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陕西来说太重要了！”得知《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于近期通过国务院审查并于今年启动实施，曾任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安启元不禁感叹，“渭河安澜，陕西人民才能免受洪患之苦！让渭河两岸的人民真正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旨！”
安启元的想法代表了渭河流域近两千万陕西人民的心声。
渭河是黄河第一大支流，是陕西的“母亲河”，但也带给了陕西人不堪回首的无尽悲痛。每一次水患洪灾，都有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不忍卒睹。治理渭河、缚住水龙是陕西省上上下下共同的心愿。
虽然于万千等待中姗姗亮相，但《规划》的出台，毕竟迈出了根治渭河水患的第一步。渭河两岸的人民也许不用再像以往那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新年里，他们可以稍许从容地跨过年关了。
渭河水患与三门峡的历史“恩怨”
说起渭河水患，不得不提及三门峡。这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回顾历史，不是为了追究孰对孰错，而是为了铭记教训。
自从1955年中央决定在三门峡修坝之后，陕西省就一直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牺牲上游利益而保全下游的工程，将会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陕西。水库淹没造成的百万移民、泥沙淤积和土地碱化，这些都将成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但在陕西省及国内一些水利专家的诸多反对声中，这个苏联“老大哥”的援建项目最终还是在未充分调研的情况下，仅对设计方案做了少许改动就匆匆上马。1960年，三门峡水库基本建成，9月开始蓄水。
正如安启元所说，苏联拥有在一般河流上梯级开发的丰富经验，但是在他们的版图上并没有黄河这样多泥沙的大河，由于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泥沙条件估计不足，在三门峡水库设计、建设之初，就为以后埋下了短时间内难以消弭的隐患。
灾难很快降临。仅仅一年半之后，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不仅从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全淤了，而且在潼关以上渭河与北洛河的入黄口处也淤了“拦门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泥沙淤积已到距西安仅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经济重镇西安岌岌可危。
陕西方面开始了激烈的抗议，一些专家也纷纷站出来指责。一场关于“拦泥”还是“放淤”的论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场论战也促成了三门峡水库的第二次改建。
从那以后，三门峡一直修修补补。但渭河淤积问题愈发严重，潼关高程始终居高不下，被称为陕西“白菜心”的渭河流域时刻面临水患之危。
据安启元向记者介绍，1992年，渭河发生洪水，由于出流不畅，造成漫堤决口，仅华县一地就淹没农田69万亩，受灾人口28.5万人。而2003年8月的渭河洪灾，更是造成3条渭河南山支流的5道河堤决口，受灾人口56.25万人，淹没面积30.2万亩，35万人无家可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3.21亿元。
那场洪灾使三门峡再次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陕西方面及国内部分水利专家指出，那场渭河洪水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普通洪水，而结果是形成了50年不遇的渭河大洪，是典型的“小水大灾”，其罪魁祸首就是三门峡！随后，陕西省多名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要求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
三门峡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对三门峡价值的重估也第一次进入了媒体与公众层面。官方、民间、媒体、专家等对此纷纷发表意见，直至今日，争论之声仍不绝于耳。
曾出任三门峡工程技术负责人、我国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先生直言不讳的指出，建设三门峡是个“错误”；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也呼吁三门峡水库放弃发电，停止蓄水。水利部高官也在正式场合公开承认：“洪灾主要责任在于三门峡。”
而早在2000年，安启元就开始了通过全国政协提交提案的努力——治理渭河与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是他坚持不懈的提案内容。而且这一坚持就是五年，年年提出相关提案。而2003年8月的渭河洪灾，也用事实证实了安启元先前的种种警告。
安启元说，其实他的提案还是相对“温和”的——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停止发电蓄水。稍早一些时候，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也联名向上级机关提出类似的建议。而陕西民间的声音就激动了许多——“炸”掉三门峡！
有媒体评论，由于三门峡水库梗阻，使陕西省长期背负沉重的防洪治涝任务，黄河把陕西与河南变成了一对“冤家”。过去是“陕北开荒，河南遭殃”，如今变成了“河南修坝，陕西遭殃”了。
这样的评论也许并不为过。据安启元介绍，当年为了兴建三门峡大坝，“陕西朝邑、平民两县被迫撤出；淹没耕地百余万亩，外迁移民28.7万人，淹没面积和移民人数占整个库区的83%和82%。”而建成后的三门峡，却成了陕西人身边的“定时炸弹”，两三年一遇的大洪水让渭河两岸的人民吃尽了苦头。陕西省水利厅的官员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国家能否建立一种长效补偿机制，以解决库区群众生活困难问题。
年年提交议案的安启元，年年都对有关部门的答复感到不满意。2003年，在回复水利部办理政协委员提案的意见表里，安启元对他的提案《关于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案》的“对办理情况是否满意”问题的答复十分简单明确，“不满意。如果及早采取实施，今年渭河流域的洪水就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
在连续六年的不懈努力下，渭河治理及三门峡水库问题的解决终于提上了国家的办事日程。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也成为渭河治理的核心问题。水利部对此专门安排了黄委会黄河水科院、中国水科院、清华大学、陕西省水利厅、西安理工大学等单位开展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研究。
也就在这个背景下，《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终于在千呼万唤中迟迟出台，暂时缓解了有关三门峡“去”“留”之争的同时，也拉开了根治渭河水患的序幕。
多年坚持终于换来了这样一个国家大额度的治理投入，回顾自己过去五年五次的提案经历以及无数次对渭河两岸的考察，安启元显得很平静，“这只能说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关键是要看以后，我们如何花好国家这笔钱，如何科学规划，治好渭河，给渭河两岸的老百姓创造和谐、幸福的新生活。”
百亿巨资有望根治渭河水患
《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的出台，先后历经四年多时间。
2001年10月，针对安启元的提案，钱正英率全国政协、中国工程院陕西渭河流域考察团抵达陕西，在对500余公里渭河陕西段进行充分考察、调研后，形成了一份《关于渭河流域综合治理问题的调研报告》并呈报党中央、国务院。国务院有关领导先后两次就渭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作出了批示，此后政府各机构实际运作正式开始。渭河流域各省开始治理规划的编制工作，水利部也委托黄委会制定整个渭河流域的规划设计大纲并随后报送国务院。2005年年末，一个更为系统、客观的《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终于破壳而出。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体察出国家治理渭河之认真和良苦用心。
按照《规划》的内容，渭河治理将解决全流域缺水、污染、泥沙淤积及防洪四大难题。而在这四大难题中，有三项都与渭河洪灾有关。
有水利专家认为，近年来黄河、渭河泥沙淤积严重，原因之一就是上游来水量明显减少。为解决这一问题，按照《规划》要求，陕西将在省内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其中，“引乾（佑河）济石（头河）”工程主体已完工，计划近期引水3000万立方米，远期引水5000万立方米；“引红（岩河）济石”工程主体将于今年破土动工，建成后共计引水9300万立方米；最大的一项引水工程为“引汉（江）济渭”，计划近期引水5亿立方米，远期引水10亿立方米。这三项工程共计引水17亿多立方米。三项工程全部成功引水后，可极大地缓解渭河两岸资源型缺水的难题，增加渭河来水量，加快对下游河床的冲刷，尽可能减少泥沙淤积。
陕西省防汛办总工程师邓贤艺告诉记者，抛开三门峡谈渭河治理就缺少了很重要的一块。自三门峡建成后，潼关高程40年间抬高了5米，渭河河床不断抬升，在渭河入黄口形成了“拦门沙”。每到汛期，渭河水便倒灌支流，使得南山12条支流的河床也不断抬升。这样一来，使处于夹槽地带的陕西“二华”（华阴、华县）每年都要面临水患洪灾。为解决渭河下游防洪问题，陕西省将采取渭河全陕西段加固河堤和在渭河支流修建大型水库的措施。使渭河河段达到设防标准，其中宝鸡市段达到百年一遇标准，杨凌达到50年一遇标准，咸阳北岸达到百年一遇标准，南岸达到50年一遇标准，局部段达到20年一遇标准。这样一来，不至于出现冲垮河堤的现象。同时，在渭河支流、泾河、北洛河建立大型水库。
邓贤艺认为，要达到渭河减淤目的，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非常重要。这些年经过各方面努力，国家已初步决定三门峡水库在非汛期降低水位至315米。同时，还可以利用渭河支流、泾河、北洛河上的水库，既能起到拦泥沙的作用，又可以制造人工洪峰，冲刷下游泥沙。
通过综合治理，渭河流域生态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困扰下游人民多年的洪涝灾害问题也许将成为历史。
三门峡水库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前车之鉴。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在那个更多时候感性大于理性的年代，我们已无法苛求当年的“拍板者”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对待一项可能造福万民或贻害万年的工程。但在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懂得怎样才能让决策更科学，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善于倾听反对意见的科学的论证体系，怎样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战略眼光面对涉及千万人福祉的系统工程。也许如安启元委员所说，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