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楚斋随笔》印成于一九二九年，作者刘体信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他一九五九年才去世，应该算新中国的人了，却是典型的清朝遗老。所记江阴秀才赵彝鼎殉清事，说赵“视死如归，其撑拄纲常，有功名教，死诚有重于泰山者”。并抄录其自挽联：“一秀亦君恩，愿作圣清之鬼；五经由我读，岂为革党之民。”其自注云：“岂不知匹夫匹妇之为谅？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使人不可以汉（族）外视我君为满（族）也。”立场观点，可谓鲜明之至。
对这些我并不特别感兴趣（只是想到溥仪在东京喊日本皇太后做亲娘，被红军俘虏后又向斯大林申请加入共产党，才觉得那位赵秀才死得真是太冤）。感兴趣的倒是笔记中有一则大骂晚明程羽文作《鸳鸯牒》，谓其牒中以魏甄后配曹植，以汉班婕妤配梁简文帝，是“帝王后妃亦遭轻薄”，是“倡乱导淫”，“当诛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以保存名教”。
这名教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赵秀才为之而自杀的三纲五常，也就是专制宗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吧。晚明本是将亡之国，那时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社会上的思想解放和文化上的创作自由，有了点空子可钻，反名教思潮因之而起。如果清兵不入关，这倾向是有可能导致现代化启蒙的，我想。
《鸳鸯牒》开列古名女子婚姻有“彰彰缺陷者”三十六人，为之另行择配，各下一牒。序文中引明人谭元春之言，谓“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扳住，不能成对，赍情以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这几句话便是它反名教的鲜明表现，也是要保存名教的刘体信气得要杀人的缘由。
《鸳鸯牒》的三十六则牒文，有的写得颇有点意思。比如将续成《汉书》的曹大姑，配给首席经师郑康成，双方都是著名学者，婚宴“以六经为庖厨，百家为异馔”，便写得相当得体，打趣仍不失大方，能使读者会心一笑。又如以“文姬归汉”的女主角，配“击鼓骂曹”的男主角，说“蔡文姬灵心慧齿，辱迹穹庐，宜续配祢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渔阳三挝鼓，宫商迭奏，悲壮互陈”，也使人觉得痛快，因为董祀于文姬，和后来的张汝舟于李清照一样，正所谓“齐大非偶”，曹孟德胡乱主婚，真该让祢衡击鼓再骂他一通。还有上面说过的以甄后配曹植，理由是为了“慰此洛神痴赋，蒲生怨诗”，则不仅能使为这一双才子佳人“有情无分”怅然若失的人得到满足，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预期。
但也有写得不太好的，如以王昭君配苏武，“旄落毡残之余，咻琵琶一曲，并可了塞外生子一案”，就显得牵强。还有武则天配给曹操，双方的“层次”虽然相当（两人生不同时就不必管了，大概人死后就不会变老了的吧），但目的是为了将武氏“锁之铜雀台上，无使播秽牝晨”便近乎荒谬。而以谢道韫配潘安仁，“一则风高林下，一则美擅车中，移花就柳，端不恨天壤王郎”，那就太低估了咏絮的高才，难道她看重的只是能逗得女人们“掷果盈车”的小白脸么？
《鸳鸯牒》只是篇游戏文章，刘体信却“上纲上线”，尽量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斥之为“亡国之音”，云：“其流毒比张献忠李自成奚啻千万倍，不待张李作乱，明季之人，心亡久矣，虽欲天下不亡，得乎？”他却不想一想，究竟是因为文人写了几篇文章，轻薄了一下帝王后妃，便将明朝弄得亡国了呢？还是明朝的统治腐败堕落，所标榜的名教早成烂空的臭皮囊，这个国早就“将亡”了，才出现敢于和帝王后妃开玩笑的“亡国之音”呢？
程羽文是早于刘体信三百多年的人，写得出《鸳鸯牒》；刘体信是后于程羽文三百多年的人，写的却是《苌楚斋笔记》。看起来，后人也并不一定比前人高明。如今提倡和谐，思想活跃，新观点新主张不断见之于报端网上；对于线装书里的东西，则多视之为老古董，连五四先贤欢迎德先生都被讥为“落后”了。银幕上歌颂秦始皇为大英雄，荧屏上则吹捧乾隆皇帝的风流文采，仿佛真的爱情只能从三宫六院中产生。看这样的“新作品”，真的还不如读《鸳鸯牒》，虽然挨刘体信们的骂恐亦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