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八年的战争洗礼，瑞典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作战经验也变得成熟，部队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战争期间，他们不断完善作战方法，凭着这些优势，他们就能在德意志的土地上纵横驰骋。
第一个反抗者
斐迪南现在把握着战争的动向，从最开始镇压波希米亚的叛乱到发动德意志的战争，最后将整个欧洲也带入了战争的漩涡。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就需要了解德意志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
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首领享有不同的特权，各自拥有的领地、田产比例相差也很大。如果想和对方旗鼓相当，教派内部只能和睦一致。当天主教徒在数量上超过新教徒，帝国宪法也给予更多恩惠时，新教就拉拢勇敢好战的诸侯贵族、军队，占据富裕的城市，并且控制了海域，这样，即使诸侯邦国中的天主教势力巨大，他们也能获得一批忠诚的信徒。假如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了支援天主教跟新教动起武来，威尼斯、荷兰、英格兰会给新教徒提供经济援助，欧洲以北的国家、邻近的土耳其也会前来帮助。在选侯委员会中，勃兰登堡、萨克森和普法尔茨三位委员以三比三的比例取得了和天主教相同的票数。假如新教各等级善于利用波希米亚选侯和奥地利大公的政治关系结成联盟，那么对皇帝自己而言，他的头衔就是枷锁。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谁都不敢轻易出手，如果真的开战，结果谁胜谁负是无法预料的。但是，应该结成的政治联盟却因为私人关系给破坏了。在这重要关头，活跃于政坛的无能之辈不能把握这联盟的好时机，具有强权的人做事胆怯、优柔寡断，勇敢者却没有权力。
新教德意志的国君——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继承了祖上莫里茨的全部财产，他治下的邦国规模很大，选侯票数也很多，他的立场对两派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了得到皇帝的赞赏、获得新教联盟的好感，他做事小心谨慎，避免把自己的领地拱手送人。为了让皇帝对他表示感谢，他发表了一项声明，主动放弃了一些利益。这样，新教的民众也就放心了。约翰·格奥尔格追求真正的荣誉，和他不同的是，其他邦国君主受到骑士或宗教热情的欺骗，不惜代价地发动战争，目的就是争夺王位。约翰·格奥尔格没有为之所动，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参与新教革命，也不怕同时代人的指责。他积极扩大自己的家族，甘愿看着德意志兰福音新教自生自灭，也不想帮助宗教改革派教会。对于其他邦国国君来说，他的旁观态度相当于帮助了敌人来对付自己。如果其他国君失败，把责任推到约翰·格奥尔格身上，那是非常不应该的，他们失败是因为没有效仿约翰·格奥尔格做出明智的选择。假如萨克森选侯跟其他国君一样，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肯定会后悔。
萨克森选侯非常信任奥地利，他专注于扩大其邦国领土，而勃兰登堡的格奥尔格·威廉怕奥地利夺去他的邦国，这两位选侯都不敢迈出一步。他们两个的态度饱受指责，人们批评他们不该袖手旁观，不顾普法尔茨选侯的荣誉和邦国。但是对他们进行指责的人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轻信那股力量，受到法国的蛊惑和王冠的诱惑，才去参与那种不切实际的冒险活动。普法尔茨王室对邦国管理散漫，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整个王族的势力大大削弱。假如这个王室家族团结一致，或许战争会更持久，结局更不可预料。
由于邦国四分五裂，黑森的诸侯家族势力也被削弱了。达姆斯塔特和卡塞尔因为信仰不同的宗教而分离。达姆斯塔特赞同《奥格斯堡告白》转身投靠皇帝，当然皇帝也表彰了他们。当达姆斯塔特的格奥尔格邦伯拿着军饷享乐时，他的宗亲们却在为信仰和自由卖命。与他们相比，卡塞尔的威廉邦伯为了扞卫信仰自由，打算效仿先辈们的精神，去冒风险、去斗争、去争取荣誉。威廉邦伯第一个向瑞典国王发起挑战，不再畏惧斐迪南至高无上的权力。勇气可嘉的他给德意志的诸侯们做了表率，他顽强勇敢，英勇的威廉邦伯应当和埃内斯廷族人一样流芳百世。
令人缅怀的约翰·弗里德里希诸侯，后人为他洗刷耻辱的时刻来临了，这个日子虽然姗姗来迟，可是却多么辉煌耀眼，他后辈的身体里淌着他英雄的血液。因为约翰·弗里德里希曾经被剥夺诸侯王位，这个勇敢的诸侯家族，现在要用果敢的行动走出图林根森林，为他讨回公道，要用不断的浴血奋战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打败约翰·弗里德里希的人能夺去一切，却不能夺去后辈们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勇气。他和德意志的复仇欲望，就像是一把正义的宝剑，这把剑从先辈传到后辈，就是为了反对哈布斯堡世系。后辈作为真正的勇者，奋力地去完成统治者不能完成的事业，为了自由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去。
等级会议放弃了德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和他们的利益相关。现在，只有很少的亲王在保卫德意志的自由，这对等级会议来说几乎没有多大意义。邦国的丰富地产和崇高荣誉扼杀了他们反抗的勇气，而英雄只有在地产贫乏和荣誉丧失时才会产生，只有萨克森、勃兰登堡和其他邦国英勇作战，安哈尔特们、曼斯弗尔德们及魏玛亲王们在战场上才不会白白地流血牺牲。可是，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吕纳堡和符腾姆贝格的公爵们一听到帝国皇帝的名字，就再无勇气作战，最后这些公爵没有骨气地向皇帝屈服了。
西班牙势力的强大
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天主教教徒的眼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公爵是一位强大、勇敢、政治手腕高超的领袖。在整个战争中，他心思缜密，自始至终一直遵循既定的作战计划，在邦国利益和宗教信仰间做出选择时，从来都是英勇果断。奥地利被他的果敢所震慑，再也不敢小觑他。马克西米利安如果想获得荣誉和土地，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对手，这个对手不应该是一个蛮横者。没有作战能力的大部分天主教各等级和诸侯，根本就不能抵挡那些冲着他们邦国财富而来的涣散士兵。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溃败，为了发泄，只好迫害一个躲在小教堂和布道坛上的敌人。到目前为止，包括奥地利的奴隶、巴伐利亚的奴隶在内的所有人，都把马克西米利安当作保护神，相信只有这位诸侯才能聚集起力量。
在腓力三世和四世统治时期，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创立的君主国开始瓦解。这个君主国由尼德兰、米兰和两西西里及广阔的东、西印度组成，是个庞大的国家，但是由于缺乏收入，这个国家开始急剧衰落，战争已经耗尽邦国的牛奶和耕地。虽然占领了西印度，可是换来的却是西班牙人的极端贫困。为复苏欧洲市场，安特卫普、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货币兑换者开始放高利贷，对还未开采的秘鲁黄金放贷。侵占印度也造成西班牙人口剧减。为了支付占领荷兰、推翻法国继承法则、发动对英格兰战争的开销，西班牙从印度掠夺来的宝藏所剩无几。虚荣的君主在国家走向衰败之时仍然维持表面的风光，对于这种表面的风光，他的敌人仍旧害怕。由于新教徒不信任腓力三世，皇族于是继续采用腓力二世的治国手腕，这是相当危险的做法。而德意志境内的天主教教徒一直幻想着西班牙能前来援助。西班牙君主此时还在固执己见，靠对外摆阔来掩饰自身的不足。实际上，西班牙的国王没有实权，他服务于王族，只是王族的传声筒，可怜到这种地步却还在为有亲戚关系的德意志制定法律。人们开始批判：德意志皇帝想通过依赖西班牙而获得支援是错误的。躲在比利牛斯山脉背后的僧侣预言着欧洲的将来，当欧洲最沉沦的时候，会有一种势力让人生畏。这种势力的军队力量强大，将领和士兵都骁勇善战，它能利用强盗般的手段杀人放火。这股力量做了充分的准备，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并且预谋侵占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假如他们计划成功，他们就把欧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当这股势力进入意大利境内时，曾让一些邦国极度恐慌，邻近意大利的一些邦国非常害怕，担心他们随时会对自己的主权产生威胁。这股势力有着很强烈的扩张欲望。教皇更加害怕，因为他的处境最危险。西班牙、威尼斯共和国、萨伏依也都陷入了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模棱两可的政策出现了，教皇们为了保命，在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左右摇摆，教皇们被扣上了双重人格的帽子。
彼特里的后人尊崇西班牙亲王，他们扞卫着西班牙的主权，但是教会国的诸侯害怕和这些亲王做邻居，担心西班牙亲王会带给他们危险。奥地利部队消灭了西班牙的新教徒，教会国诸侯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这支部队让西班牙亲王失去了对他们的威胁。教皇们能掌握更多的世俗权力还是教会统治，要取决于哪一方的势力更加强大。罗马很想获得以前失去的财产，但最害怕的是失去目前拥有的，所以为了不让异教徒抢夺他们的财产，克里斯蒂总督与奥地利王室家族开始密谋如何消灭异教徒。但是，人心叵测，克里斯蒂总督反过来又勾结这些异教徒，商量怎样消灭奥地利王室家族。历史从来就是变幻莫测的，罗马教皇和诸侯们拼尽全力要守护的利益，在遭遇到德意志诸侯的宗教改革后会成为谁的资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