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英国和世界各地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个案件。一夜之间，孙中山被绑架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时，因在伦敦中心地区暴露一桩卑劣的阴谋而感到窘迫的英国外交部，立即毫不客气地粉碎了马格里的缓兵之计。当天下午，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使馆交出了孙中山。当康德黎博士及外交部和苏格兰场警署的官员护送孙中山至安全地点时，记者和围观群众挤得水泄不通。
至此，清政府不是将孙中山递解回国“千刀万剐”，而是始料未及地使他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人物。他们卑劣的图谋，也更增强了孙中山的决心。如果说孙中山在广州密谋失败后一年里有时疑虑重重，那么现在他相信自己的命运了。他认为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而是天意使然，要他充当拯救中国的角色（他在给从前的良师益友、牧师区凤墀的信中说：“此皆天父之恩……俾从神道而入治道。”）。更为现实的是，他看到了把自己反对清王朝的事实公之于众的大好机会业已到来。他相信，受清政府官吏在伦敦所搞阴谋之累的英国政府和人民，将乐于支持他为推翻中国的官僚制度所作的努力。
孙中山获释的第二天，前去采访的记者们发现，他是个愿意回答问题和有吸引力的人物。他们对其人品有着深刻的印象，完全相信他对波德兰区发生的离奇事件的描述。报纸的编者评论和读者来信也赞扬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孙中山写了一封信，刊登在《泰晤士报》等报纸上。他感谢英国政府和报界，对“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益堪征信；且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价值”。使他更积极地“谋我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之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
孙中山还极力宣扬其基督教徒的身份。获释之后，他否认曾谈及英国社会党人，而此是使馆仆役先前已透露的。他强调曾将自己的困境与阿美尼亚的基督教徒的境遇相比，后者当时受土耳其人的迫害，引起社会公愤。在旅行期间，他的中国密友很少见其去教堂做礼拜。可是在伦敦，他却引人注目地在教堂出现，报纸对此立即予以报道（孙中山本人后来宣称：“吾非教堂之基督徒，乃革命耶稣之基督徒。”）。《地球报》报道，孙中山将留在英国，帮助康德黎培养中国的行医传教士。
“绑架”事件发生后数月，孙中山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剑桥大学著名的汉学家翟尔斯教授，翻译了他请孙中山写的传略；英国议会一位议员对孙中山也感兴趣，并就中国使馆的行为和马格里爵士所扮演的角色质询外交部。1897年，《伦敦被难记》——同样是与人合作的成果——使他名扬四海（孙中山当时承认，“如果没有一位朋友的帮助”，他根本不能用“熟练的英文”写出这本小书来的）。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时，孙中山十分谨慎，避而不谈共和政体或革命，而是将自己装扮为“少年中国党改造运动”的领导者。无论是在伦敦或广州发生的事情，他都未作十分准确的叙述。凡此均有助于造成良好的社会关系，但其影响所及，并未如愿以偿。
1897年3月，孙中山直接向英国呼吁“善意的中立”。作为回报，他答应在中国为英国人实行新政，其条件比他们以往希望从清政府那里得到的更为优越。在一位合作者的帮助下，孙中山写了一篇文章在《双周评论》（3月1日）上发表，文中以“革新党”的名义提出一个纲要。他自夸中国军队“大部分受到了同情革新党的感染”，强调“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就可使得目前的制度让位于一个不贪污的制度”。他写道，普通的中国人既不贪污也不排外，使中国落后并把西方文明拒之于门外的，正是清政府及其顽固不化的官僚。孙中山断言，他领导下的中国将十分强大，足于挡开成为英国在远东主要忧虑的俄国，同时将允许英国人有充分的贸易和投资自由。他进而保证，在实行改革的过程中，新政府将欢迎欧洲人充当顾问，接受他们行政上的帮助。
显然，对孙中山为他的“党”所作的虚假承诺，英国的决策者没有受骗上当，他们对其诉诸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原则也无动于衷。外交官、银行家和商人认为的在华利益，与立宪政府或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毫不相干。尽管康德黎、孟生一类杂牌理想主义者视孙中山为争取中国人民美好未来的先驱，但救过他的命的英国官员却认为，孙中山是个惹是生非的政治人物和潜在负担。由于英国想获得基地和有利的特许权，所以不愿支持一位靠不住的密谋者而冒犯清政府。事实上，在谴责中国驻伦敦公使违反外交准则之后，沙士勃雷侯爵又很快地给予安抚。他向清廷保证，香港不会被用作妨害“帝国安宁”的基地。同时，殖民部训令香港总督，要他“预先防止反对中国合法当局的任何革命企图”。至是“善意的中立”亦无从谈起了。孙中山恶作剧的魅力业已消失，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依存。那是许多落魄的政治流亡者最爱去的地方，孙中山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根据仍然监视孙中山的密探报告，1896年12月至1897年6月，孙中山到博物院共59天，每次都停留数小时。他对科学技术和政治方面兴趣的广泛，使康德黎为之惊叹。孙中山后来宣称，这次深入细致的研读及对西方的印象，启迪他明确地表达其著名的要同时付诸实现的民生、民族和民权主义的三民主义的构想。他还宣称，当时他“在欧洲”花了两年时间，考察了当地的“政治风俗”和“结交朝野贤豪”。但实际上，他在英国只住了9个月，并未访问其他欧洲国家。为了其同胞的利益，孙中山通常总是把自己装扮成熟谙西方思想和西方事务的行家里手，总是情不自禁地将其首次西方之行的时间和范围加以夸大。他曾结交“朝野贤豪”一说，亦无任何记载，虽然他确曾同常去大英博物院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结为好友（据孙中山回忆，他和这些俄国人都低估了各自国家的革命潜力。他告诉后者，中国革命需要30年才能完成；俄国人则认为，他们的革命要获得成功需100年）。
然而，孙中山首次在先进的西方社会的生活经历，诚如他后来所宣称得益良多是完全可能的。一边显示出无比的富有，一边又有与之相比的广州、香港的贫民窟及其贫困现状。因之现代化的利弊一目了然。孙中山可能通过读香港的教会报纸，早已知道社会主义。如今他可实地考察不断壮大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者、费边分子、单一税论者、民粹派和工会领袖怎样为消除盲目发展带来的有害后果而斗争。
孙中山后来一再申述，当时他已断定西方无法避免社会革命。他回忆说，正是在那时他就下定决心，在制订中国的发展规划时，决不像欧洲那样盲目追求财富和权力，重蹈他们的覆辙；防止社会弊端的思想，已成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管这种思想在此际或晚些时候形成，直至五六年后，它才表现为一种政治目标。孙中山不尚空谈，通常总是投人所好，直到学生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出现后，他才开始提出主义。而在此之前，他则把精力集中于近期目标的实现。
1897年7月2日，孙中山乘船抵达蒙特利尔，然后横穿加拿大去温哥华。行踪所至，中国当局一直紧盯着他，直到登上开往横滨的轮船以后，才取消对他的监视。如果说孙中山的敌人神经过分紧张，那么，据监视者说，自伦敦侥幸脱险后，孙中山也变得谨慎多了。但是，他仍继续要求华侨资助另一次革命的尝试。他心中虽没有明确的计划，却向海外支持者讲述乐观的进展情况，如过去在伦敦所做的那样，把成就和前景说得天花乱坠，这仍是他最爱用的手法。尽管此行为最终难免露马脚，但系他长期以来维护势头和保持华侨财源滴流的唯一办法。这回得自美洲大陆华侨的捐赠，使他能多付100美元，把他在“印度皇后号”上的中等舱位换为特等。8月初，他到了横滨。
接着，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多方面选择的战略开始有了报偿。在此后几年中，他时来运转，而且一有机会从不放过。
起初，由于香港不许登岸，孙中山便选择日本作为其行动基地。早在1896年3月，香港当局已对他发出驱逐令，10月底得到伦敦的指示后，更是严格地执行。孙中山抵达横滨后，曾向香港辅政司提出抗议，宣称“要诉诸英国公众和文明世界”，但没有效果。事实上，直至辛亥革命发生，这个殖民地一直不让他合法进入。然而，尽管英国人认为他没有什么用处，有势力的日本人却喜欢他。
其时，日本陷于困恼的境地，它在华创造的机会，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好地利用了。战胜中国虽使日本被承认为东亚强国，但不是世界强国。它处于孤立的境遇，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缺乏强国地位所必需的条件。此际，它虽被允许共同宰割中国（它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甚至还在西方放弃在日本的这种特权之前），但最好的东西却轮不到它占有。三国干涉轻易地使日本失去辽东半岛，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担心沙俄对朝鲜的图谋，曾是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胜利并未带来安全。中国积弱太深，而日本自身也尚不强大，不足以对抗沙俄对东北亚的威胁。最后，同英国结盟，才有可能腾出一只手来对付沙俄。此时，那些对本民族利益和民族目的持不同观点的日本人，都有支持中国的想法。
泛亚主义者认为，与西方列强合作是灾难性的。他们怀疑欧洲人是否能给任何亚洲人以平等。他们争辩说，种族关系会不可避免地使白种人和亚洲人发生对抗，失去天然盟友的日本，终将孤立无援而成为掠夺成性的西方列强的牺牲品。泛亚主义者还认为，从道义上讲，帮助中国改革，使之振兴富强，这是日本的责任；两国联合起来，可以使亚洲的全部殖民地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想摆脱落后亚洲之连累，争取和现代西方平起平坐的日本人，也担心中国过早崩溃，会使日本在大陆遭到不友好势力的冷落。因此，日本应当支持中国革新的观点，也就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清廷日趋腐败，因之即使像孙中山这样势单力薄的密谋者，也不会被日本人所忽视。
寻找一位中国英雄，没有谁比宫崎寅藏更积极的了。他是一位敢于冒险的泛亚理想主义者，得到讲求实际的政客们的襄助。宫崎早已从广州密谋失败后一直住在日本的陈少白那里听说过孙中山；孙中山一到横滨，他便立即往访。这次会见，是他们长期而亲密的友谊的发轫。这种友谊，一直为人们铭记赞扬，看做是那段不愉快的中日关系史上的光辉的一页。其他日本人也为权宜之计，准备帮助孙中山。宫崎忠于亚洲团结事业，忠于孙中山，这是毋庸置疑的。
孙中山向宫崎吐露了自己的感情和信念，凡此，他对英国报纸和英国外交部隐瞒。现在，他对自己的目的已不再含糊其辞。他要建立共和国，而不仅仅是推翻清王朝。他不是要请欧洲人监护，而是抨击列强把大量财富和雄厚力量用于罪恶的目的。他预言，尽管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但一场迅速的革命可以拯救这个国家，并把整个亚洲引向“人道”。这是宫崎非常爱听的话。虽然语言不通妨碍他们思想感情的交流，但宫崎确信，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伟人，这位伟人的目光和决心，是亚洲对西方列强的回答。
不可否认，与其他许多政治家一样，孙中山有时也不得不骗取信任。倘若在适当的场合，宫崎心目中的这位洗刷黄种人耻辱的候选人，又容易成为谦恭的争取欧洲人同情的请愿者，然而，与宫崎的晤谈，决不是耍手腕。孙中山相信，在反对西方列强剥削这一点上，亚洲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他认为，日本和中国系解放大陆的当然领袖和伙伴。前者，业已表明其有极强的革新能力；后者，亦将显示它能重新恢复和发挥其伟大潜力。对此，他从不怀疑。孙中山所想象的，不是利益上的一致，而是精神上的同一。日本将报答中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给予的恩惠，帮助中国在现代世界寻求自己的道路，这是孙中山和当时大多数爱国的改良主义者相同的想法。与孙中山一样，这些改良主义者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最近这次的冒险行动，是一时的过失，日本民族的本性和利益，都不容许它仿效西方。孙中山还认为，西方亦终将明白帝国主义的行为的愚蠢和不道德。虽然后人已证实了孙中山的判断，即倘若中国不是虚弱而是强大和统一，世界——东方和西方——的其他地区的境况将会更好些。但是，在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期间，这种思想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要使人们确认他是未来的新中国的领袖，那就更难了。尽管如此，诚如上述的种种原因，其时，孙中山及其民族主义目标，在日本并非完全不受欢迎。
犬养毅-宫崎寅藏得力的襄助者，极赞赏孙中山的个性。通过他，孙中山得以会见其他日本政界要人。孙中山认为，他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在其平生还是首次。犬养毅与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关系密切。对后者而言，泛亚主义意味着由日本人统治大陆（1932年犬养毅任首相时，他们的追随者要暗杀他）。这些人很富有，视赞助孙中山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因此，孙中山得到他们的资助，在东京还得到一所房子，宫崎的朋友平山周和他住在一起。由于日本外务省无意因公开支持一个革命党人而惹清政府反感，所以，孙中山来日本的理由，只是为宫崎和平山充当汉语教师而已。他的假名“那卡亚马”，意为“中央的山脉”，汉字读作“中山”。尔后，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便是“孙中山”这个名字。为了纪念他，他的故乡香山县，也被重新命名为中山县。
然而，日本人选中并支持的人物，孙中山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犬养毅的资深的同僚、任外相直至1898年初的大隈重信，更赞赏官绅的改良运动。1895年后，这一运动取得进展。由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文人组成的改良派，其做法与明治维新的方式相似，因而看来比孙中山领导的运动的成功机会更多。康有为不是宣扬建立共和政体——这对日本领导人而言，并非最吸引人的前景——而是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年轻的光绪皇帝，扮演了与日本天皇一样的角色。他对儒家学说作了异端的，甚至是革命的解释，试图利用传统的思想使激进的改革合法化。1898年，他的大好时机来到了。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急遽扩张，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的救国计划。6月，他开始颁布旨在彻底整顿政府及其他机构的诏书。康有为的计划，对其所属的士大夫阶层是极具说服力的，但对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却构成严重威胁。由于遭到达官显宦的反对，又因缺乏群众，康有为及其弟子唯有依仗皇帝的威望。然而，这是不够的。守旧派和更为温和的改良派在军方的支持下，聚集在复出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姨和继母）的周围。9月，“百日维新”失败，皇帝实际上成了囚徒；六位激进的改良主义分子，包括康有为的弟弟，均被处死。倘若不是日本同情者显要人物大隈重信和有名望的伊藤博文亲自营救，并在日本为之安排避难所，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
此际，在对两个派别都予以资助的日本人看来，中国的革命党人与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差别，似乎已被他们共同的目标所掩盖。这两派均系北京统治集团的敌人，他们的结合可望增强改革的力量。一直急于和知识分子拉关系的孙中山，欢迎日本人的调解。梁启超亦如是，但其主子康有为却不屑于和孙中山谈话，也拒绝任何与之合作的建议。对一位来自下层但政治抱负不凡的人的排斥，以及雄心勃勃的人物之间的个性冲突，只是日本人的倡议遭到失败的部分原因。其主要原因在于：自称有所谓能营救皇帝的衣带诏的康有为，决不动摇其对清王朝的忠诚；而孙中山一派，则决不放弃其反满主义的初衷。
康有为的傲慢态度，也给其一派内部带来麻烦，同时损害了他在日本人中的声誉。日本人给康有为一笔旅费，于是他在1899年3月前往加拿大，在那里成立了保皇会。这是改良派打进孙中山的海外基地的开始，从而严重地切断了孙中山的资金来源。但是，康有为离开日本后，他的弟子、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政论家和近代思想的阐述者梁启超，却转向革命党人。这是孙中山不会放过的机遇。他走向另一极端，企图扩大改良派营垒的裂缝。可是一年后，梁启超再次投入康有为的怀抱，并在夏威夷赢得孙中山为之介绍的人们的支持。几经摇摆后，梁启超仍未消除对孙中山的领导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怀疑；而孙中山也不信任这些文人学士，因在他看来，这些文人学士缺乏革命行动所必需的坚定性。另一方面，对孙中山印象极佳的日本人，更赞赏他的作风。例如，中国文人学士所非议的孙中山“鲁莽冒进”，正是宫崎等泛亚主义者所崇拜的。在诸如试图帮助菲律宾解放运动等事上，他们都乐于接受孙中山的领导。
在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期间日趋活跃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于1898年美西战争时曾与美国人合作。但是，当美国明显地欲将这个群岛占为己有时，菲律宾人便在阿奎那度的领导下奋起抵抗。1898年夏，阿奎那度的一位使者前往日本求援。日本人虽然表示同情，但不肯冒险触怒美国人。孙中山则热情地答应了菲律宾人的请求。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参加亚洲人反对西方殖民统治斗争的一次机会。倘若菲律宾游击队获胜，中国的革命党就有一个友好的反满基地。
菲律宾人有资金，但缺乏武器和运送武器到这个群岛的船只。第一次会谈后，阿奎那度的使者彭西对孙中山的从容果断处事作风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便毫不犹豫地把整个行动计划委托孙中山办理。对此，尽管外务省表示忧虑，但日本军方却在幕后予以协助。友好的商界帮孙中山雇了一艘军火船，并于1899年7月开往菲律宾。包括平山周在内的六位被聘为军事顾问的日本人已先启程。宫崎、孙中山及其他几位中国革命党人准备随后出发。讵料这艘破旧的“布引丸”号军火船却不幸在中国沿海的暴风雨中沉没，军人和制造军火的设备损失殆尽，淹死的13人中，有3个是日本人。孙中山想再次运送军火给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但美国已有警觉，日本当局乃下令禁止，整个计划因此告吹。
然而，尽管如此，阿奎那度集团对孙中山的泛亚团结行动，还是表示感激。他们从剩下的军费中，拿出10万元送给孙中山。这使孙中山得以创办他的第一份报纸，即在香港由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鉴于康有为及其支持者在新闻界十分活跃，该报在华侨中发行，有助于消除康有为等人在海外中华人社团中散布的保皇思想的影响。至1900年初，随着前景的好转，孙中山又可以策划另一次起义了。
孙中山有一批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未能利用的军火，且有忠诚的日本朋友的帮助，后者与日本军界、政界皆有联系；同时，多亏一位从改良派营垒中分化出来的贡生（湖南人），使孙中山得以首次和长江流域最重要的秘密会党哥老会取得联系。此外，他在广东的同志也再次极力争取当地三合会的合作。由于取得这些成就，以及他在伦敦树立的声望，显然孙中山成了中国革命党创始者中最重要的人物。1898年从南非回到香港的对手杨衢云，现在赞同确定孙中山为未来的“临时政府总统”。与此同时，他们希望取而代之的清朝政府，则继续走向灾难。
以1897年德国攫取胶州为发端，列强决心要把中国大片土地占为己有。它们在华竞相争夺战略优势，争夺筑路、开矿等特权，以及兴办种种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些势力范围——称为“利益范围”亦不更难听——与把整个中国瓜分为许多块殖民地已相去不远。但是，当瓜分的幽灵在空中盘桓时，这个国家正被金融帝国主义所扼杀。
中日战争使中国变为一个债务国。本国资金不足以提供军费，也支付不了为补偿日本归还辽东而增加的赔款。因此，清朝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热衷提供贷款的外国银行家。这些贷款不仅以黄金计算，利率高，而且以清朝政府最重要的税收作担保。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被外国人控制的中国税收系统，主要是为外国的债券持有者服务。在战争的40个月（原文如此——译者）内，外债高达约5000万英镑，几乎是清朝政府岁入的3倍。由于黄金和货币的比率不断上升，实际上债务也就更多。
广大群众并不了解政治帝国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的全部含义。但是，他们愈益感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在不断恶化。同时，他们还意识到，虽然传教士无恶意并做了一些好事，但他们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是强加于中国人的；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这就是到处可见的清朝政府未能抵制外国干涉的明证。当中国进入20世纪时，群众的失望和怨恨终于迸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