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之道，贵在气象光明俊伟
【原典】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可几及也。
【译文】
写作文章这一道，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光大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之感；再如登危楼俯临大江，独自一人坐明窗下、净几旁悠然远眺，可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神志中没有丝毫卑下难堪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境界，文章中能有这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除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贾谊、唐代陆贽、宋代苏轼，他们的文章达到这一境界的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俊丽宏伟的气象，虽文辞意旨不很渊博雅洁，但他文章的形式内容浑然一气，通达明快，如同和知书识理的人谈论，表里都美，中心和铺映都相得益彰，确实不是可轻易达到的。
学以致用，便是荷道
由于曾国藩亮出了救护名教的旗号，迎合了社会巨变时代的传统守旧心理，也由于曾国藩的礼贤下士，擅纳同类，因此，一大群和曾国藩的经历、志向、精神状态都颇为相近的文士们纷纷麇集其周围。这些文士为曾国藩攻击太平军、捻军出谋划策、摇旗呐喊，也和曾国藩一起诗酒酬酢、论文说道。
在曾国藩之后继承了他的衣钵的，是他的学生辈，特别是所谓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在学生中，曾国藩最看重的是张裕钊、吴汝纶的文章，认为他们能把自己的文事发扬光大。这一点曾国藩没有看错。张、吴二人于荣利较为淡漠，因此较早退出仕途。相比之下，黎庶昌、薛福成则较热衷于实际功业，他们甚至公开宣言文士不足为，只在偶然失意时才暂时记起曾国藩在他们早年时说的唯有文章才足以传世的遗训。因此，在文学的自觉性上，他们远不如张裕钊、吴汝纶。当然，从总体而言，曾门弟子毕竟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的文论主张，使桐城文派的创作，再次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曾国藩死于同治末年，此后的局势日趋严峻。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使深谙清政府无能的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一场场在清政府掣肘之下可胜反败的战争，一个个辱国丧权的条约，一次次令人惊心动魄的割地狂潮，令昔日被瓜分宰割的梦魇变成了事实！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呼唤着变法图强。曾门弟子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将积敝积弱、危在旦夕的局势告诉世人，警戒世人。
黎庶昌为南明永历抗清殉节的大臣何腾蛟编年史所写的《何忠诚公编年纪略》书后，竟不避忌讳，坦言直叙：
王师入关后，放兵南下，触之者皆若焦熬投石已耳，独公坚不可撼。使史公督师江上时，即已能如公之守全州、守桂林，则扬必不失，扬不失，而金陵尚可有为，不或二公者易地以守，明之亡不亡，未可知也！晋画守淮，决于淝水一战；宋主和议，丰于顺昌、朱仙镇两捷，从古未有不战而能自立者。
……
这哪里是在谈历史，分明是在影射当局不思自强，而把全部希望押在议和之上，这样，文末的“废兴之际，虽曰天命，亦岂非人事措注（措置）有善不善哉”的感慨，实际是向清帝建议启用人才以图自强了。薛福成在出使法国，参观巴黎油画院时，见到院中陈列的描绘普法战争中法军遭炮击的惨状，便领悟到这是在“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吴汝纶在为友人所作的《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中盛赞弱小国家和民族不甘屈服于列强侵略的精神：“伟哉！飞列滨、特兰斯洼尔，弹丸地耳，不甘为人领，奋起以犯强大国之锋，虽势不敌，要尽国雄也”，都包含着激励国民自强、向列强报仇雪恨的深意。
曾门弟子有着灼热的爱国心，但他们不是狭隘简单的排外主义者，从林则徐直到曾国藩的“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为他们所继承、发展，因此变法图强也就成了他们散文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薛福成《筹洋刍议》中的《变法》一篇，说古道今，横观中外，反复论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必要，驳斥鼠目寸光的守旧派的迂执之风。他大声疾呼：“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今见他人之我先，猥曰不屑随人后，将跬步不能移矣。”
他深信放开眼界的中国人不仅可以而且必然会赶上或超过西方列强：“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张裕钊在送黎庶昌赴英任参赞时的《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中亦反复申述“穷则变，变则通，而世运乃与为推移”的道理，语重心长地叮嘱黎庶昌不可“拘旧守故”，相反，应当善于观察，“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应之者，乃知所设施”，明确地提出了学习西方以对付西方侵略的主张。至于吴汝纶为学生父亲所作的《弓斐安墓表》，从弓的善于建筑、耕殖，联想到西方人正以此富国强本，认为“今国家方议变法，变法莫急于治生”，赞扬弓于国家的贡献远非那些死读高头讲章、剽窃陈词滥调以博取个人功名者所可比拟。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任校长时，常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曾国藩能无往不胜，是他的道德学问、精神信心胜过敌人。是曾国藩“文以荷道”的典型之作。
荷道的道理何在？要想真的读好书那就暂时不读书，走出你的小书屋，到实践的大课堂上去。文不对题，读空书、做死文的人大有人在。一旦走上这个轨道，书不但读不好，读不懂，而且把人也废了。
抱住书本不放，轻视实践的人，真是颠倒了书本和社会需要的关系。荷道的高明之处在于：彻底抛弃这种空对空的做法，提倡以实践为准，以实践求真。
这个道理，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历史告诉我们，真正在科学和历史上有大贡献的人，都是极重实践的，正是从实践中他们才写出了一部部的书。
在古代，书呆子并不算少。唐代的诗人李白，在漫游山东时，便碰到过一些。
为此，他写了一首描绘这种书呆子的讽刺诗，大意是这样：
山东的老头谈论起《五经》，
满头白发只知道死啃章句。
你若问他治国的策略、方法，
迷里迷糊就好像掉进雾里。
脚穿着孔丘游列国的鞋子，
头戴着方方正正的帽子。
慢慢吞吞地直着腿走路，
还没迈开步便扬起尘土。
像当年秦国的丞相李斯，
就看透这种人不通时世。
他们哪配和叔孙通相比，
也不配和我们一起并提……
国家的大事一窍不通，
还不如回到老家去种地。
这样的人不是越读越蠢吗？
读书读到头发都白了，还是只知道摇头晃脑地咬文嚼字。你若问他读书是为了什么，他感到这是个怪问题；你若直截了当地叫他谈谈治国的理想和办法，他就会来一套“子曰……圣人有云……”总之，越说越糊涂，越说越叫人摸不着头脑：因为连他自己也如同掉进了云雾里，昏头昏脑，晕头转向。
学以致用，便是荷道，便是为国为民作贡献。
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
曾国藩为文，主张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他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
对于文章的志趣，曾国藩很明显地说：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气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话，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可为行气不易之法。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
曾国藩所以崇拜韩昌黎，是因为韩昌黎的文章最为雄奇，而雄奇的文章，是曾国藩所最推许的。
曾国藩的文章理论，偏重于雄奇一途，所以他的文章，也在雄奇的一方面见长，他的比较着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乡昭忠祠记》等，气势之壮，句之不俗，使人觉得大有韩昌黎文章之气。
有人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列为晚清奏牍“三大家”。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互相砥砺，以学问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依托。
曾国藩治学，于诗古文辞，极有研究，其文气魄亦大，远胜其诗，因为他究竟不是诗人，所以在这方面说不到什么成就，文就不同了。
学诗学文，先要掌握各家的风格特色。曾国藩把古文标举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属，而在《十八家诗钞》中，前三属相同，唯将“趣味”改为“工律”。这四属便是对各篇诗文的不同特色的分辨。
曾国藩还纵论千古诗文，占八句，以概括各家的风格特色。句云：《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愈)之越，马(司马迁)之咽，庄之跌，陶(渊明)之洁，杜(甫)之拙。
领会各家的基本风格，是学诗学文的一条捷径，但各家风格是复杂多变的，曾国藩对一些诗家和古文家的风格评述，只是说到了他们的一个方面，不可一概论定。正如鲁迅所说“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
读古文古诗，唯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
“认其魂”“观其神”，是学文、学诗、学字的不二法门。如果连其貌也不认识，那是尚未步入殿堂的大门；但如果认为辨认其貌，便已“到手”了，那是太浅陋的结果。学文、学诗、学字，不贵形似，而贵神似。故曾国藩拟于诗的四属之外，“别增一种‘机神’之属”。
诗文如无机无神，则难登高雅之堂，甚至会走向俗不可耐一路。《文心雕龙》要求诗文做到“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曾国藩认为“机到神到”方为“极诗之能事”，二者相继相承，都是说诗文的最吃紧处；只有如此，诗文方可“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王若虚《滹南诗话》云：“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诗若是到了“机到神到”的佳境，自然早不是貌似于人，而是心即自得了。
读诗、学诗，曾国藩强调传统的朗诵与吟咏的方法。诗以声调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诗与散文的楚河汉界，就在“声调”二字上，何况好的散文还讲究朗朗上口的声调呢？不讲究声调的诗，没有多大的生命力，这已是为诗史所证明了的。所以，学诗要“高声朗读”。
优秀的诗文，不是你什么时候想作就能作出来的，古人李观说：“文贵天成，不可高强。”作诗作文确有那一点玄奥，想作的时候，搜肠刮肚，也无济于事，不想作的时候，灵光一闪，笔下泉涌，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有这种体验。
那么什么时候适合作文呢？曾国藩说，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了，那就表示已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在真情实感激荡生发的时候，一定要审视一下心中的理念和思想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如果能像随手取摘身边的物品一样方便，顷刻出来，脱口而出，那就可以作文赋诗了，不然的话，如果还须临时去搜寻思想和意义，那还不如不作，勉勉强强，必然会以巧言伪情媚惑于人。
所以说，没有感情、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知识和才具，而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内在欲望、要求和驱动力。
如果说思想是文章的心脏，那么真情就是文章的血液，正是因为如此，作文赋诗就不能不饱含真情。
曾国藩还认为，文章的气势与遣词、造句密切相关。雄奇以行文的气势为上，造句次上，选字又次之。然而字不古雅则句必不古雅，句不古雅则气势也不会古雅。同时，字不雄奇则句子也不会雄奇，句不雄奇则气势也不会雄奇。文章的雄奇之妙，从内看全在于行文的气势，从外看全在于选词造句的精当。用心在精处，着笔在粗处，这大概是曾国藩古文作法的中心之点。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强调选字造句须做到“珠圆玉润”。所谓珠圆玉润，就是要求遣词造句既雅且洁。所以，他告诫儿子说：“作文章”，应该先进究辞藻，如果想使辞藻丰富华丽，不能不分类抄记妙语佳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