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先生是老朋友，认识十几年了，但不曾打听他的经历。直到他邀我给他的一本文集写序，我才通过文字了解他的履历。原来他也是知青，曾在河南信阳五里店插队，后来招工进了大别山深处一座铜矿，一九七六年，他搭上工农兵上大学的末班车，到武汉一所医学院学医。后来调到北京，在工人日报社医务所一直干到退休。他的职业是医生，却酷爱文史，写了很多读史笔记，散见于国内报刊。在新浪网也开了博客。他精选部分篇什，结成《动荡历史下的文人情怀》、《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两个集子。我写序的就是后一个集子。我称他是独具只眼的民间史家。他恪守中国古代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的良史传统，在核心档案不解密的情况下，广泛搜集散落民间的各种历史当事人回忆录、日记、书信等史料，撰写一篇又一篇读史笔记。其文字虽是散点透视，合在一起分明打开一条穿越权力的束缚与遮蔽，真切体察体制肌理的思想通道。他笔下呈现的历史真相，时常让人感到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他的史料来源，有点类似于我的朋友谢泳，就是到旧货市场淘书。谢泳淘书在太原，韩三洲淘书在北京潘家园。他的博客里常有《购书杂记》。从他的行踪看，几乎每周六都要去，为怕与好书失之交臂，每次都得起大早，寒冬腊月亦如此。现在流行收藏热，许多人逛旧货市场，意在捡漏，圆一个小小的发财梦。但韩三洲买旧书，却是为了开启进入历史暗箱的门径。他淘的旧书，不但有出版社已经断货、书店里已经下架的书，还有大陆的内部出版物、海外出版物或个人自印本乃至盜版书，总数已经超过万册。在某些学院人士看来，公开出版物才是正宗的资料，对没有书号的印刷品看不上眼，不愿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其实这种观念很陈腐。治史如果只重官修的正史，忽视民间的野史，难有大的出息。治古代史如此，治当代史亦如此。韩三洲通过解读当代野史中的稀见史料，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校正了流行的成见，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学术见识。
韩三洲知人论世的观察能力，不仅来自于书本知识，而且来自于家庭氛围。纸上得来终觉浅。解读中国当代史，最难切入的是高层政治生活。因为局外人不能入乎其内，缺乏历史当事人的生活体验，听不到圈内口耳相传的一手信息，光靠逻辑推演不足以鞭辟入里。而韩三洲得益于岳父何家栋。何家栋本人就是一位重大风波的亲历者，一位目光如炬的思想家。五六十年代，他作为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参与李建彤小说《刘志丹》的策划与撰稿，深深地卷入了这场被钦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政治风波，可谓九死一生。晚年又以超凡的胆识，成为中国思想界众望所归的重镇。韩三洲耳濡目染，与岳父同经风雨，共尝艰辛，这也为他积累了洞察当代历史奥秘的人生底蕴。
韩三洲不光到旧货市场淘书，偶尔也参与印书。
一九八三年，何家栋先生在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任上，十分繁忙。当时刘少奇平反不久，何老应王光美之邀，和她到湖南走了一趟，路上一边熟悉乡情，一边记录王光美的往事追忆。回京后多次与王光美交流，废寝忘食，颇费斟酌，几易其稿，写成王光美采访记录《四十四天——刘少奇同志回乡记》。可惜的是，这篇长文当时没发出来，枉费了一番心血。据说是刘少奇的女儿认为文章语言平淡，没有反映出国家主席的应有风范。二〇〇六年十月中旬，王光美、何家栋先后去世，这部稿子一度也不知下落。好在当时打印了几份，其中一份保存在工人日报老编辑王耳手中，二〇一一年，王耳把这份打印稿回赠给韩三洲。韩三洲一看，内容非常之好，语言真实平易，接近生活，内容丰富。在打印稿的旁边，还有一些王光美对书稿的意见与眉批，其中所讲的事情，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珍贵记录。于是，韩三洲将此文重新录入，先是推荐给《领导者》杂志分两期连载，又帮助岳母陈蓓自费印成小册子赠送朋友。
一九六一年刘少奇携王光美的四十四天宁乡之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主持中央工作的高级领导人长时间深入农村考察少有的一次。当时中国农村处于前所未有的凋零破败。这次调查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篇长文记录了当年的干群关系与党内风气，记录了国家主席与基层的村干部之间的碰撞与互动，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与化解，官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些细节，今人读来可能感到无法想象，却是当时党内生活的原生态写照。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出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语就是源于这次调查……
可见，刘少奇一九六一年回乡调查的前因后果，对于党史国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何家栋先生对历史当事人王光美的采访，其史料价值之高，毋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