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堇年
一
一个人的日子处久了，心里掖着很多话，又不知怎么说起，如盲人摸着一堵墙，半天找不到门，于是还是不说了，就待在屋子里吧。
三月底的下午，我发高烧，请假没去上班，吃了药躺在床上。外面刮大风，窗户关不严，给吹得扑棱棱作响。我头重如铅，似睡未睡，听到房间外一阵收拾东西的响动，而后又静了。过了一会儿，哥过来迟疑地敲了敲门。我说，进来。
他进来，看看我，说，好点没？
我坐起身来，有气无力：差不多吧。
他垂目，含糊地说，那，我就走了。
你一路小心，到了报平安。我说。
哥默默转身出去，把门带上了。末了，客厅那边传来两层铁门开了又合的声音，之后就死寂了。
他走了之后，我在扑棱棱的风声中昏睡，时而又醒来，一身热烘烘的汗，迷糊一阵，不知不觉又入梦。梦见外婆家的院子，那口小小的井，在下雪天被掩埋，看不出那下面是一口井。醒来时我觉得我的心，也像那一小块儿雪地，藏着一口无人知晓的井。
到了夜里，平义回来了，给我端了一碗羊肉泡馍，扶我起来吃。那时已经是夜里九点半。他被雨淋了，头发显得油腻而濡湿，领子肩上一块块深色的水迹。我伸手掂掂他衣服，说，都湿了，怎么不打伞。他说，这不是两只手都给你端着汤么。
平义一边喂我一边说，对不起，回来得晚，路上太堵了。
我一边摇着头，吹汤，一边就着他的勺子就开始吃，饿极了。
平义问，你哥他走啦？
我说，嗯，下午走的。
平义看着我吃，说，你一天没起床了，吃完下来活动吧，洗漱一下。
起床走到厕所去，才看到隔壁的房间彻底空了，门开着，像一个满是故事，却张口结舌的头颅。
斧子也回来了，坐在他的沙发床上上网。他睡的是客厅，沙发床上没有被褥，只放着一条睡袋：漂在北京这些年，租房换房搬来搬去太烦了，睡袋方便，裹起来就可以走。他每天回来，上上网，往睡袋里一钻就睡，好像可以一直这么下去，直到睡袋变成尸袋。
我对斧子说，我哥今天下午走了，新房客还没来，你就睡他的房间吧。
斧子脸都没有抬起来，盯着电脑，说，不用了，没事，我就睡这儿。
转天烧退了，我又开始上班。像以往那样，买两个包子，清晨去赶地铁，要等上一两趟才能挤上去。车厢里用不着抓扶手，也抓不到扶手，背贴背卡在人堆里，前后左右都是人头人脸，面色皆沉黯，惧于互相面对，要么闭目养神，要么把目光挑向放广告的电视屏。
生活像一条黑色大河，人溺了水，不由分说被裹挟着带走，流向无数个明天。明天依旧致密而贫瘠，所幸我差不多没空去感受，也无心感受了。
哥走之后的第四天晚上，我做梦，竟然梦到童年时见到的伊斯兰殡礼——梦境没有对现实有丝毫的篡改，只是一场置身处地的回忆：死者是我的回民同学的父亲，德高望重，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站者那则：逝者安静地躺在那里，头枕着洁白的鲜花，一床绣着金色阿拉伯文的深墨绿色丝绒毯子覆盖着他，上面堆满了鲜花，逝者看起来似乎只是睡着了。一位捧着《古兰经》的长者站在他身前，念诵悼词，身后是几排头戴白帽的男子们，后面是小孩，最后是女人。站者那则在他们家的庭院里举行，我好奇地接近窥看，被母亲抓了回来，拽着我离开。
我问母亲，他们在干什么？
母亲说，那是在站者那则，是回民的葬礼。
葬礼是什么？
就是人死了，要送他。
送他去哪里？
母亲不说话，不想理我了。
我被拽着走，念念不忘回头看，我又问：那我们死了，会有人来送我们吗？
母亲面露愠色，说，你怎么老不好好说话！什么死不死的！
可是就在第二天，在下班路上，我接到母亲电话，敷衍寒暄，她问我和哥是否还好。我说，哥不是已经回家了么？
她说，没有回来啊。
我心里一悬，说不上话了。
母亲也愣了，又说，那我赶紧给他打电话，便挂了。
我再打过去的时候，母亲说，哥电话打不通。
母亲报了警，警察留了案，打发她回家等。母亲失了魂一样，每天打好几个电话给我，哭。我其实也一样失了魂，但我不知怎么，好像生活是一块磁铁，我被紧紧吸附，哥失踪了我仍然只知道循着轨迹上班、下班，在人影稀疏的夜晚走路回家，路上打电话安慰电话那头的老人。
半个月之后，一个公安局的电话从宝鸡打到我们老家，让领尸。
哥哥半路在宝鸡下了火车，逗留了几天，最后从那儿的一栋楼上跳下来，头都摔破了，半身紫血，惨不忍睹。母亲得知消息，惊吓过度，哭昏在地，扶不起来。
哥患抑郁症有那么好几年了。断断续续好转过，药一停，又恶化。如此反复一来，药也没用了。前年他最糟糕，他的完全密封的沉默，像滚烫的炭，外表是黑色的，内心却灼痛，但他人触碰不得，否则会嗞嗞作响灼人皮肉，只能眼睁睁由着它独自静静燃烧、内耗，直到变成灰烬。
那年春节的时候我们都回了家，他连续几天不怎么说话。大年初一夜里，哥哥忽然说要出去散步，母亲便面露为难，不舍得阻拦他；却又因为想到路上有大江大桥，怕他万一想不开跳下去。于是等他出门了，母亲便赶紧穿上外衣，跟了出去。
后来，据母亲说，哥一路走得很快，闷着一股气似的直冲，老人家很快就跟不上了，风又冷又急，哥不见了，母亲兜转了一阵，只能折返回家来，坐立不安地等着。隔了一会儿，哥回来了，鼻头冻得通红。母亲扑上去抱着他，像躲过一场劫数似的。
哥略显烦躁，双手以极其防御的姿势拒绝拥抱，说，不就散个步么！
我说，哥，以后不要夜里一个人出去了，妈担心。
他默不作声地绕过我们，走进自己的房间没有再出来。
我们从新疆考大学考到北京，毕业之后都留了下来——哥在先，我在后。别人但凡看到我们有别于汉人的容貌，又听说来自新疆，都会长长地哦一声，然后带着经过修饰的好奇，问，会讲维语吗？我们说，不会。我们也不是穆斯林，只有奶奶是。
生活的股掌之间，没有什么余地。刚刚毕业的日子，我和平义借住在哥哥的出租房里，那些日子哥哥还在一家酒厂工作，跑销售，一出去就是一个月，说白了就是为了做买卖天天请人吃饭陪酒，他中午的酒还没解，晚上又得喝，一桌菜什么都吃不下，空腹喝，吐的全是胃酸和胆汁，站都站不稳还要送客人上车。前脚送完人，后脚就跪在马路牙子上吐，根本爬不起来，同行的一个同事还算好心，看他人事不省，叫了的士，送去医院，酒精中毒，洗胃，输液。在异乡，他喝得胃出血住院一个礼拜，竟然没有告诉我。
那个月他回来，灰着一张脸，嘴唇发紫，眼圈深黑，瘦得我大吃一惊。我简直差点怀疑他吸毒，怯生生地问他，怎么了……
他寒着脸，说，住院去了，业绩不达标，被炒了。
住院！
他不理会我的焦急担心，像嫌弃一个啰啰嗦嗦的老妈子一样，烦躁地说，别问了，我没事儿。说完就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那时他那个房子在一环外，胡同深处的一个大杂院，破旧不堪，每间屋住不同的房客，没有厕所。因为地段好，租金还非常昂贵。平义那时得了慢性腹泻，大冬天的夜里出去上厕所，从被窝里出来穿戴整齐跑到胡同口的公厕，一夜来回几次，没法睡了。所以等哥回来之后，我们就搬去了一个带卫生间的房子，挪到五环外，从此再没在城中心住过。
后来，哥再次丢了另一份工作，也就把市中心的房子退了，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四个人，一盏屋檐下——我，哥哥，平义，斧子。生活也仿佛是租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该到了要还回去的时候，手里一点点钞票，一点点欢愉，都像烫手的包子那样拿不稳。
我们在这五环外的地方，情况还算好，至少租了居民楼。再旁边一点，四处都是临时搭建的廉租房。绝大多数是宿舍式的临时隔间，上下床位，月租低廉。东西都放各自箱子里面，只有牙刷杯子这类东西才敢摆出来不怕丢。屋里有电饭锅，但通常装着上一次吃剩的方便面，用之前得现洗。蟑螂在凳子下面钻来钻去，绕过鞋子，袜子，书本，敏捷地躲避杀虫剂的喷射。这里的住客来了又走，互相常常并不认识，也从不交谈。房子不隔热，冬天如冰窖夏天如砖炉。宽带线缆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牵到各自的地盘上，线缆上晾着毛巾，袜子，内裤，湿衣服。去往市中心的公交就只有那么几路，每天早晨，黑压压的人群像勤劳的昆虫一样爬出各自的洞穴，聚集在公车站，车一来就开始疯狂攒动，还没停稳就往上挤。
大半年前，斧子也只住那种廉租房的床位，他是我哥的大学同学。他们宿舍那片儿有混混每月按时收十块钱保护费，还给写一张收据，称为水票。斧子骂扯淡，不理，遇到了就说只是借哥们的床住上两天，两个月没有交。
有天他下班回到住处，发现屋子里凡关他的东西全都被毁了，值钱的不见了。据说地头蛇的小喽啰冲进来的时候，屋里还有一个人在上网，小喽啰说，别怕，我们不捉你，你们屋就他没交水费，要收拾收拾。
斧子回来，问那同住的，你怎么不报警？
同住的白了他一眼，没理。
斧子急了，冲上去拎着他的领子，怎么不报警？你帮凶啊你？
那同住的也急了，把斧子一推，说，神经病啊你？找抽！你不找收水费的你找我干吗？冤头债主的，早受够你了！
同屋的顺势就把斧子给轰出去了。他没处可去，就去路边摊喝酒。在那时五环外的荒郊野岭，喝到人家收摊了，鬼都看不到一个，才想起来找我哥，烂醉如泥地爬到我们门口，又没有敲门，就在门口睡了小半夜。早晨我急匆匆出门上班，一开门却看到他一个大男人坐在门口的地上，还在睡，旁边是一摊吐的东西。我吓了一大跳，问，你是谁？你在这儿干吗？
他被我一激灵也还未清醒，惺惺忪忪地抬头，睁眼，什么都没说，赶紧想站起来。
我想他肯定腿麻了，站起来的时候疼得龇牙咧嘴。
二
早些年，心像一只铁笼子，关着只鹰，日夜噼里啪啦挣扎。一撞开了闸口，就只见黑影蹿入云霄。它是熔于夕阳还是死于枪下，不得而知了，走得疾，只留下几支落羽慢慢飘下。
鹰已不知所踪，所以而今，心里只剩一只空的铁笼子。
哥告诉我说要离开北京回老家。不是跟我商量，是告诉我。
他再一次被炒了——或者是又辞职不干了——我不清楚，不想也不敢问。这两年，他的工作最多的只坚持了六个月。哥不再想折腾工作，闲在屋子里，每天没日没夜地上网，玩游戏。想起来饿了，就打电话给宿舍区那片儿的排档摊子让送饭来，门都不出。
我觉得他长此以往不对劲，很担心，就说，我们出去走一趟吧，去旅行旅行。
他眼睛盯着电脑屏幕，都不带转头地说，没钱，不去。
我说，不用你出钱，就当我请你散散心。
去哪儿？他问。
我说，不知道，查查吧。
正值春分，我请了假，买好车票，带他去婺源。他兴味索然的样子，也不知道婺源在哪儿，跟着我走而已。坐火车南下，他一路上沉默得像一个影子，一路上躺在铺位上睡觉，醒了就看一本下三滥的杂志合订本，困了又睡。
到了江西，我们在农家客栈住下，讲价下来六十块钱一天。本来想分开住，但为了省钱还是算了。
我发觉他几乎夜里睡不着。因为每天早晨他都起不来，脾气暴躁得像炮仗一点就着。刚到的第二天，就吵架。起因是早晨我醒来，洗漱完了，都吃完早餐，就想叫醒他。
我冲他喊，起床起床！要睡觉回家睡去！
他没应声。
我走过去揉他的被子，半晌，他突然腾地一下坐起来，咆哮道：有完没完！谁像你这样睡得跟猪似的！一大早起来吵死人！
我被吼得一愣一愣，一股委屈涌上心头，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说，你吼什么！出来旅行不是出来睡觉的！
他说，我一晚上都没睡着！你要去玩你去你的！
说完他像个小孩一样哗地把被子一拉，就闷头不理人了。
我摔门而出。
散步在田间乡下，我慢慢想起，少年时候的他还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的奶奶是漂亮的维吾尔女子，哥哥尤其继承他们的血统，卷头发，高挺的鼻梁，眼窝很深，长得十分好看。我们的爷爷没有皈依，父母也没有。所以哥哥的面容和汉族名字看起来格格不入，在学校里，他是个内敛的普通的孩子，自小不太跟人说话，但对我也还算照顾。
他的心事那么深，像一口井。
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生活的失落似乎与他纠缠不断——其实谁不是呢——没有钱，没有房没有车，情绪很不好，工作辛苦而沉闷。幸好他还算长得好看，所以有过几个女朋友。但不知道是性格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处对象全是月抛型，甩得快也被很快甩，后来索性不找了。
我不是不明白——北京那样的花花世界，浮华残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约他感到身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在为难他，嘲弄他。抑郁症的药不算便宜，帕罗西汀，氟西汀，他都吃过了，剂量越吃越大。有种牌子的氟西汀副作用很奇怪，是不停地打哈欠，他最后一次被炒，居然就是因为陪老总的一整天，无时不刻在打呵欠，打得满眼都是泪。
我知道他痛苦，但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痛苦。
想到这里，我真的一点都不怨他了。
中午我回到农家旅馆，碰到他坐在楼下的餐厅里，一言不发地望着玻璃门外。
我说，你醒了？
他瞥开目光，揉了揉头，说，嗯。
吃点饭吧。我尽量平静地对待他，我知道他生病了。
他像个孩子一样，顺着台阶就下了，说，好，你也饿了吧。
我们吃了午饭，我说咱们去走走，他点头。
那天下午在婺源乡下，一切都热烈而美好，油菜花开得烂醉，一片灿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绵如胶、闷如油的菜花味儿。土地像烤熟了的面饼一样散发出温热的香气，分不清是什么鸟的叫声，碎碎地洒在田野上。
路过农家，一只狗躺在院坝里睡觉，任凭游人来来往往，它瘫睡在地，四肢耷拉着，腹部随呼吸一张一翕。想象不出是怎么样一个酣畅的梦，能叫它睡得这么香。
“做只野狗多好。”我愣神看了一会儿，自顾自地说，“不用读书，工作，买房子……可以天天晒太阳，睡觉……安天命。”
“那你是没见到被打断了腿的流浪狗，还有被人绑去杀了剐肉的。”
他极刻薄地剜了我一眼，想继续说什么，又打住了。背过脸去，自顾自往前走。
我被噎得喘不过气来，半晌，追上去责问他：“我跟你有仇？你一天不堵我的话就活不下去啊？”
我知道他心里生病，难过，通常都不会跟他计较。但不知怎么，这次我忍不住火气——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就在刚才，我们在摊贩前买瓶装水的时候，才发现弄丢了门票，重新又花钱买了两张，彼此恶声恶气地埋怨了好一阵。
就在那个下午，在灿烂的田野里，我们吵了最后一次架，彼此都累得厉害。四下又热，又燥，阳光刺眼，齐人高的油菜花明晃晃望不到头。耳边偶尔扫过一阵牛蝇的嗡嗡声，烦得像火柴棍一下又一下地擦在心上，快要燃出火花来。
吵累了，两个人都觉得很无趣，只能低头默默走路。过了很久，我忍不住说，既然是第一趟也是最后一趟出来了，我们就别吵了吧。我是好心的。
梯子搭在了脚前，他低着头，说，好。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脱口而出“最后一次”，更没有想到这后来竟然成了谶语。
接下来几天都下雨，天公都不作美了。他彻夜睡不着，我几次迷迷糊糊看到他坐起来，开门，出去抽烟。于是早晨我也不敢叫他，就让他整日在旅馆里补觉。
如此第四天，我们背上包离开了县城，去坐大巴车到市里，再从那里上火车回北京。站在月台边，列车在眼前轰隆隆地来，轰隆隆地去，像这两年匆促又黯淡的日子一样；我们像是上错了车，下来的时候已经不辨东西，不知何处。
如果我知道那真的就是我和哥的最后一次相处，我会对他再好一点。
三
这些年的生活直逼耳目，挤退了所有的记忆，让我感到似乎我生来就已经二十七岁，生来就每天都带着包子挤地铁，生来就必须每天上班。我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童年，忘记我们是从孩子长大的。直到他走了的那天，我想我应该悲伤，应该泣不成声，但我没有。办公室里只有写字桌与我面面相觑。我抬起头来盯着电脑继续写提报，写该死的不管怎么写都不对的提报。电话，传真，复印机，闲聊，拉凳子的声音……此起彼伏，真实得像精心布置的道具。但我心里一片空无的混沌，像一块被洗得看不清颜色的旧布。
下班走出大楼，城市的暮色还未褪尽，在浓浓的尾气和噪音中，缺水的杨树叶如同锡箔纸一样不断翻飞，晚霞如血，有种极其宏大而壮观的孤独。我忽然感到了初夏的气息，脆弱而炽热的，黯淡的，飘忽着烧麦秆味道的黄昏，鸟群如灰尘洒在天空。我一下子回到那个他带我去捉鱼虾的下午，池塘已经快要被晒枯了，留下大片大片的褐色泥滩。我的膝盖都陷进去了，每一步都很艰难。蚊虫围绕着我饱餐了一顿，浑身都是包，痒得我发狂。我们忙活了一个下午只捉到了一只寄居蟹和一堆小田螺，天色忽然之间就黯了，好像脱掉一件外套那样快。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整条腿敷满淤泥，身上有十六处被咬得肿起来的大包——十六处，我记得很清楚，我一边挠一边数，哥哥回头看看我，擦了一点他的唾液在上面，跟我说，口水止痒的。
我的头发绞着汗水、泥水，橡皮筋松了，乱得不成样子。我只觉得自己又脏又臭像一块破抹布。那是我跟他唯一一个亲密独处的下午。回家后母亲把我们臭骂一顿，勒令我赶紧去洗澡，而他则在私下里责怪我笨，说他跟兄弟们都能捉到鱼和螃蟹。
后来我们的生活似乎缺少交集，他易感而沉默的少年时代，格外漫长。我们互相排斥，互相看不顺眼，几乎不说话。母亲依旧操劳，琐碎。在一个清贫的家中，生活或者毋宁说命运，更像是一条窄窄滑滑的田埂，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可能，也必须走得专心，走得本本分分。
直到很多年后——后到完全长大，再也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互相看不顺眼，我们才恢复了亲人之间的关爱。那可真的是很后来了，哥已经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名噪一时——也不是什么特别棒的名校，但那个夏天，是我见他笑得最多的时候。
他说，我要去北京了。妹妹你也要加油，我们北京见！
我从来不知道，他高兴起来这么的晴朗，这么的讨人喜欢。
这个人就这么不在了。没了。他走得很孤独，也很失落。
想到这个，我才突然，终于，在喧嚣的人海车流中，掉下泪来——如果我知道那就是我和哥的最后一次相处，我会对他再好一点。
四
哥走后的那段时间，我也变得睡眠很差。夜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好不容易入梦，窗外树上一声鸟啁，便醒来了。这时候通常是在凌晨，一整块夜凝固如冰，无法切割，我被冻在里面动弹不得。斧子的鼾声隔着房间阵阵传来，我守着夜，睁眼到天亮。
夜像余生一样漫长：还有那么几十年呐，怎么过。既然又不敢死。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似乎对哥哥长达四年的恶性失眠和抑郁有了一种切身体会：从前，你只知道他难受——但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难受。我在怀疑，这是不是他在沉默了那么多年之后，第一次试图向我解释他曾经内心深处有多难多孤独，这或许，是他在请求我们原谅的方式。
如果我们也有一个真主，一个上帝，一个佛陀在心中，那么事情会不会简单一些。在他离世的时候，可曾有人送他，他离世之后，他可曾有所去。
我告诉平义我要离开北京，回老家办丧事，看望母亲。平义很警觉地问我，那你还回来吗？我说，我不知道。
走的那天早晨，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执意要再留我一会儿，说给我煮了一锅汤面，要我吃了再走。
行李全都已收拾好，屋子乱得已无下脚之处，同租的都不在，一只板凳都找不到，于是我俩就坐在行李包上，默默地围着一只没盖子的锅，像守着一个哑然的结局。
我说：“把那本书还给我吧。”
他一愣，“什么书？”
我不开腔，心里很空。
很快他就想起来了——那本书。
“书还在不？”我催问。
“在，”他低头搅汤，颈子沉得抬不起来似的，哑哑地说，“你别着急吧。喝完汤，我就给你拿。”
搅拌了下，面好了。他这才看到没有碗，赶紧站起来从桌上拿了只饭盒，慌慌张张地倒掉里面的剩馒头和粥，冲着洗了，拿回来又盛面。
想到这出租房里的几年，到最后人都快走了，我们还连一只干净的碗都拿不出来，也真不知道是该对生活失望，还是对自己失望了。
他盛了面端我面前，看着我，眼里蒙着一层灰。我说，我没胃口。
他正不知所措，我忽然很心疼，就低下头，顺从地接过来，小口小口地勉强吃了起来。
他站起身，走进里屋，找了一会儿，从柜子的最底层翻出那本书。顺手翻了翻，内页已经发黄了。他把书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那本书，四顾不知搁哪儿——像托着一生，无处安放似的。
我问他，你还记得我接你来北京那会儿吗？
他说，记得。
我说，别逗了，我知道你不怎么记得了。
几年前第一次见他，我们约在麦当劳，他戴眼镜，平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是完完全全地，掉进人海无法捞出来的那种普通模样——我们是网友，在网络刚刚起步的年代，碰巧都进了一个聊天室，你好，你好，就这么开始聊，后来觉得很投机，竟然莫名其妙就成了网恋。
大学生活其实格外贫瘠，学校不算很好，老师和学生都那么敷衍，好像在玩一场奢侈的浪掷时间的游戏。我真是不敢相信，所谓的刻苦读书考到北京，到头来竟然是这样的现实。有钱的北京本地学生当然过得声色犬马，我不属于那一类。除了读书，做家教挣钱，大约只有和李平义聊天是最大的乐趣。网吧不会花太多钱，却心里满满都是激动和开心。那时的网恋还算单纯，我对他牵挂极了，一天不上线聊一会儿就受不了。省钱买了手机，也是为了不能上网的时候，还能发个短信聊几句。如今见面，只是将一个虚幻的想象印证到现实里，有一丝小小的失望和不适。
我们面对面地聊天几乎就像他的面貌那样平平无奇，其间插入大段大段的尴尬的冷场，并不如网上打字时那样热火朝天，大约是因为我们已经把矫情的不矫情的，该说的不该说的，都透支了。所以我只是很快感到莫名的困倦，早早作散，我回了宿舍，他回了我学校旁边的一个日租房。
翌日我带他游览了下西单，王府井，颐和园，后海——他说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北京。汹涌的人海里，我望着和我们一样所有普普通通的面孔，身形，外表，衣着……竟然感到一阵莫名恐惧，突然间仿佛眼前的画面都变得诡异而抽象，都是没有脸的人，每一个故事都是大同小异的，同在命运的无着与平凡漫长中蠕动，仅仅异在每一天，走进的是不同的公车，去往的是不同的办公室，回到的是不同的蜗居，睡在身边的是另一个人。
那一刻我只觉得我快要被人海悄无声息地湮没，不知不觉紧紧抓住了他的手。
李平义在河北上完大学，比我早毕业，回到家乡之后工作找得不顺利，做得也不顺利，想要来北京。去接他的前夜，我居然神经紧张而兴奋，睡不着。窗外一只疯狗彻夜狂吠，把睡梦给撕得七零八碎，像一床破絮，怎么都铺不完一整夜了。我醒了又醒，从枕边摸出手机看，才凌晨三点半，平义的火车要六点半才到。我觉得疲倦，打算闭上眼睛，再躺一会儿。
五点钟手机铃声大作，我被惊得一抖，掐断铃声，起了床。摸着台灯啪的摁开，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裤子，衣服，一一套上。屋子里一地都是乱七八糟，闷了一夜的饺子和醋的味道，混着锅盆衣袜的气息，浓浓地混在一起。在黑暗里，我费劲地找下脚的地方，但还是不小心踩翻了只不锈钢盆子，声响如刺，睡客厅沙发床的室友烦躁地翻了个身。
我赶紧碎碎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摸索出了门。
下了楼，周遭静若一座死城，秋天凌晨的寒气刺穿心肺，空气清冽极了。我深吸几口气，迅速就清醒了。小胡同路灯灯光泛青，恹恹欲睡地立在那里。我也是一夜未睡好，头疼欲裂，空空肚腹觉得很冷，就只顾环抱双肘埋头匆匆走，风迎面砸过来，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又一身。楼下仓库门口的大狗僵死在地，脖子上还套着链子，口吐血沫。不知是不是误食了鼠药——那一夜都听到狗在狂吠。
穿出了胡同，街上便有沙沙的扫地声了。几个人匆匆走过，影影绰绰地掉进灰暗的晨雾里。我朝地铁口走去，在小摊上买了两份煎饼果子，揣进了包。
等了很久，列车到了，出站的人群陆陆续续越来越挤，我眼尖，看到平义像颗果核一样被人群吐了出来，茫然东张西望。
我拨开人群挤到他面前去，几乎把他吓了一跳。
平义在火车上坐硬座半天加一夜，脸色憔悴，头发凌乱，有些油腻。我接过他的一件小行李，他顺势揽着我的肩膀，切切地说，总算看到你了。他凑过来，大约是一夜无眠又没有刷牙，他嘴里的气味叫我很难受，我克制地别开脸，不与他直面。
他可能是觉得我在矜持，于是只是礼貌性地抱了一下，然后拍拍我背，说，走吧，去坐车。
上班高峰已经开始了。车厢挤得人喘不过气，薄薄的温黄的晨曦肆意涂抹在车窗上，隔着漾漾水汽，竟有些好看。我用胳膊肘捅捅他，说，看，日出。
他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皱着眉，说，还以为是车到了。别叫我，我睡会儿。说罢，又将头靠在抓吊环的胳膊上，闭上了眼睛。
下车又换地铁，直到快走到住处，我才想起都没给他吃早饭，赶紧问他，饿不饿？去吃碗馄饨吧。
他说，不吃了，太困了。想睡觉。
我想起包里还有煎饼果子，就说，好吧，先回家。
进门，房子里很乱，同租的都去上班了，没有人。天气已冷，又没来暖气，窗户都是关着的。一屋子食品器具衣物鞋袜的气味混在一起发酵，一时呛鼻。他皱了下眉头。我说，欸，委屈你忍忍了，有空我好好打扫，我今儿专门请假半天陪你。
平义进了我们的那间房，累得连脸都不想洗，脱掉外套和鞋子就上床睡了。我在他床边静静坐了一会儿，便去厨房，想给他做一锅汤，炒个莱。
做好饭，大致打扫了下屋子，离中午还有一会儿。我进屋，他还在沉睡。我坐床边，静静看着他，好像在凝视一缕关于未来的希望。
他醒了，缩着脖子看着我，竟然有一脸无知无畏的婴孩样儿。磨叽了一会儿，起床来，我俩便在客厅围着一只放在地上的折叠小桌坐下。一盘菜，一锅汤，两碗饭。他大口吃，嘴巴里塞着食物，一边嚼一边说，你手艺还真不错。
我竟然闪过一个错觉，觉得我们已经结婚几十年。
末了，我站起来从柜子上拿出一本书，说，给你。
书用牛皮纸包了皮儿，是前些年红透了的那本《挪威的森林》。他一边翻开一边说，这书我还真读过一些的。
我说，嗨，不是拿给你看的。
他茫然望着我。
我赶紧说，欸，你别误会，我不是村上迷。只是我觉得书里的直子，绿子，玲子，合起来就挺像我。这本书就交给你吧。对我来说就是个仪式。
我又补充说道：这书，交给过以前两个人的，最终都收了回来。
他脱口而出，这本书到我这儿就不会再传走了。
那时我们还未抵达生活的真相；他大约也想象不出两年后，我捧着这本书，无处托以终身的样子。
五
为了尽快赶回去办哥哥的丧事，我狠心买了机票，反正我已不觉得异乡还值得留下。还是头一次坐飞机——在高高的云端，从未这样近距离地看到如此壮观的落日：夕阳撕开滚滚云层，狭长地横贯天际，似一把刚刚从熔炉中流出的青铜巨剑，还未淬火，赤熠灼灼，光芒浸染了一望无垠的云海，使之看上去如同辽阔沙漠，有着金色的，格外柔韧的起伏。这苍穹壮阔得令人屏息。
我终于回到了故乡。
原来这里还是印象中那片童真之地。我依稀又看到稀疏的灌木林，晴空辽阔而坦荡，那么多人们和他们强悍的信仰，如长河落日圆，一点都没有变。
哥哥的葬礼简朴而寂静。我们都不是穆斯林，没有人来为我们站者那则。除了至亲，没有人来送他。哥的遗容惨不忍睹，已经在异乡当地火化，带回的只是小小一盒骨灰。
我凝视着那一盒骨灰，感到莫大的震慑力。一个生命，所有的故事，四海归帆，最终都将被锁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他这样一颗密封的沉默的炭，终归是在灼痛中燃烧殆尽，只剩这一抷灰烬了。
哥的黑白照片挂在高处，像一切遗像中的逝者那样，显得睿智、清朗、平静，有神一般的慈祥；仿佛从未被生活所消磨，也从未经历过死亡的黑暗。只是孤独地划了一只船，去往一个我们望不见的世界，棹移人远。
但这次，他没有告诉我他要去哪里，我们要在哪里见。
母亲泪立风前，她问，你们在北京是不是过得不好？
我说，挺好的。怨我，没照顾好他。
母亲摇摇头，泣不成声。
“人坐正了，吃你够得着的食物。”——《古兰经》如是说。
选自《收获》2012年第6期
何处是我生命的家？——评七堇年的《站者那则》
林霆
城乡之痛早已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持续阵痛，它不仅侵袭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民工”“外来务工人员”，也同样滋扰着那些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仅仅十年，这句曾经激励无数农村学子寒窗苦读的名言，已经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站者那则》的底层叙述之所以显得格外令人心酸，或许就是因为此时的“底层”已然变成了有学历、有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小说的故事线索是从一对兄妹身上展开，同时又伴有哥哥的朋友和妹妹的男友的故事。他们是家乡学子中的佼佼者，带着梦想来到北京，最终却难觅立锥之地。他们在“生活的股掌之间”左冲右突，直到头破血流、满目疮痍。哥哥的自杀让妹妹陷入了生命无所依托的迷茫中，无法想象自己如何打发余生。在北京人潮汹涌的人海中，感受到的却是孤独和恐惧，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大同小异的，同在命运的无着与平凡漫长中蠕动，仅仅异在每一天，走进的是不同的公车，去往的是不同的办公室，回到的是不同的蜗居，睡在身边的是另一个人”。这种难耐的厌倦，就这样出现在原本有“鹰”梦想的年轻人身上——中国到底怎么了？
小说中的年轻人不断回望童年与故乡，实际上是寻找生命的安身之所。在城市化进程中，这一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生存压力、情感问题、亲情关系和生命价值的难题，是超乎想象的。所以，他们的成长先天地带有社会化因素，他们的青春注定是残酷的、未老先衰的。这一代人的生活不通向梦想，却指向死亡；它没有激情只有衰败。从这个意义上说，《站者那则》仍然属于青春叙事、成长叙事的范畴。作者是在现实与梦想的差距中，体味着笼罩一切的虚无感。在这个世界里，爱情无处安放，生命价值无所依傍，甚至灵魂也不知所终——哥哥没有资格举行伊斯兰殡礼“站者那则”，就是一个严酷的象征，它彻底扫灭了世间一切安身立命的希望。妹妹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就能摆脱这无所不在的虚无吗？
最后，小说对同龄人提出类似哲学层面的告诫：“人坐正了，吃你够得着的食物。”——《古兰经》如是说。在面对现实困境时，这一代人没有寻找社会途径的解脱，而是转向自身，转向心灵的告慰与宽解。这是青春的印记呢，还是这一代年轻人无处求告，没人为他们提供任何精神或物质支持的证明呢？
小说人物的情绪悲观虚无，读后有压抑沉闷之感。但文字却依然保有作者一贯的清丽脱俗和青春的气息，加上小说最后所指出的精神出路，尚能让《站者那则》保持着年轻生命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