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老鬼和我是师大一附中的校友。他比我高四届，我是一九六四年入校，他是一九六三年初中毕业，所以我们虽同校，未同学。和他交往，是最近十几年的事。先是有朋友举办有关知青的文化活动，后来又有一些与史学或出版相关的聚会，我们都应邀参加，一来二去就熟悉起来。
二〇一三年是胡开明一百周年诞辰，他的儿女举行座谈会，老鬼和我都参加了。在会上，老鬼为胡开明撰写的长篇传记成为话题之一。读过的人都称赞这本书写得好。因为是在香港出版，更多的人是想读而读不到。我亦如此。
会后，我写了一篇有关胡开明的短文，侧重于介绍他是最早发现和支持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领导干部，在杂志上刊出后，又被文摘类报纸转载，胡开明的女儿胡冀燕看到后，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我说，我这篇文章分量很轻，不过写到胡开明之万一，真正有分量的应当是老鬼的传记。可惜我读不到。胡冀燕大姐说，手里虽然存书很少，但要送你一本。于是给我快递了一册。我收到之后，一气读完，忍不住击节称赞：好书！好书！
不几日，举行牟宜之传记《国士》出版座谈会，我和老鬼均应邀参加。胡发云说，《国士》是当今少有的传记佳作，只有《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束星北档案》可以相提并论。我发言说，不是国人写不出有分量的传记，而是限于出版环境，有佳作我们也读不到，比如在座的老鬼所写的《胡开明》，其分量与上述作品相比，就毫不逊色。老鬼在会上说话很少，会后感谢我的支持。我提出建议，把书中《左家庄》一节的主要内容，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为题，拿到《老照片》发表。两个月后，文章在《老照片》刊登出来。老鬼很高兴，邀我到他的住所做客。我在昌赤路上驱车一个小时，才找到他住的地方。
原来，老鬼在延庆的山村里租了一个农民小院，过着极为简单的写作生活。如今，由于城里空气不佳，城里人移居乡间成为一种新潮。老鬼告诉说，他搬到这里不是追求时尚，而是为了省钱。这个村子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少现代公共设施，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也没有投资者来这里开发度假别墅，所以租房很便宜。我看了他的生活环境和设施，特别简朴。他告诉我，这里夏季特别凉爽，但冬天的日子不好过，就是烧着土暖气，室内温度也达不到十度。他现在的生活来源就是每月两千多元的社保。收入有限，只能节省开支，量入为出。
就家庭出身而言，老鬼本是红二代。他的父亲马建民原是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母亲是以《青春之歌》闻名遐迩的作家杨沫。他们都是抗日战争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就学历而言，老鬼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进北京大学的第一届学生，他的同学里，哪一级达官显贵都有。就文学创作而言，他七十年代开始写作，八十年代以《血色黄昏》一举成名，以后他出版的《血与铁》、《烈火中的青春》等书，都像铜浇铁铸一样坚实。无论讲资历，还是比成就，他都不逊于中国当代文坛那些头面人物。但当和他有相似经历的同龄人享受着锦衣玉食的时候，他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
老鬼是不是可以变通一下，让自己不那么拮据呢？就他的知名度而言，卖文为生多挣几个钱并非难事。但为金钱而低眉折腰，就不是老鬼了。他的天性就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就说他为胡开明立传吧。传主虽然为民请命，一生坎坷，晚年毕竟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肯定。如果回避某些人事纠葛，绕开某些尖锐矛盾，以上天言好事作为贯穿全书的主旋律，在大陆公开出版并不困难。为这样一个高级干部立传，不论从党政渠道，还是从社会渠道，寻找资金支持也是很容易的。然而，老鬼不只是要说真话，写真相，还要把真话说透，把真相写到位。这成为大陆出版社接受胡开明传的障碍。
老鬼自己不肯变通，而且拒绝别人有违史实的变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母亲杨沫》中批评母亲修改日记。他说，杨沫生前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母亲隐去个人感情的那部分，可以理解。但除了感情部分，母亲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比如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评价，自己对胡风的批判，自己对秦兆阳的批判等等”。杨沫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记的原文说秦兆阳“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出版时改成了“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老鬼评论：“这样的修改，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之嫌。日记不是小说，除了个别词句不通，让人看不懂或错别字外，基本内容不得随意编造，尤其是基本观点，基本事实，基本态度更不能更改。”当然，杨沫晚年出版自己的日记时，有难言之隐。《青春之歌》的出版，秦兆阳起过关键作用，可以说有大恩于她。他们晚年的关系也不错。如果出版日记，让读者看到自己当年私下这么说秦兆阳的坏话，显得很没面子。但身为儿子的老鬼，却不能容忍母亲这种违背历史真实的“变通”。不肯为尊者隐，这就是老鬼的过人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鬼或许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家，而杨沫是一个合乎时宜的作家。但是，文学史是一条不息的长河，以后的结论必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