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出了遵义向北进发。这是自从长征开始以来，红军第一次踏上一条真正的公路，毛泽东也是第一次骑着高头白马走在队伍的前头（该马已制成标本现陈列在延安博物馆内）。他的老战友朱德和新战友洛甫也骑着马，分别在他的右手和左手与他并肩而行。疲惫不堪的部队进入桐梓时受到两千名群众的热情欢迎，景象十分壮观。桐梓是两周前由林彪的一军团攻克的。
在桐梓，红军开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仙女洞和天门洞。那是一片充满传奇故事的土地，一片富有诗意和历史传统的土地。地下是巨大的石灰岩溶洞，深邃的洞身，岔道横生，还没有人进去探过路。有人说，天门洞是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它的主洞可以容纳几万人。
桐梓城不大，以出武将而闻名。桐梓县出的武将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这里是不少小军阀的栖身之地，每个军阀都为自己造了一栋小楼，式样干篇一律，第二层有个阳台，院子里大多停着一辆小轿车。这些军阀个个都有不少黄金和小老婆。桐梓和在它西南五十英里处的茅台是有名的鸦片和酿酒中心。红军到达桐梓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石灰岩溶洞里寻找军阀和地主逃跑前仓促藏匿起来的金银财宝。红军在这里富裕了好几个星期，因为它没收了大量的银元（但是缺乏大米和其他食物，这个地区除了生产黄金和鸦片外，其他出产极少）。
仙女洞和天门洞这样的人间奇境在二次大战中出了名。当时国民党为了避开日本人的轰炸，在这个偏远而隐蔽的地方建了兵工厂书地下发电厂。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劫持了蒋介石的”少帅“张学良曾被押来囚禁在这里，看守们令其在洞里不断地转圈，直到他晕得辨不出方向，才让他出来重见天日。张学良被安置在一座小公馆里，墙外就是小西湖，因仿照著名的杭州西湖而得名。张学良单独住在那里，身旁只有一位才华出众、忠贞不渝的女秘书赵小姐。他们倾心相爱，一起生活。当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时，把他俩也带走了。一九六四年张学良和赵小姐在台湾正式结婚。
一九四九年红军再次攻人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落。军阀们再次把财宝藏进洞里。红军很快又把它们取了出来。可是逃进深山的许多国民党军官和部队，是好多年以后才被全部消灭的。
参加过长征的罗炳辉将军告诉海伦斯诺；红军打贵州时“像是一只猴子在小巷里耍弄一头牛。”
我想，毛泽东不会做那样的描述。他的目标是清楚的——找到一条北上渡过长江的通道，以便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的心里也已早有打算，毛泽东想北上，他就调动精锐部队来堵截。
毛泽东离开遵义前，就已派林彪率先遣部队先走一步，希望他能扫清道路，使红军得以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位于重庆西南的这段长江长约九十至一百五十英里，蒋介石就亲自在重庆坐镇指挥他的部队，企图在云贵川地区将红军团团围住，就象他早先在江西红色区域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自有对付的妙计。他已分兵几路，由林彪亲自率领精锐的一军团第二师行动。该师突击团四团正尝试从赤水县一带渡过赤水河并为横渡长江做准备。他自己则亲串一军团第一师和其他高级机关离开桐梓西行。这条道路泥泞不堪，同遵义城外的公路无法相比。陈云（笔名廉臣大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是长征途中他所见到的最糟糕的一条路。他看见毛泽东拄着棍子爬山。天下着雪，泥浆没过他的双膝。他显然滑倒过，因为他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
毛泽东率领部队西行朝赤水河前进，准备在林彪突围成功后立刻向北尾随林彪的部队。彭德怀的三军团（”军团“仅比师稍大一些）几乎沿同一路线单独向西运动，比毛所在的位置略靠北一些。九军团的任务是摸清敌情；五军团象往常一样，担任后卫，几乎紧跟在三军团后面。毛把有限的兵力分成这么多的几路是否明智，对此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目的在于迷惑蒋介石，使蒋摸不清红军的意图，并趁其不备，在蒋介石尚未设防的地点强渡过江。他希望蒋和四川军阀本来的矛盾关系能对红军的行动有利。
但是战争中常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林彪素来机警、稳健，善于绕过敌人前进，现在却遇到了麻烦。他顺利抵达赤水河畔的土城，老百姓举着红旗欢迎他。黔军惊慌失措逃过赤水河。林彪接着向土城以北的不远的赤水城挺进。他料想会受到同样的欢迎。城里一个小军火库的工人于一月十六日举行过一次反政府的示威，林彪以为这可能对他攻城有所帮助。林彪手下有四千人。他们为能见到赤水城而兴奋不已，因为城里有电灯，而他们大多从未见过电灯。但是，当林彪抵达赤水附近的黄洞陂村时，他发现敌人在道路的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了强大的工事。敌人的重机枪朝着红军猛烈扫射。第三团竭尽全力战斗，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派出一支队伍绕到小山后寻找通路，但是找不到，战士们打了一整天，还是毫无进展。这时，他们又看见一英里以外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显然，那是国民党部队在驰援赤水。林彪坚持着打到黄昏，然后撤过公路，拉开一段距离。他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毛泽东率领的主力这几天也受到一股敌人的追击。但这似乎没有引起他多大的注意，而任凭敌人穷追不舍，他想那不过是几团黔军”双枪“兵而已。一月二十七日，毛率部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部外。彭德怀的三军团就在附近，五军团离这里也不远。当晚决定，三军团第二天一早迎击迫兵，把他们消灭掉，估计敌人有两个团，约二千至三千人。这类战术是朱毛的拿手好戏。成功后既可摆脱追兵，又可在林彪打出一条道路后，立即跟进过江。他们估计林彪随时可能报来得手的消息。届时，他们将把敌人甩掉，并在蒋介石醒悟过来前就到达长江北岸。这是个大胆的方案，但又似乎完全有可能做到。
一月二十八日拂晓，三军团发起攻击。毛在位于土城以东数英里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村外的小山顶上，视野广阔，几乎可以环视四周三百六十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战斗通常只需几个小时。五军团这时已摆开了速战速决的阵势，准备全歼”双枪“兵。
不料，毛于清晨收到了林彪突进赤水受挫的消息。林已在前一天晚上下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他的位置在毛以北二十英里，急行军大约半天就可以到达青杠坡。
林彪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使毛泽东明白了这场歼灭”双枪“兵的速决战出了毛病。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故人显然没有仓皇溃逃。红军固然打得很好，故人打得也不错。实际上敌人反而越战越强了。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不仅如此。激战当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川军，总数增至八个团，至少一万人，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就数量而言，川军人数大约同毛部署的人马一般多。他原来预料兵力对比是四对一，现在成了一对一。离战场不远的地方确实应当另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名红军部队，然而从未让他们投入战斗。林彪率领的大约四千人还在二十英里之外。半天以后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险情。
高级指挥员两次亲临战场。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总司令部到前沿阵地督战，表明情况已很危急。川军指挥官显然已把八个团全部投入战斗，红军成败未定。
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亲自指挥战斗。
红军手中仅剩下两门幸存下来的山炮。战斗后期，朱德动用了其中的一门。开炮猛轰充当急先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那三发炮弹打完后，朱德下令把炮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下午两点，出现了新的紧急情况。二十英里以外的林彪接到命令，要他火速赶到青杠坡增援正在激战的三军团。但林彪最早也要到天黑以后才能赶到，这表明他们当时担心凌晨时红军的处境会更困难。
下午三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伤亡越来越大。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遇到了突然袭击，她从密集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大家知道的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这绝非是一次普通的战斗。现在清楚了，战斗中红军的命运可能危在旦夕。如果敌人投入更多的兵力，红军能不能顶住？谁也不敢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军委干部团——司令部的近卫部队、后备中的后备也都投入了战斗（他们表现得很出色）。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命令黄昏时停止战斗，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取消了北上渡江的计划。主力红军究竟能不能、以及何时才能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要看事态的发展。眼下红军不得不推迟人川，暂时栖身云南。
军委向林彪下达了新的命令。让他必须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过河，同其他部队一起撤退。要竭尽全力后撤，以保存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已有十天，而现在红军的命运是生死未卜。
毛泽东终于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林彪数天前到达土城时，夺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浮桥还在原地。下午六时，工兵奉命把桥修好，并再搭两座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视察，鼓励工兵加快进度，强调桥必须在日出前架好。
天气温和，没有再下雪。五岭的严寒稍有缓解。河面狠宽，河水很浅，每年这个季节赤水河水流总是比较平缓。工兵修桥进展顺利。浮桥象公路一样宽。林彪在略往北一些的猿猴（现元厚）及时渡河完毕。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这一位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客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红军到达云南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予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事实上，这是它第一次见之于书本。
天亮前，红军川流不息她走过三个浮桥。到了十时，全军包括林彪的部队，均已抵达对岸，浮桥被拉上岸毁掉了。接着，毛指挥红军向四川的古蔺前进，随后又转向扎西。红军将在那里进行整编，招募新兵，重新部署。
很可能是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璋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管好小孩。天亮前，毛、贺和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这个故事是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讲的，他当时负责照顾贺子珍。开始说这孩子出生在名叫白沙的地方，但白沙离赤水有一百三十英里。后来他说也许出生在遵义北面的枫香坝或云南境内的威信（扎西）。可是这几个地方都同红军当时在行进中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尽管红军总是在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行军的。
贺子珍的不幸反映了长征路上妇女的不幸。尽管刘英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同洛甫结婚，但她很了解妇女的处境。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漂亮妻子一九三六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七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为她围出十英尺见方的一块露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五英尺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
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一九三六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袒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死者多达一万余人。
托付给农民照料的孩子大都夭拆了。有几个后来找到了。有些母亲把孩子领了回去，有些孩子对亲生父母一无所知，就让他们留在把他们抚养大的那些农民家里。
刘英说：“妇女必须作出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她们更爱革命。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丁玲认为长征中当女人很难。丁玲是中国著名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争论的游涡之中。她是革命者、浪漫主义者，也是文学、道德修养和政治方面的人物。她没有参加长征，但红军抵达延安后不久，她就到了那里。她对红军里的人都很熟悉。她是中国最桀骜不驯的人物之一。她被蒋介石监禁过，她的情侣是个诗人，被蒋杀害。她一度觉得毛泽东有大男子主义，为了维护妇女权利反对过毛泽东。自然，在”文革“中她是个受害者。
她说，参加长征的妇女当然是”贤惠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女性，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两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不错，她们有马，但她们常常不骑。不少人有丈夫，但她们常开玩笑说：“骡子比丈夫好。可以没有丈夫，但不可以没有骡子。”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同长征中贺子珍等妇女一样历尽艰辛的是另一个诗史般的远征——美国开拓者的车队穿过大草原西行的壮举。在那次远征中，不少美国妇女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是带着孩子面危及全家，还是扔掉孩子继续前进？
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迅速地避开同川军交锋。长征途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旦地方军断定红军已经改变路线，离开他们的地盘，他们就减弱攻势甚至逐渐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毛在滇北的威信（原扎西）过了中国农历猪年的新年。一力三五年二月四日刚过，先头部队便到了威信。毛泽东于二月六日到达。没有举行会餐。既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也没有食品。有些部队已经饿了整整两天。天气很坏。阴冷而潮湿。部队进行了整编，压缩了部队番号。他们休息了一天。陈云记得很清楚。他概括地指出：“天气很冷，夜间下起了雪。”
红军原计划西行，然后转而北上入川。毛及时改变了计划。因为他得到的情报和电台截听来的消息表明，蒋介石正向西调动部队，打算在红军再次靠近长江时一举予以歼灭。毛决定采用朱毛式出其不意的战术。二月十一日在扎西开会通过了毛泽东的决定。全军掉头转回贵州，并回师攻占遵义。他的打法越来越象《水浒传》中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当红军成—路纵队前进时，许多人去掉了文盲的帽子，洛甫发明了他称之为“看后背”学文化的办法，战士们在背上都挂块白布，上面写着汉字。他们边走边认字，懂得文化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