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采诗官》是《新乐府》五十首的总结性诗篇。正如《元白诗笺证稿》所说的:“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
白居易早年曾撰《策林》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有“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之说。希望朝廷恢复古代采诗官制度:“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日采于下,岁献于上”,“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尽管唐朝廷并未实行采诗制度,但其富有的现实精神已成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采诗官》题下原注:监前王乱亡之由也。历史上,周代曾设采诗官,通过到王畿及诸侯国采诗,使最高统治者知道各地民情风俗、政治得失。《汉书·艺文志》载:“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
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讽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一人负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
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
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采诗官”,《汉书·食货志》:“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行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设采诗官,主要目的是通过采诗听歌,了解民情,疏导人言。采诗者以诗反映社会情况,有的寓以讽刺之意,不致违犯法规律条,还可以使在位者有所警诫,上下通气,沟通思想,统一意见。古代,早在《毛诗序》中就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易经·泰卦》也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
“周灭秦兴至隋氏”十句是说自从周亡以后,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十个朝代,都不设采诗官。历代郊祭天地或庙祭祖先,都是歌功颂德;齐梁陈诸朝乐府歌词也是以雕饰艳丽、吟风弄月的形式,写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如果想见到讽谏规刺的诗,那是万句千首也没有一个字的。“不是”,又作“自始”,意思是说从秦开始就没有规谏讥刺的诗歌,逐渐地在朝廷里就断绝了讽议。因为“绝讽议”,所以“诤臣杜口为冗员”。“诤臣”是指御史、拾遗等掌谏议的官。既然诤臣都闭口不向皇帝进谏,自然成了无事可做的冗(rǒng)闲官员。于是“谏鼓”(即“敢谏鼓”,又名“登闻鼓”)高高挂在朝堂大门外也不过是装点门面的虚设而已。
“一人负常端默”十句进一步写“谏臣杜口”、“谏鼓高悬”后,皇帝一个人端坐在宝座上不吭声,不征询群臣意见、不过问政教得失;群臣百官(即“百辟”)进入朝堂大门也是相互讨好、彼此逢迎。“负”,据《礼记·明堂位》记载,天子见诸侯时,背屏风(即“负”)而立,所以叫“负”。官居“夕郎”者所上奏折都是免税、赦罪的恩诏;身为“春官”的所上奏折无非奉贺、赞颂“祥瑞”。“夕郎”,《汉官仪》载:“黄门郎(宫廷近侍)日暮入对青琐门拜,故谓之夕郎。”唐代称给事中(属门下省)为“夕郎”或“夕拜”。“德音”,唐代皇帝的一种诏书(犹后代之“恩诏”),多为免赦之类。“春官”,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礼部尚书为春官尚书,这里指礼部官员。唐时,礼部掌管礼仪祭杞贡举诸事。凡有“景云”(大瑞)、“白狼”(上瑞)、“苍乌”(中瑞)、“嘉禾”(下瑞)等“祥瑞”出现,均由礼部主管的员外郎岁终向皇帝报告(《新唐书·百官志》)。“君之堂兮千里远”以下是说皇帝住在皇宫里,重门深闭,与外界隔绝,其殿堂、宫门虽不远,却如在千里之外、九重深处,他耳能听到的唯有殿堂上说的话,眼却看不见门前的事。正因为这样,所以贪官污吏残害百姓无所顾忌,奸佞谗臣蒙蔽皇帝无所畏惧。“(bì)”,闭门。
“君不见”以下是诗人的感慨、议论。“厉王胡亥之末年”,有的版本作“厉王炀帝之末年”,又作“厉王胡亥炀帝之末年”。“厉王”,周厉王,西周末期最昏暴的共主,对议论他的人不惜派人监视、告密、残害、杀戮。大臣劝阻,竟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史记·周本纪》),朝中再也无人敢说话,最后被国人驱逐出境。“胡亥”,即秦二世,《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他听信权臣赵高的话,深处宫中,拒绝劝谏,甚至以诽谤治罪,这位竟然相信“指鹿为马”的昏君终被赵高杀死。故有“群臣有利君无利”之叹之疑。有鉴于此,诗人发出忠告:君王呀,君王呀!但愿你:要想开启蒙蔽通达民情,了解民间疾苦,就首先要从诗歌里面寻求讽谏。“壅蔽”,《楚辞·九辩》:“何汜滥之浮云兮,壅蔽此明月。”蒙蔽、隔绝的意思。“人情”,民情,民间疾苦;唐代避唐太宗讳,以“人”代“民”。
复古采诗,是白居易蓄意已久的愿望。在元和四年(809)作《新乐府》五十首之前,就说:“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迩,无美刺,日采于下,岁闻于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识者以为何如?”(《进士策问五道》)。在《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及《与元九书》中,均曾畅论采诗。《新乐府》五十首则每首都具有现实内容,或“愍怨旷”,或“戒边攻”,或“念寒”,或“苦宫市”,或“止淫奔”,或“哀冤民”……都针对当时现实而发,直接向最高统治者诤谏、讽议。《采诗官》则是“监前天乱亡之由”,对五十首的总括,说明其创作之目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对于当时的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样程度,已属难能可贵了!
《采诗官》“言者无罪闻者诫”一语,已申明作诗之旨,“讽刺时事婉而多风”。“新乐府以此篇为结后之作,正如常山之蛇尾,与首篇有互相救护之用。其组织严密,非后世摹仿者,所能企及也。”(《元白诗笺证稿》)给予十分肯切的评价。
总之,《新乐府》五十首,诚如《说诗蒣语》、《钝吟杂录》等所论评的:“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忠志远谋,方为百代鉴戒。诚杰作绝思也!”“能道尽古今道理”,“奇逸极言,出人意表”,“风时赋事,美刺兴比,欲尽备夫六诗之义,大哉洋洋乎!”历代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归田三首(其二)
《归田》原诗三首,这是选其二。是元和七年(812)丁忧居渭村时所作。
白居易后期写了不少仿陶渊明的“陶体诗”,与陶在思想上艺术上发生了共鸣。这首诗就是《归园田居》一样的田园诗。
种田意已决,决意复何如?
卖马买犊使,徒步归田庐。
迎春治耒耜,候雨辟。
策杖立田头,躬亲课仆夫。
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
所施不卤莽,其报必有馀。
上求奉王税,下望备家储。
安得放慵惰,拱手而曳裾?
学农未为鄙,亲友勿笑余。
更待明年后,自拟执犁锄。
诗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写自己归田的决心。下面的“卖马买犊”、“春治耒耜”、“躬亲课仆”、“闻老农言”……都是由“意已决”(一作“计已决”)引发的。到底是否归田?对诗人来说,是有内心矛盾的,但经过再三思虑,终于下了归田的决心,不再疑虑。“决意”是全诗关键,他把马卖掉,买回小牛,自己以步代骑,徒步到田里,徒步返回家,就是“决意”后的行动。
“迎春”四句是“归田”以后的行动,诗人开始学习做一个地道的农夫:春天来了,购置耕田的农具——(耒、lěi)、铧(耜sì);下了雨啦,立即开垦田地。“(zī)”,垦种一年的地;“(yú)”,垦种过两年的地。他拄着拐杖立在田头亲自督促仆人种地。
“吾闻老农言”四句进而写诗人虚心向老农请教、学习,从起初就谨慎细致地种田。所做的一切都不草率而为,以换来好的收成。“其报必有馀”就是说你很细致地种地,就会丰收,土地对你的回报必然就多。说明诗人归田种地是认真的、一丝不苟的。
“上求”四句写诗人感情产生变化,同普通农夫一样,上要交纳税收,下则储存粮食,为国为家,不能再放任懒惰,不能再过那种拱手曳裾的闲逸排场生活。
最后四句写诗人感情升华,认识到学农种田并不低下可鄙,告诉亲友不要笑话自己,等到明年后,还要亲自地锄田了。表现了对归田生活的满怀信心。
全诗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弃官归田的决心和行动。
诗写“归田”,事实上白居易并未真正归田,后来在官场上一再受挫之后,他由“兼济天下”转向了“独善其身”;诗作也由讽谕谏劝而出现感伤闲适。关注时政、抨击权贵、极言直谏的白乐天,真的开始“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息事宁人”了。长期处在“兼济”与“独善”的矛盾之中和“仕”与“隐”的徘徊之间,无疑是他对当时政治感到失望后的思想反映。
白居易后期写的如本诗一样、数量可观的仿陶之作,正是对陶渊明从思想到艺术上的更深理解认识和共鸣。尽管如此,但以诗人的创作功力,加之仿效陶体,故这首诗写得极为流畅自然、浑成一体,既有陶诗的淳朴浑厚,又不失他个人的平易风格,不仅形象鲜明而含意深沉,同时描写细节而又不琐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