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舜本人曾渔雷泽，耕历山，陶河滨，是一个能渔能耕能陶的多面手。《史记·五帝本纪》说：
舜继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开始在部落联盟领导机构中设置“虞”、“稷”、“共工”等原始官职。其中“虞”掌山泽（渔猎），“稷”掌谷物种植，“共工”掌百工。这个分工设职，标志着国家雏形的出现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原始渔业之后，是一个跨越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生产方式的传统渔业。它的基本特点是，以风帆为动力，以木船网罟为主要捕捞工具，伴之以人工天然养鱼。人们进一步利用自然，依靠自己的活动扩大生产。
从奴隶制夏王朝到封建制西汉王朝，是传统渔业的大发展时期。
相传夏禹作帆（明罗欣《物原》），姒芒“狩于海，获大鱼”（《古本竹书纪年》）。商王“在圃渔”（甲骨文），周文王修“灵沼，于牣鱼跃”（《诗经》）。春秋时期，齐国渔民在海上“乘危百里”，昼夜捕鱼（《管子》）；朱公居陶“耕畜”（养鱼）
经商，“致资累巨万”（《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周书》曰：“虞不出则财匮少”。《国语·鲁语》
曰：“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由于生产范围的狭小，生产水平的低下，渔猎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财源的地位。西周后期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周厉王“好利”，将山泽收归国家专利，禁止中小贵族和平民百姓渔猎。事关整个社会财源，引起“国人谤王”；
厉王又用暴力镇压。公元前841年，终于在首都镐京发生了“国人暴动”，在声势浩大的“国人”打击下，“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日共和”（《史记·周本纪》）。
周厉王想独霸山泽，结果出逃流亡，连王位也丢掉了。
《国语·楚语》记述：春秋末期楚国大夫王孙圉访问晋国，和晋国正卿赵简子议论“国之宝”，王孙圉以“六宝”论折服了晋国正卿。
王孙圉的六宝，一是人才，二是玉，三是龟，四是珠，五是金（铜），六是山林薮泽。这个六宝论中，龟、珠、薮泽都属于渔业生产的范围。
由于渔业的财源地位和珍宝价值，使人们在生产中逐财求利，于传统渔业的大发展时期同步出现了淡水渔业资源的大破坏。从夏王朝直到春秋战国，许多有名的帝王、卿相、令宰、史官、圣人、学者，纷纷出来大抓资源保护的实践和理论。夏禹制禁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逸周书》）；周文王年老嘱太子，“不鹜泽”（《逸周书》）；
孔丘“钓而不网”——终生只钓鱼不用网捕鱼（《论语》）；宓子贱“舍鱼”——把捕到的幼鱼和怀卵亲鱼再放回水里（《孔子家语》）；
里革“断罟匡君”——砍断国君的渔网纠正其滥渔错误（《国语》）。
管仲曰：“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政”（《管子》）；
孟轲曰：“数罟不入洿池”、“王道之始也”（《孟子》）；荀况曰：“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
吕不韦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吕氏春秋》）。
如此等等。其中孟轲是一位最突出的保护资源的先哲，他根据当时渔业、林业双双遭受破坏的情况，精辟地为后人总结了一条真理：“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
先秦时的渔业
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夏朝。夏朝从禹开始，到桀灭亡，共历400多年。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黄河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古今地理情况不同，古代，这一地区除黄河、伊水、洛水、汾水、济水等河流之外，还有着为数众多的湖泊和池沼。农业和渔猎是夏人的两个主要生产部门。《古本竹书纪年》载，夏王“芒命九夷，狩于海，获大鱼”，反映了当时大规模使用奴隶的渔猎活动。
夏朝末年，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叫做商的夷人方国开始强盛起来，向着黄河中游发展其势力，最后推渔网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的统治。商朝自汤至纣，约历600年，其间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渔业生产也相应地进一步专业化。
商代遗址出土有龟甲、鲸骨、海贝等，这些产于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水生生物的遗骸，说明渔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商代后期，地处黄土高原的周部落兴起，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周朝自武王起到公元前256年东周为秦所灭，共历800多年。周代渔业生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周礼·职方氏》将天下分为九州，其中青州、兖州、幽州等，或者“其利蒲鱼”，或者“其利鱼盐”。位于渤海之滨的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太公的封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就国后，“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周书》曰：“虞不出则财匮少”。
虞，就是掌管山泽的原始官职。这话是说，山泽的渔猎生产是国家和社会的主要财源。西周后期，厉王“好利”。这位国王下令把山林川泽收归国家专利，不许劳动人民捕捞采樵，引起中小农奴主及广大劳动人民普遍反对。公元前841年在国都镐京酿成“国人暴动”，打击锋芒直指厉王及其同伙，结果厉王本人只好弃位逃跑了事。战国时期，孟轲在向梁惠王陈对治国兴邦之策时，把“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斤斧以时入山林”，作为“王道之始”——王道政治的最低纲领。
以上说明，夏商周时期，渔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社会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同原始社会相比，夏商周时期的捕捞渔业有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首先表现在捕捞工具的发展上。
归纳起来，这一时期捕捞工具的发展，可以分为网渔具、钓鱼具和杂渔具三大类。
1.网渔具
渔网（古称网罟）始自原始社会。人们利用植物纤维编织渔网，张捕或拖捕鱼类。夏文化遗址出土有网坠。殷墟甲骨文“渔”字，象商代遗址出土的龟甲征双手拉网捕鱼。到周代，渔网因捕捞水域和捕捞对象的不同，已有不同的名称。一种大型渔网名罛，是专捕鳣鲔（鲟鳇鱼）等大型鱼类的。
一种中型的渔网名九罭，这种网具的尾部有许多小袋，后世也称百袋网，是用以捕捞赤眼鳟和鳊等鱼类的。另有一种小渔网名汕，用以抄捞小鱼。夏商周三代的渔网，都已腐烂消失，至今未见遗物出土，但《诗经》中对以上各种网具都有明确的记载。从周代使用的纤维材料来看，主要是麻。《诗经·陈风》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麻的使用已经开始。
2.钓渔具
1952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出土一枚铜鱼钩。这枚鱼钩钩身浑圆，钩尖锐利，顶端有一凹槽，用以系线。从制造技术看，已有较高的制作工艺（这是我国出土的最早期金属鱼钩）。到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鱼钩又开始改用铁制。周代对钓竿、钓线、钓饵以及浮子等构件，都很重视。钓竿选用长而坚挺的竹竿。钓线早期使用植物纤维，周时改用丝线，丝线轻而拉力强，有很好的使用效果。《诗经·召南》：“其钓维何，维丝伊缗”。
《列子·汤问》记有“詹何钓鱼”的寓言故事，其中说到詹何钓鱼“以独茧丝为纶”。钓饵也很受重视，一般选择鱼爱食之物，如小动物，米粒等。此外浮子也是钓具上的重要附属物，通常使用秸梗等植物，也使用羽毛。
3.杂渔具
杂渔具是指网、钓以外的各式渔具，带有较强的地区性。夏商周三代使用的杂渔具很多，有鱼叉、弓箭、鱼笱、罩等多种。鱼叉开始用骨木制作，后来逐步改用铜铁制作。弓箭的使用和原始社会相同：
既是武器，又是捕鱼和打猎的工具。
殷墟甲骨文“王弜渔”，即指用弓箭射鱼。周代使用弓箭射鱼的记载很多。如《春秋》诬鲁隐公“矢鱼于棠”，说明当时使用弓箭射鱼相当广泛，已经形成这样的概念：一般捕鱼均称“矢鱼”。鱼苟是一种捕鱼竹笼，口部装有倒须，放置在鱼类洄游通道上，鱼能进不能出。《诗经·齐风》：“敝笱在梁，其鱼鲂鳏”。
鱼钩
罩也是一种捕鱼笼，以竹或荆条编制而成，它的作业方式与笱不同，捕鱼时由上向下罩捕鱼类。梁是一种捕鱼设施，在河渠上筑一梁（水堰）拦水，梁上开一缺口，承以鱼笱，鱼顺水从梁流下，落入笱中。
周代的潜渔法
周代还曾出现一种叫潜的渔法。它将柴木置于水中，引鱼栖居其下，围而捕取。周代，海洋捕捞技术也有相当进步。《管子·禁藏》曰：“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由于捕捞工具的改进，周代的捕捞能力明显提高，当时捕捞的有淡水鱼类，也有海洋鱼类，不仅能捕中上层鱼类，而且也能捕到少数底层鱼类。体型有中小型的，也有大型的。据《诗经》记载，当时捕食的鱼类有鳣（中华鲟）、鲔（白鲟）、鲤、嘉鱼（白甲鱼）、鳏（）、鳟（赤眼鳟）、鲂、（红鳍鲌）、鲦（鳖条）、（鲢）、鲿（黄颡鱼）、鲨、鳢（乌鳢）
13种。稍后的《尔雅·释鱼》，记载的鱼名更多，达22种，说明捕捞的范围在继续扩大。
秦汉至唐宋时期的海洋渔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登上舞台，统一中国，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经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等朝代，其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渔业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
西汉初期，汉文帝“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和发展了渔业生产。武帝时期，朝廷大规模兴修水利，扩大了渔区，以国都所在的关中地区为例，除原有的郑国渠之外，又开凿了漕渠、灵轵渠、成国渠、六辅渠、白渠。
这些水渠不仅灌溉农田，而且发展了渔业生产。拿白渠来说，它在渭水之北，西起谷口，东入栎阳，引泾水，注入渭水，与郑国渠平行，长二百里。渠成当时有歌谣赞曰：“郑国（渠）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这个歌谣说明了水渠所经之处，产鱼之丰。当时不仅鱼的产量增加，而且市场上也出现了大量商品鱼。
对此司马迁的记述是：“鲐鮆千斤，鲰（杂小鱼）千石，鲍（咸鱼）千钧”（《史记·货殖列传》）。两晋、南北朝至隋，是我国社会大分裂时期，战祸连绵不断，黄河流域的渔业生产大部分陷于停滞状态。
但在南方的长江流域，丰富的鱼类资源得到开发利用。郭璞《江赋》
描述长江渔业时写道：“舳舻相属，万里连樯、溯洄沿流，或渔或商”。
这个描述反映了长江渔业生产、交换的盛况。
东汉开始，随着地主阶级的兼并土地，出现了“庄园经济”，官僚豪强兼并良田之外，还“封锢山泽”（霸占山泽）。发展到东晋，情况更加严重。《晋书·刁逵传》载：
逵为广州刺史，家居京口（今江苏镇江），这个豪门之家拥有万顷良田之外，还“固吝山泽”，霸占江湖，时人称为“京口之蠹”。公元403年刘裕（宋武帝）掌握东晋政权之后，处决了刁逵全家，下令禁止“封山锢泽”。后来，肖道成建立南齐王朝时，也下令诸王不得封略江湖。
宋齐两朝的政策，于劳动人民有利，继续推动了渔业的发展。
唐宋是我国传统渔业发展的高峰，主要渔业区在长江和珠江的中下游地区。诗人白居易曾说：“湓（今江西九江市）鱼贱如泥”，可见产量之丰。到宋代，渔业生产的重心又从内陆水域转向近海，大量海洋渔业资源被开发利用。可以说，自秦汉至唐宋的一千五百年间，渔业在铁器时代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在唐宋时期出现了一个“渔文化”高潮。
五花八门的古代渔具1.渔业机械的问世夏商周时期，已经按照不同的捕捞对象，使用不同的网具。到东汉时，不仅网罟规模巨大而且开始使用机械。有一种网罟，把四角系在4根大木上，用轮轴起放，张捕鱼类。《初学记》引《风俗通》说：“罟者，树四木而张网于水，车挽之上下”，即是指此。由于用机械提取网具，既节省人力，又提高捕捞效率。
这也是渔业机械的最早应用。到唐代，这种渔网广泛使用。晚唐诗人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网》
长江渔业
中有曰：晚挂溪上网，映空如雾縠。
闲来发其机，旋旋沈平绿。“这里的”机，就是轮轴一类的起放装置。
到宋代，更发展为船罾。从故宫博物馆藏画《宋人捕鱼图》中，明显反映出这种船罾规模巨大，也用轮轴起放。唐代还出现一种规模巨大的大拉网。它的作业方式是将网具沿岸边用船放成弧形，然后在陆岸拖曳网具至岸边，达到捕捞目的。
杜甫的《观打渔歌》即是描述使用大拉网捕鱼的：绵州（今四川绵州）
江水之东津，鲂鱼泼泼色胜银。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
一网能捕鲂鱼几百尾，网具确是很大的。
2.浅海张网刺网出现宋代时浙江出现大莆网，这是一种张网。它用两只单锚把锥形网具固定在浅海中，网口对急流，利用流水，冲鱼进入，是浙江沿海捕捞大黄鱼等的重要渔具。宋代还出现一种重要网具——刺网。刺网呈长带形，敷设在鱼类通道上，刺挂或缠络鱼类，以达到捕捞目的。周密《齐东野语》记载了用双船定置刺网捕马鲛鱼的方法：“海有鱼日马嘉（即马鲛），银肤燕尾。”“夏夏乳子，则随潮出波上，渔者此时用帘而取之。帘为疏目，广袤数十寻，两舟引张之，缒以铁，下垂水底。”
帘即刺网，福建渔民至今仍称刺网为帘。
3.钓具钓技飞跃发展西汉《淮南子》中有曰：“钓者静之。”说明对钓鱼已掌握一定要诀。到东汉，出现一种以模拟鱼诱集鱼群，然后钓捕的方法。王充《论衡·乱龙篇》记载：“钓者以木为鱼，丹漆其身，近水流而击之，起水动作，鱼以为真，并来聚会。”这成为后世拟饵钓的雏形，晋代，长江中还出现一种车钓，将长线缠络于钓车上，鱼上钓后，用钓车收取钓线。
唐代还出现了一种筒钓，这也是单线钓，方法是截竹为筒，下系钓线和钓钩，钩上装有钓饵，置于天然水域，隔一定时间去收取。韩偓《赠渔者》诗中有曰：“尽日风扉从自掩，无人筒钓是谁抛？”反映出筒钓钓鱼时，不需人在旁守护的情形。
鲂鱼
竿钓是最古老的钓法，至宋代时，钓具已趋完整，邵雍在《渔樵问对》
中把竿钓归纳为由竿（钓竿）、纶（钓线）、浮（浮子）、沉（沉子）、钩（钓钩）、饵（钓饵）六样东西组成。这与近代竿钓已基本相同。
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南海海域出现了拖钓。朱彧以其亲眼观察在《萍洲可谈》中写道：“舟人捕鱼，用大钩如臂，缚一鸡鹅为饵，俟大鱼吞之。随行半日方困，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忽遇风则弃之，取得之鱼不可食，剖腹求所吞小鱼，小鱼一腹不下数十枚，枚数十斤。”
朱彧还描述海上景况说：“海中大鱼，每随舟上下，舟投物无不啖。”
南宋时，又出现了空钩延绳钓。
空钩延绳钓亦称滚钩，其结构形式近似现代的延绳钓。它在一根干线上结附许多支线，支线上结附锋利鱼钩，敷设在江河、浅海底层鱼类洄游通道上，当捕捞对象通过钓具时，钓钩即绕于鱼体上而被捕获。
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详细记述了这种渔具渔法：“江上渔民取巨鱼，以两舟夹江，以一人持纶钩，其一纶系其两端，度江所宣，用余皆轴之中，至十钩，有大如枰。钩皆相连，每钩相去一二尺，钩尽处，各置黑铅一斤，形如锤，以候水势深浅……数舟联比而下，每中鱼则候其缓急，急则纵，缓则收，随之上下，待其力困，然后引而取之”。
这种渔具主要用以钓捕江中大鱼鲟鳇等。
沪定置渔具的兴起沪，起源于东晋时代的上海，其时黄浦江尚未形成，浦东还是一片大海，苏州河直接注入东海。
苏州河两旁的渔民，在海滩上置竹，以绳相编，向两岸张两翼，钓竿鲟鳇这种编竹名沪。沪，潮来时即没，潮落时鱼随潮被编竹所阻不得去，渔人上滩拾取。上海别名沪，即因首先出现这种渔具而来。在唐代，长江下游的沿海地区，沪是主要的捕鱼工具之一，皮日休《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中描述沪时说：“波中植甚固，磔磔如虾须。涛头倏而过，数顷跳。不是细罗密，自为朝夕驱，空怜指鱼命，遣出海边租”。唐以后，沪向内陆水域和南方沿海地区发展，其结构与名称有一些变化。
沪在江南水乡，称为簖，方法是在江河中置以竹，横断河面，中留空，承以鱼笱，鱼随潮进入鱼笱而被捕获。捕鱼的称鱼簖，捕蟹的称蟹簖。宋诗人陆游有句：
“别浦洄时鱼沪密。”可见宋时沪是很普遍的。
驯养禽兽捕鱼技术驯养禽兽捕鱼，主要是鸬鹚和水獭。鸬鹚是一种水鸟，又名鱼鹰、属鹈形目、鸬鹚科。体长约80厘米，重1.5～2千克，全体黑色，带有紫绿色光泽。生活在江河、湖泊、溪流附近，善游泳和潜水捕鱼。古代对这种水鸟早有认识，如汉代杨孚《异物志》说：“能没于深水，取鱼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雏于池泽间，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连而出，若丝绪焉，水鸟而巢高树之上”。从这段记载，可知汉时对鸬鹚的生活习性已有较深刻的认识，但何时驯养它来捕鱼，史无明载。公元766～768年唐代诗人杜甫在夔州（今四川奉节）居住时，首次写了鸬鹚捕鱼的诗句。
杜诗说：“异俗吁可怪，斯人并难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即是鸬鹚。杜甫是河南巩县人，以后又在陕西长安做官，没见到过鸬鹚，故有此说。这也说明鸬鹚捕鱼在唐时并不普遍，鸬鹚在长江三峡出现，也非偶然，三峡水急滩多，捕鱼用网和钓钩均有不便，用鸬鹚捕鱼，则方便得多。宋以后，鸬鹚普遍使用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后来，因鸬鹚捕鱼破坏水产资源，逐步被禁止或淘汰。
水獭又名水狗，水猫，是半水栖兽。属食肉目鼬科。体细长，圆筒状，体长60～80厘米，体重达7千克，全身毛密致，有油亮光泽，栖息于江河、湖泊和溪流的岸边，挖洞而居，善潜水捕鱼。古人对水獭的食鱼习性早有了解，如《淮南子》
说：“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到唐代，开始用于捕鱼。据张《朝野佥载》：
“通川（今四川达县）界内有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内，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穴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放令自吃，吃饱即鸣仗以驱之。”这种捕鱼方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和水獭捕鱼有关，唐代还出现过一种“自动化”捕鱼法。也见于张的《朝野佥载》：“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缒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矣”。不过这种渔法，未见流传。
养鱼扩展和
鱼苗装捞专业化秦汉以后，我国以养鲤为主的淡水养鱼，不论在规模和技术方面都在继续发展。水利工程较多的关中、汉中、四川、南阳和襄樊等地区，是重要的养鱼区。养鱼的水域有池塘和湖沼；三国时期四川郫县开始进行稻田养鱼。由于《陶朱公养鱼经》
的影响，已从前代对象无定的畜养方式，进入了以鲤鱼为主要对象的放养阶段。
中晚唐时期，淡水养鱼又发生了突破性进展。主要标志是：养殖品种从传统单一的鲤鱼增加了青、草、鲢、鳙；适应养殖业的发展，鱼苗捕捞装载业应运而生。养殖业与鱼苗捕捞装载业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在我国渔业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唐王朝的初、中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生产和人口都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被称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清平盛世。这个时期，不仅农业五谷丰稔，手工业、矿冶业、染织业、造船业、制瓷业等等也都有较大的发展；而且由于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增多，涌现出了一批人口众多的城市，如西京（今长安）、东京（今洛阳）、广州、扬州、泉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洪州（今江西南昌）、荆州（今湖北江陵）、明州（今浙江宁波）、益州（今成都）、汴州（今开封）
等等。当时的情况是：“城中有市，水獭市中有行，行中有肆”。以西京为例，唐时商业的“行”发展到220个，而“鱼行”又是众多“行”中的一个大行。
市场需求扩大，对“有利则身行，求利无不营”的商贾和商品生产者来说，无疑是致富的良机。然而鱼行鱼货绝大多数都是鲤鱼的商情，又束缚了他们求利之术，限制了他们的求利之道，强烈的利欲促使他们另辟蹊径。于是开发和扩展养殖品种，已成为产供销的一致要求。此外，从追求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属于底层鱼类的鲤鱼，食量大，生长也较慢。特别是亲鲤难求的客观现实，早在南朝时期就已存在。
在诸多矛盾之中，只有突破传统，别无选择。这与丝织业方面传统原料家蚕丝供不应求、代之以野蚕丝大量应市的情况，极为相似。
青草鲢鳙养殖在晚唐起始之后，北宋时迅速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养殖大盛。
中晚唐时期养殖对象的扩大，论者多认为传统养鲤业的衰落为其直接原因。而养鲤业的衰落则又是李唐王朝禁捕、禁食、禁卖的结果。
“必河之鲤，用表皇族”。“鲤”、“李”同音而避讳，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然考诸武德、贞观、永徽、开元四种唐律，定留500条，均无明载。鲤鱼失去“独养”局面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和市场需要扩大的结果。
唐代打破了“唯鲤独养”的局面，但鲤鱼在这一次突破性选择中，并没有被淘汰。鲤鱼的一些优良品种，如黄河的金丝鲤鱼，其声价仍然“足以压倒鳞族”，能吃上它“当为生平口福第一”。因此，青草鲢鳙养殖的兴起，并不是养鲤业的衰落，而恰恰是我国整个养殖业的发展和进步。
同养殖业发展息息相关的是苗种供应。早在北魏时期，贾思勰就已提出：“三尺鲤鱼，非近江湖，仓卒难求”。到了唐代，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从事苗种生产的渔户便应运而生，唐末段公路《北户录》载：
“南海诸郡，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间采鱼子着草上者，悬于灶烟上，至二月春雷发时，却收草浸于池塘间，悉成细鱼，其大如发。土人乃黄河金丝鲤鱼编织藤竹笼子，涂以余粮或遍泥蛎灰，收水以贮鱼儿。鬻于市者，号为鱼种。鱼，即鲮、鲤之属，育于池塘间，一年内可供口腹也。”“南海诸郡”，指今福建南部及两广沿海的广大地区。孵化方法仍属天然孵化。不同的是，将有鱼卵的草把置于烟灶上，使之有较高的越冬温度，提高孵化率。“余粮”，即禹粮，亦称禹粮石，系一种褐铁矿石。
蛎灰即牡蛎壳火化之灰。以此泥涂于藤竹笼子，成为我国最早的鱼箩，解决了“细鱼”“鱼种”的中短途运输工具。所售鱼种有鲮、鲤两种以上。《北户录》另载有一种得细鱼法，即载取大鱼多的薮泽陂湖的水滨之土，放在鱼池中。因土中已先有鱼卵，得水而孵，两年之内，即生大鱼。此法在南北朝时，就已作为《齐民耍术》之一法，所孵细鱼以鲤、鲮、鲫居多。另据宋代叶梦德《避暑录话》所引的《大业杂记》
称，吴郡人送太湖白鱼种子置苑内海中水边，十余日即生。“大业”，系隋炀帝年号。若此，则太湖白鱼子的孵化术，在隋代的苏州一带就已出现。
唐代昭宗（889～904年在位）
时，今广东新兴、罗定等西江流域一带的农户，结合垦荒改土，在田舍旁挖地，开春后贮雨水，买鲩鱼子撒于田内，一年后“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刘恂《岭表录异》）。
值得注意的是，此放养法是撒布买来的鱼子。由此可知，唐末从事苗种生产之人，也捞取大江中的鱼卵贩卖，说是鲩鱼子，实际上青、鲢、鳙等鱼子也混杂其中。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长江流域的养殖业发展较快，也刺激了鱼苗业的大发展。
据范镇（1007～1088年）《东斋纪事》记述，11世纪中叶，江湖间筑池塘育苗的岁入之利，多者数千缗，少者亦不减数十百千。宁宋嘉泰（1201～1204年）间编修的《绍兴府志》说，绍兴、诸暨以南大片地区的大户人家，都从江州鱼苗贩子中买苗种凿池养鱼，“其间多鳙鲢鲤鲩青鱼”。说明鱼苗供应和池养品种已渐趋定型，鳙鲢鲩青四种鱼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池塘生态的家养。
鲢鱼
江滨之人，得天独厚。除经济上直接受益之外，还在技术上造就了众多的鱼苗装捞、培育、运输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积累了一整套宝贵的经验。周密（1232～1298年）《癸辛杂识》所载鱼苗装盛工具（鱼箩）、运输方法（换水、激水）、除野（能伤其众，稍大而黑鳞者去之），至养畜地时的锻炼（纵鱼苗于广水布兜中养之一月半月）等苗种培育方法，非特在鱼苗盛产区的江西九江一带，连建昌、福州、建瓯、衢州、金华等地池塘养殖业兴盛的地区，也都基本一致。
以上所述表明，我国鱼苗生产装捞，从唐宋时代开始，已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水产品加工
多种多样化
秦代“上农除末”，抑制商业；
汉初社会生产力严重破坏，以及南北朝时期土地兼并，封山锢泽，都给商品经济的发育带来消极的影响。
水产品加工多属一次产品，且系自给型的饮馔加工。加工经验大都是鱼类食用的禁忌，诸如“食黄颡鱼后饮荆芥汤即死”、“鱼子合猪肝食之杀人”之类。（晋李石《续博物志》）北魏时，贾思勰《齐民要术》
中鱼类加工内容增多：作鱼苗酱法两种，鱼乃进入商品市场。
随着金鱼成为商品，货卖者在竞争中竞相摸索，形成了一整套金鱼培育技术，积累了许多经验。如以“小红虫饲”，颜色“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岳坷《桯史》）。
“食橄榄渣，肥皂水即死”，“得白杨皮不生（虱）”等（赞宁《物类相感志》）。
自然，金鱼本身长期生活于盆池环境，失去了原来的生存竞争，从而自身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异：体形变粗短，腹部膨胀，鳍尤其尾鳍向长宽分叶发展，鳞皮色素细胞重新组合调整，分化而成不同色彩。
金鱼名色见于文字记载者，有玳瑁、水晶蓝、日月眼、梅花点、鹤顶红、天地红等。品种颜色“唯人好尚，与时变迁”，“初尚纯红、纯白，继尚金盔、金鞍、锦被及印头红、裹头红、连鳃红、首尾红、鹤顶红”，又尚黑眼、雪眼、硃眼、紫眼、金鱼玛瑙眼、琥珀眼、四红至十二红、十二白。随意命名，而无定准。
我国是饲养金鱼最早的国家。
在短短几百年里实现了金鱼驯化，并造就了绚丽多姿的外形与颜色，品种又是如此繁多，应当说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
珍珠开采与佛象珠的来历珍珠开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禹时期。《尚书·禹贡》记载，“淮夷珠暨鱼”，说明淮河流域距今四千年前即以珍珠作为贡品。我国人工养殖珍珠的记载，始于北宋。据庞元英《文昌杂录》
记载：“礼部侍郎谢公言，有一养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择光莹圆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开口，急以珠投入，频换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华，毕经两秋即成真珠矣”。虽其养殖技术叙述不详，但采用假珠植蚌，第二年得真珠，在世界上尚属首次，以此推算，我国人工养殖珍珠，已近1000年的历史。
南宋时已出现“佛象珠”——湖州叶金扬用褶纹冠蚌培养成附壳珍珠。其方法是：将锡和其他金属的、木质的、骨质的浮雕放在蚌的贝壳和外套膜之间，经二三年育成。当时浮雕多用佛象，故称佛象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