由于第一师团需要在3月开赴满洲，故皇道派将起事的日期选在了3月底之前。举事前，皇道派骨干矶部浅一两度拜访新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后者表示“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将不会实行镇压”。矶部浅一遂又拜访皇道派头目真崎甚三郎大将，后者模棱两可的态度，使矶部浅一认为是对行将发起的政变的默许。
1936年2月25日深夜，东京下起了百年不遇的大雪。凌晨4时多，整个东京城一片寂静，但一场惨案已经开始展开。上千名皇道派士兵在香田清贞大尉、河野寿大尉、安腾辉三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人的率领下，从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第一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前去“清君侧”。
叛乱的队伍占领了首相府，但73岁的老首相冈田戏剧性地逃过一劫。因其秘书松尾由于长相和冈田相似，最终被宪兵杀死。叛军叫来女佣辨认，后者确认死去的是首相大人。真正的冈田则在浴室中躲到天亮，随后在警察的秘密帮助下化妆成向“首相”的吊唁人，从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逃走。
另一方面，内务大臣斋藤实身中47弹，当场被杀死。该路叛军随后占领了陆军省。由于真崎甚三郎原任教育总监，故新任的教育总监、统制派人物渡边锭太郎也成了叛军的目标之一。渡边被杀后，还被领头的军官以佩刀砍下头颅。财政大臣高桥是清也被残酷杀死。海军元老、曾任联合舰队司令的铃木贯太郎在身中数弹后，由于领头的安藤大尉不忍令后者死得过于难看，致使安藤在随后的抢救中挽回一命。除此以外，对于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儿子）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刺杀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
到天亮时分，叛乱分子已经封锁了参谋本部、陆军省和警视厅，并包围了陆军大臣官邸，和川岛义之进行“会谈”。
事件发生以后，尽管裕仁天皇三令五申要求严惩凶手，平定动乱，但陆军方面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海军方面则态度坚决了许多，一面准备以海军陆战队登陆平乱，一面加强岸上设施，并将军舰开进东京湾。
一直到28日，军部终于决定镇压叛军，调来了24，000人准备平乱。但在广播《告军官士兵书》后，缺乏上层组织、早已疲惫不堪、士气消沉的叛军纷纷返回营房，几乎没怎么交火，这场声势浩大的兵变就被“平定”。
这次兵变以后，日本军部采取了相对以往要严厉许多的打击力度，统制派借机进行大规模人事“整肃”，荒木、真崎、川岛纷纷被解职，倾向于皇道派的军官也被清除，统制派彻底掌控了军部实权。
皇道派发动的兵变虽然失败，建立军部的法西斯政权的意愿却因此得以实现，只不过是由统制派所建立。军部实力的膨胀，使得政党内阁或联合内阁不再出现。广田弘毅就任首相后，内阁也成为法西斯的工具。这样，日本的法西斯独裁政权由此建立，二战的亚洲策源地终于形成。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随后又将日本带向了和英美等列强为敌的道路。
第十三节 大战前奏，德意染指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的爆发
西班牙内战始发于1936年7月，结束于1939年。在这场战争中，计有50多万人伤亡。德意志、意大利、苏联等国纷纷卷入战争，各国共产主义者、反法西斯斗士组成了著名的国际纵队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因此，在这场发生于西班牙的局部战争被视为二战发生的前奏，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6年7月18日，驻扎在北非摩洛哥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在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的率领下，发动反对西班牙左翼执政的共和国的叛乱。由于西班牙国内矛盾尖锐、左右翼间的斗争持久激烈，政府的改革又引发了旧军人、右翼分子、宗教势力等的反对，故当弗朗哥发动叛乱时，西班牙本土的加的斯、塞维利亚、布尔戈斯、萨拉戈萨等大中城市群起响应，参与叛乱的除了摩洛哥人组成的外籍军团外，西班牙陆空军中的绝大部分士兵（合计12万）投入到叛军阵营。
叛乱始发时，政府犹豫不决，叛军遂迅速占领加那利群岛、摩洛哥等北非西属殖民地和西班牙本土西南各省以及北部地区。7月30日，“国防执政委员会”在布尔戈斯成立，叛军开始南北两面夹击马德里。另一方面，面对叛乱行为，西班牙的工人阶层、左翼人士纷纷加入人民警卫队以保卫共和国，在两天内汇集了30万人的反叛乱武装力量。巴塞罗那、卡塔赫纳、巴伦西亚、马拉加等城市的叛乱在很短时间内即被平定，叛军仅控制了南方的安达卢西亚和北方数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共和军基本控制了西班牙的主要港口、城市和工商业中心。
但这场战争，很快就演变成大国间的角逐。弗朗哥政府向德、意两国求援。鉴于西班牙地理位置的重要（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德、意两国希望西班牙能建立起法西斯独裁政权，以使西班牙成为制约英法等国的战略阵地。7月底，德、意空军开始介入战场，先后飞抵叛军大本营摩洛哥，大批坦克和飞机也被运往西班牙参与战争。德、意两国军队还以“志愿人员”的名义直接参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往西班牙战场投入了5万多士兵（在1939年战争行将结束时，德、意介入战争的人员已经达到20万）。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纷纷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各国民众踊跃捐钱，甚或直接投入战争，总计有54个国家的4万多民众加入反法西斯阵营，组成了国际纵队和法西斯作战。当西班牙的内战成为国际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时，英法两国签署《不干涉协议》，对西班牙战争采取不干涉政策，美国宣布延长《中立法》的有效期，禁止向西班牙交战双方出售武器物资。英、法、美的绥靖和德、意的倾力支持，成了西班牙共和军最终失败的关键性因素。
1936年8月，休整后的叛军在德、意两国干涉军的支援下，从葡萄牙边境开始向马德里进军。叛军起初进展顺利，一路北上的他们很快就将南北两处控制区连成一块。9月，叛军攻陷圣塞瓦斯蒂安和伊伦，共和国和法国的联系被切断；10月，四路叛军进逼马德里，11月6日，兵锋直抵马德里近郊。危难之下，共和国政府将首都迁往巴伦西亚，并重新组建起一支规模达到30万人的正规军（此前多以民兵组织人民警卫队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