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生于传统士大夫之家，在从事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自己身体的改造与对身份的重新认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的时候，瞿秋白被留在了江西中央苏区，次年2月于福建被国民党保安团俘虏，6月于长汀中山公园被枪杀。瞿秋白之被留下，当时的解释是因为瞿的健康状况难以承受长征的艰辛，后来根据其他当事者的回忆与历史学者的研究考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党内斗争的结果，对瞿秋白身体的解释成为政治角斗场上的一枚砝码。本章引入美国社会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提出的“躯体化”（somatization）概念，凯氏《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在学科交叉的领域运用这一概念，用以揭示身体症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社会根源和文化变迁的层面观察个体的苦痛表达。在躯体化理论中，不仅疾病体现为临床病理反应，人们对疾病的感受还往往关联着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经验。对身体感觉和病痛的描述使人找到一种对个体经历的去道德化解释途径，这时候，许多受环境压抑无法得到表述的心灵状态能够得以传达。由这个视角追溯《多余的话》这一文本关联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与社会环境施加于个体的影响，以及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形成与消解过程。
躯体的意象
1935年被俘在押期间，瞿秋白写下自述性文字《多余的话》，用独特的方式呈现了个体在革命过程中遭遇的不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瞿秋白以及《多余的话》这一文本的评价几经周折。1950年12月，筹措编纂《瞿秋白文集》时，新中国主席毛泽东曾写下题词，既肯定了瞿秋白的烈士地位——“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也提示了他的独特性——“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1960年代后期，瞿秋白被作为“叛徒”彻底抹黑，1980年代他的形象被重新建立，《多余的话》从政治批判目标到学术研究对象，围绕瞿秋白这一形象，已形成多层次的话语结构。其间所书写的个体与历史的纠结，以及围绕瞿秋白形象所形成的话语逻辑与思维惯性，至今仍是个未能被充分解说的话题。
毛泽东为纪念瞿秋白题词。
之一：豆腐还是钢铁
《多余的话》结尾有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句突兀的结语曾引起后世论者的注意，比如单世联认为“瞿秋白在无意识中以豆腐来象征自我，豆腐的纯净值得赞美，豆腐的软弱不妨碍它是世界第一”；“软嫩洁白”的豆腐的对立面是20世纪中国革命中无处不在的强硬残酷的权力斗争，它要求参与者具有钢铁般的意志，瞿秋白的个人悲剧也基于此。
其实这句“多余的豆腐”在更早时候就已经引起人们对于“钢铁”的联想。1960年代批判瞿秋白的热潮中，有署名“白刃”的作者撰文谴责瞿秋白“直至绝灭的前夜还念念不忘‘豆腐’”：
豆腐，也正是“豆腐”这两个字，一语道破了这位“坚贞不屈的英雄”的本来面貌！
钢铁，总是钢铁！豆腐总还是豆腐……豆腐终究变不成钢铁。共产党人的意志坚如钢铁，然而，叛徒的骨头比豆腐还豆腐！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随着“刘少奇集团”被批斗，瞿秋白也被定性为“叛徒”，遭到鞭尸的厄运。为此曾专门出版《讨瞿战报》，在后来的文章汇编中，首页赫然是毛泽东头像和语录：
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这段话的来源是毛泽东写于抗战时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知识分子能够起“先锋”、“桥梁”的作用，但他们也是容易消极、动摇、脱离革命队伍的，甚至会变成“革命的敌人”，后者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知识分子能够革命到底与他们投入革命、为民众利益服务的决心相关，也有外在的判断标准，这就要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趣味是否已是群众化的，若非如此，他们就是“空虚”、“动摇”的，因为知识分子骨子里带有一种主观的个人主义自大性，非经过长期群众斗争，无法洗刷干净。这段话谶语般地道出了现代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将面对的现实，他们必须在克服自身属性的漫长修炼中才能被革命所接纳。
《多余的话》一度被认为是瞿秋白“叛变”的主要根据。1980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了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的报告，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谈到这一文本：“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的确不提供任何坐实“叛变”的信息，只是其中“消沉的语言”引起猜测。也就是说，这篇自述式的文本，是以一种心境和态度被指为叛变罪证，以致被敌人枪杀的事实在当时也无法使瞿秋白成为“烈士”，“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一个共产党人，不论任何场合，只要还有一口气，那他就没有丝毫权利停止同敌人斗争，他们永远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言壮语铭记心怀”，1960年代瞿秋白显然是被作为“主义”不够真的反面典型，写下“调子低沉、充满绝望、失意的诗”和“唏嘘泣诉、哀怨欲绝”的自白书，“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就无法成立了。
对瞿秋白的批判关联着对陈独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风潮，本章关注的是他们身上的文人气质无一例外地受到批判。“单纯的文化人”这一身份再也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避风港湾，只要他们存身于社会中，“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就必须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共同规训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钢铁”，那些维护自身的“豆腐”属性还为此自鸣得意的人，只能作为体制的叛徒而被清除。
刊登于1967年《文革简讯·讨瞿专号》上的一篇文章认为瞿秋白的行动逻辑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样的，其中那种以“观察”、“反省”、“闭门思过”等方式来实现的“自我修养”，与投身群众的革命观念根本对立，“因为是‘文人’，所以叛党。因为有‘弱者的性格’，所以投敌。投降有理，变节有理，我们能够听信这样的鬼话吗？阶级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政治动物’，没有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性格’，也没有什么超政治的‘文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1960年代后期曾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建党思想的代表作和纲领”，虽然其中也强调革命的唯物主义者的修养“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像旧文人那样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但其中充分流露的对个体的强调和个性自觉，与时代风气格格不入。
批判瞿秋白漫画。
反观瞿秋白这个形象，无论是作为“烈士”还是作为“叛徒”，他对于其时代的独特性都很大程度上缘于自我观照的方式和面对世界的姿态。
瞿秋白去世两年，《逸经》半月刊上刊载了《多余的话》，开篇有署名“雪华”者所写的引言，其中对瞿秋白的政治生涯及其对青年人发生的影响，多抱微词，唯独对这种自我书写的方式击节赞赏。有人认为《多余的话》“充分地流露了求生之意，这对于共产党，要算是一桩坍台的事”。而这篇引言的作者说：“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死生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他何尝不可以慷慨就死？沽得一个倔强到底的‘烈士’‘芳名’，然而他仍然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刹那供出自己的虚伪，揭破自己的假面具，这便是‘文人’之所以为‘文人’。”《逸经》上的这篇引言将瞿秋白作为“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文人”的典型，认为他在“最后的诉说”中却体现了“文人”身上坚强可取的一面。
“豆腐”还是“钢铁”虽只是比喻，但还是有些指标可寻的。“意志”关联着“躯体”，特别是在躯体的苦痛（受刑）和躯体的消灭（死亡）这两件事上，尤其容易形成对人的评判，也因此有了瞿秋白狱中形象的不同版本。
版本之一是强调狱中受刑，顽强不屈。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持此论最激烈，1950年她曾致信《人民日报》：“我最近听周若华先生说：当秋白被捕后，曾被用酷刑迫取口供，但秋白不屈，同时蒋匪的两派特务又互相争功，乃电蒋匪请示。后蒋匪复电如劝降不成，就地枪决。”她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1935年瞿秋白被捕当夜，“敌人吊打秋白，逼问口供。秋白镇静地掩护自己，敌人不知道他的真面目”。
“受刑”似乎是就义烈士的必经之途。瞿秋白遇害一年后，在《救国时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就出现了关于瞿秋白受刑的文字：
蒋军既获先生，押长汀师部，深夜严讯，备施毒刑，企望从先生口里可以知道一些中苏政府和红军的行动与策划。先生虽炮烙在前而镇静自如，除力言中苏政府及红军志在抗日救国外无他语，受刑痛极，晕死者再，然醒后亦只闭目呻吟而已。蒋知先生非毒刑所能屈，电汀洲令以柔法说降，先生虽被囚入“优待室”，闲且许记者往访，但先生态度仍不稍变，遇有来谈者，先生必滔滔说中国共产党主张联合全国一致抗日救国之方略与全民团结之必要，此外不常作他语，谈者有为蒋介石文过者，先生则折之以事实，闻之以大义，谈者往往词塞；因此说客亦无所施其技。
在这段描述中，国民党对瞿秋白是先威逼施刑，后以利诱，均不见效，反而自取其辱，文章以此证明瞿秋白确是软硬不吃的坚强战士。与此同时，瞿秋白狱中形象的第二种版本——被“优待”——也淡入进来，这是严刑拷打不起作用的自然结果，也打造了瞿秋白从容闲适的面相：“先生在狱中常要求阅报，但被许时极少，因此常作诗作文并从事篆刻以自遣。意态洒然，闻者向慕。”
瞿秋白杨之华合影，1924年，上海。
1989年瞿秋白诞生90
周年纪念邮票首日封。
狱中写字、治章、作文的书生形象在后世引起了“临危不惧”和“摇尾乞怜”的双重解读。实际上，后来杨之华捍卫瞿秋白形象的主要方式是强调被害牺牲这一事实：“二十年前，国民党蒋介石匪帮杀死了秋白同志，宣布了他的‘罪状’，可是当地人民却是同声颂赞：‘瞿秋白被枪毙了，那个共产党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硬骨头！’‘在枪毙前还唱着革命歌呢！’”对于流传出来的狱中诗作特别是《多余的话》，杨认为是蒋介石收买文人写的伪作，用来诬蔑瞿秋白的。在这方面杨之华与丁玲的态度截然相反，后者在延安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就“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因为其中传达的矛盾心情，早在1920年代上海大学时期瞿秋白就曾在给丁玲的信中委婉地表达过多次。
李霁野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瞿秋白在狱中所作诗词，其中有“枉抛心力作英雄”一句。臧克家对此反应激烈，撰文说：“可见这些诗词作为逸事附着于秋白同志的死流传得颇为广泛！这些诗词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它们对于他简直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侮辱！这些东西决不可能出自一个革命烈士的笔下，它是敌人埋伏的暗箭，向一个他死后的‘敌人’射击……据《烈士传》里好几篇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文章，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他在临刑前高唱国际歌及红军歌，并大喊：‘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这才是和他雄壮的死、不朽的死合节的雄壮的诗、不朽的诗！这和‘报纸’上所刊载的那些简直不能相比！那四句集诗，如果出自一个‘坐化’的释教徒还差不离。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死，就是永生！至于‘枉抛心力作英雄’，那简直是‘死’前忏悔低头了。一个拒绝诱惑、以死殉人民事业的革命斗士，会在这最后关头否定了一切，连自己光荣的历史也在内！这不但不可能而情况恰恰是相反的。”为此李霁野写信公开道歉，称“完全同意”臧克家的意见，诗词作为附注，只是“表明从容就义的具体事实”，并强调“在那篇纪念文中表示对于秋白先生的崇敬那是应当没有疑义的”，还在括号中附上作者低调的观点“我的意见也许不对，不过我以为这是同样壮烈”。直到瞿秋白早已被平反，1980年代初重新编辑纪念文章出版成书的时候，李霁野的文章中仍只是说瞿秋白“从容就义前还赋诗作词”，再无一句提到诗作内容。
对瞿秋白狱中表现、作品真伪的执著，其实源于人们心目中“革命者”应有之义和由此产生的价值判断。无论是批判瞿秋白的人还是为之辩护的人，所持标准竟是吻合的，那就是革命者必须将生命交付“主义”，并表现出积极、乐观的“钢铁”一面，直到瞿秋白被平反，重新成为烈士，“豆腐”与“钢铁”仍是作为矛盾的二元而存在。如陈铁健撰文重评《多余的话》，认为这一文本的灰色基调是因为瞿秋白“放纵自己思想中颓唐的一面，甚至不惜违心地自暴自弃、自嘲自污，而缺少乐观进取的豪健情感和激昂慷慨的宏伟气魄”，“一个共产党人，是要有那么一股革命的浩然正气的。哀叹、愁苦、懊丧、悔恨，不是无产阶级战士的英雄本色，只能看作是没落的绅士阶级的深重烙痕。这是不足为训的。但是，对于瞿秋白对自己丧失信心的软弱表现，我们不应把它看作对整个革命事业丧失信心，更不应看作是‘叛变革命’”。从中可以感到，时代对“豆腐”之内涵已发生松动和宽容。
之二：废物
作为当时著名的“匪首”，瞿秋白被俘后表现出的气质风度，以及在狱生活的消闲，一度是报刊记者们感兴趣的话题。《国闻周报》记者描述自己进入瞿秋白囚室时，对方“正伏案刻石章”，“神情态度，颇为暇逸”。
记者问：足下亦善篆刻乎？
瞿答：狱中无事，借此消磨时间。尚系从前在中学校时，有一国文教员喜此，略略学得，已多年没有刻过。
问：自被捕押后，近来意绪若何？
答：近来心境转觉闲适。过去作政治活动，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个星期失眠。押上县府时，与兵士同待遇，几至不能支持。来此间后，甚承优待，生活优越多多矣。
对“优待”的内容，《申报》如是记述：“（瞿）囚押长汀该师师部，为时已届月余，待遇颇优，为辟特别囚室居之。瞿嗜烟酒，每日可罄一瓶，烟卷亦时不离手。”“优待”云云有可能是报刊的文饰之词，但瞿秋白的狱中生活应是在一种表面闲散的状态下度过的，这应该与他的居住环境有关。据看押瞿秋白的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回忆，关押瞿的三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其实是一个比较家居化的院落：
三十六师司令部住在长汀靠西头路南的一栋中等地主所谓缙绅之家。进大门有一个小天井，靠左手边有一间厢房，长约一丈一尺左右，宽约七八尺，门向南，窗子向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床，安置在东边靠着墙，一张书桌安置在西边靠着窗户，一个洗脸架安置在北头，还有一把木椅和一条板凳，秋白先生自到长汀那天起到就义止，就是住在这间屋子里。在瞿先生正对面的一间厢房，住着一个副官蒋昌宜和几名警卫，他们负着双重任务——监视和照料生活。中间是堂屋，不怎么大，空无所有。进里面就是所谓正房，左右各一间，两边还有几间厢房，我和向贤矩及秘书、侍从副官、卫士等住在这里。其他各处（如参谋处、副官处等）则住在后院和附近的一些民房里。
在被俘关押的境况下，瞿秋白是否真能“心境闲适”不得而知。但比起戒备森严的牢房，这样的住处相对舒适和清静，“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图章或有时和人谈话以外，大部分时间便是写写感想和作诗，有时也谈谈古文和唐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约是一百张（或是六十张）十行纸订成的一个本子上，用毛笔写了一长篇《多余的话》和一些诗词”。
《多余的话》的确多次写到作者的疲惫厌倦与渴望休息。
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好在现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
“休息”之语使当时舆论对瞿秋白之死的理解带有超脱的道家哲学意味，出世情怀与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相结合，构成了对共产党人形象的一次新的想象。据天津《大公报》记载，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正伏案作一首绝句诗的时候，传来“就地枪决”的电令，瞿秋白面无惧色，挥毫成诗，这就是在后来引来争议和质疑的“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最具戏剧性的是对瞿秋白临刑场景的描述——当瞿秋白被押至中山公园时，“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囚回首顾视，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辞矣！”
临刑尚顾视乞丐，若有所思，既可被理解为共产主义信仰下的普罗情怀，也可作为一种人生无常的彻悟。瞿秋白之死在当时既是政治角逐的结果，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对瞿秋白来说，生命最后的“休息”时光是在囚室里完成的，而文本中的“休息”、“睡眠”显然指的是死亡。面对“伟大的休息”，《多余的话》表达的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坦然，而是一种遗憾，“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头再生活一遍’”，“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这时对“休息”的呼唤传达的是一种无力感，原因在于躯体已成“废物”，休息—死亡也就是处理“废物”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而导致躯体从生理上“报废”的结核病反而可能让死去的形骸尚有解剖价值。“废物”是《多余的话》中一个重要意象，“废物”的载体是躯体，以“废人”、“废物”自任的态度使《多余的话》呈现出以颓唐为主的基调。
“废物”的属性是“脆弱”：“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
“脆弱”固然有生理原因——“多年的肺结核者”，但更重要的，“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先天不足”是瞿秋白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自觉，这就是在他的文字中多次出现的“士”、“绅士”。
瞿秋白对“绅士”的特征有过许多描述，其中突出的是“体面”。据《瞿氏宗谱》，瞿家乃是“晋陵望族，明季巨富，号‘瞿半城’”，“相继为士大夫者十余世矣”，《多余的话》中说“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绅士阶级”在物质生活上的直感就是“体面”，虽然父亲已开始赋闲，但靠叔祖伯父的官俸仍“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在瞿秋白的记忆中，“母亲自杀家庭离散”意味着维持“体面”的努力彻底失败。瞿秋白走上社会后，又多次感受到绅士阶层“体面”崩溃后的窘境。《饿乡纪程》中记录家族中几位亲戚的景况，父亲独自在山东教书糊口，穷病交迫，仍要儿子整理旧时古文词稿作纪念；少寡的表姊带着遗腹子在姑母家饱受寄人篱下之苦，本是地主的姑母“不会处置变态中的农地生产资本，而且新由大家族经济变成个人经济，顿然现出濒于破产的现象”；一位表姊丈终日抽大烟，无心生计，入不敷出，曾是家乡名美人的表姊在困窘生活中也失尽了颜色。
在瞿秋白的文章中多次出现的“破产”总是与“大家族制度”、“士的阶级”、“体面”形成对照：“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对瞿秋白来说，这既是一种客观现实，又是一种心灵感受，“经济利益的冲突”导致家族中的父子、兄弟、姑嫂、叔伯以及夫妻情爱关系都发生变异，所以《饿乡纪程》中说“‘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这是经历过经济破产、失去地位的弱者在面对世界时的切身感受。
《多余的话》有一节专论“文人”，将文人定义为废物——“无所用之的人物”，是与现代革命风潮完全相悖的“中世纪的残余”、“很坏的遗产”，应该逐渐消灭掉。这种人的大致特点如下：
1.貌似渊博，实则没有一技之长，于社会毫无贡献，是一种“高等游民”。
2.从性格上看，怯懦平庸，没有见解，也没有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
3.从知识结构上看，对新旧都有涉猎，也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一切知识只是“消闲的工具”，因而不能形成坚定的信仰。
4.在生活趣味上追求光鲜安逸，即使追求革命思想，也难以在革命阵营中坚持到底。
回顾瞿秋白从五四时代开始针对知识阶级的言论，可以感到其中的一致性。“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向来自命为劳心者治人的一班人”，其最大特点是“不劳而食”；在知识阶级内部也有分化，瞿秋白深感自己就属于失势的知识阶级的一员。现代职业分工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知识阶级的价值变得可疑，如果没有进入官僚系统，脑力劳动，即“劳心”，作为与体力劳动与技术工作相对照的一种行为，几乎相当于“不劳”，其意义是相当不确定的。“劳心”还带来陈腐、依赖、人格堕落等很多劣根性，如何改变这种属性，锤炼一种新型的知识人，是瞿秋白面对革命与社会结构变动的时代时最关注的一件事。
在当时这并不是瞿秋白个人的问题。在瞿秋白那里，“士”与“知识阶级”经常是同义的，因为他自身就是二者的矛盾混合体。当时执教于北京大学的陶孟和对知识阶级的判断也十分悲观，在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中，“知识阶级”似乎比“士”更具“新”的意味，但二者的本质相同，就是“寄生”：“士的阶级不能独立生活，是要靠着人吃饭的。他们不能像农人那样辛苦的耕种，他们不能像小贩那样的沿街叫卖，他们也不能像工人那样耐劳的工作，他们只是靠着他们的文笔，口舌与诡诈的手段为寄生的生活。他们现在既然肯做‘猪仔’，肯做军阀的奴隶，将来也就肯去做外国的奴隶。因为这样做奴隶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并且有时是致富——的方法。但是我们学校里还不断的造士的阶级呢！”在士——知识阶级的堕落过程中有一条分界线，那就是“物质文明侵入中国，古圣先贤的经典渐渐失了束缚人心的势力”，先前的士尚可以成为政治的中坚、道德上“高尚的阶级”，一个基本前提是“物质文明极不发达”。在陶孟和的表述中也出现“劳心”与“劳力”的分野，士的阶级陷入“厄运”，是他们作为“无产的贵族”失去权威的必然结果，面对实利与物质的时代，其中大部分人或者失业，成为“高等流氓阶级”，或者沦为一种貌似中产阶级的“新贫民”，这些人为谋出路，只能“去做无耻的官僚、政客，冒牌的学者，滑头的工商业家”，也因此成为“社会上，政治上，产业上，乃至教育上最扰乱的分子”。
如何挽救这样一批危险且无用的人呢？瞿秋白当时寄希望于泛劳动主义——“最有幸福的，只是勤苦的劳动之后。劳动能给人以完全的幸福，幸福——劳动。救我们的只有劳动！”瞿秋白曾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的思想做对照，在托尔斯泰的《科学与艺术之意义》中，劳动被分为四种：“一、筋肉的活动——即手足脊背底激烈劳动，这种劳动都要出汗的；二、手指和手腕的活动——即手艺底活动；三、知和思想底活动；四、社交底活动。”人类文明都来源于这四种劳动产生的成果，人要想过健康美好的生活应该每天从事这四种劳动。这种观点受到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的批判，他认为脱离了阶级的视野，托尔斯泰的劳动观仅仅是贵族阶层用以自我修养的理想，“只有那不觉着生活缺乏的人才能做呢”。而这时的瞿秋白宁愿调和二者不同的立足点和面对现实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劳动力和劳动底产品不是可以拿来‘买’‘卖’的‘货物’，而是供给人生‘需要’的‘东西’”。用“劳动”以充实人生的“托尔斯泰式的生活”令瞿秋白向往，其中透露着那种摆脱失去经济来源后挣扎谋生的困境的预设，也有对士——知识阶级这一已被挖空内涵的身份的重新定位。《多余的话》中说作者在赴俄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探寻。1920年代末陶希圣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时，也指出士大夫和现代知识阶级的承继性，他们都是“观念生活者”，其生活方式为“思虑生活”，谋生手段为“头脑劳动”，区别在于“前者的生活是尊贵的，剥削的。后者的生活是平凡的，劳动的”。现代教育产生过剩的知识分子，使知识阶级分化为失业沉沦者和猎取政治地位者，前者易走上革命之途，后者即官僚化的知识阶级，与过去的士大夫没两样了。而知识阶级天然具有易于依附权势、加入支配阶级的特性，要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前提是“克服士大夫身份遗留下来的传统意识”。
后来瞿秋白很快认识到托尔斯泰思想中宗教式的苦行意味，但他一定认同那种“劳其筋骨”的体力工作对托氏意味着什么，科技和文明的发展将大大减少体力劳动，对托氏来说这也是人类道德败坏的开始。而瞿秋白虽体验过经济的潦倒，但没有从事体力劳动以谋生的经历，瞿母用自杀的方式来换取儿子读书的可能性，却从未试图让儿子学手艺养家糊口，那对瞿氏家族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托尔斯泰那种时刻自制的压抑前景从反面衬托出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未来社会工作伦理的浪漫和光明：“托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理想的劳动状态只能来自于革命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劳动若在圆满的社会关系之下，只能引起快感和美感……工作的结果已经无足重轻，而工作的过程反成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的必需品了。那时可以发生‘劳动的饥荒’——闲得没事做，是天下第一件大苦事”。
之三：面具与躯壳
《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自称“脆弱的二元人物”，对他来说，导致“脆弱”的原因正在于“二元”，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绅士意识”在自身中的交战，前者对应的是“革命者”、“政治家”、“无产阶级的战士”，后者对应的是“文人”、“绅士”、“小资产阶级”。在作者的描述中，革命历程从一开始的偶然进入，青年时代“游戏”式的激情投入，到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时候已成为一种自我消耗：“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革命中形成了“二元化的人格”，于是出现了“戏子”、“面具”的意象：
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
瞿秋白曾数次在政论文章中使用“面具”这一意象，用以指斥政敌表里相悖、言行不一的作为：“他们（汪精卫派）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他（资产阶级）的改良妥协主义的滑稽面具也已经完全抛弃”；等等。1928年他还以《最后的假面具》为题，指责国民党一面说要完成北伐、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施行白色恐怖屠杀工农。在文艺评论中，“揭穿假面具”的精神为马克思、恩格斯所看重，而新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是“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
《多余的话》将“面具”的比喻用在自己身上，不可谓不沉痛。作者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一出滑稽剧”：“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对瞿秋白这样的个体来说，革命必须经过一个艰难的改变灵魂的过程——“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找到一个永恒真实的自我。这个过程之所以“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是因为必须时时克服种种异己的意识与情感，也就是前文所说“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
这是一种矛盾的表达，“异己”与“自己”的界定是含混的，否则排除“异己”不会如此艰难，以致必须以惊人的毅力、经过常年的磨炼才能实现。瞿秋白喜欢用“躯壳”来指涉“真实”之外的另一层制约，二者的分野却渐渐模糊甚至颠倒。在狱中，他在赠给国民党军医陈炎冰的照片上题写的诗句也表达了这种困惑：“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作者曾说“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显然，对作者来说，胜利的是绅士意识，作者做出“不是烈士”、“脱离队伍”之类的断语都由此而来，换言之，没有完成最彻底的心灵改造，即使献出生命也不配称“烈士”。然而这种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绅士意识”竟是“异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情感才是理想的真实状态。悲剧在于，这种能以理性把握的真实最终无法占领内心，于是“真实”反而成了外在的“面具”；不仅如此，“面具”侵蚀内心之后，作者感到“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具躯壳”。
以“面具”为真实，最初是对文人身份——废物的一种救赎。《多余的话》表达了文人面对政治的无力感，却没有贬低“真正的政治家”——“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独立的判断力和行动力，这在作者看来是政治家最重要的品质，也是他不具备的。原因似乎可以归为性格上的“怯懦”——“我从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接着这种特质又被归为文人的天然弱点。问题似乎比字面传达的意思复杂得多。事实上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的政治生命经常是在承认错误中度过的，特别在1931年前后备受打压。从《多余的话》中也可看出不停地“承认错误”带来的心理状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多余的话》也提到作者的领导方式与之前的陈独秀不同，瞿并不像陈那样“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作者“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政治”令瞿秋白“不感兴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长年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纠缠于“路线”之争，终于“感觉到空谈无聊”。
《多余的话》中感叹书生往往从文字了解宇宙人生，缺乏生活体验，结果“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只有“名词”，而没有“实感”，以致“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这一系列在现代中国革命中常见的词汇其实并不是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使用的，“名词”本身形成了面具，构筑了一种奇特的政治人格。这时正是瞿秋白担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年——1927年7月到1928年5月，也是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暴动频繁、革命形势最严峻复杂的时期。理论在现实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多余的话》说作者自己对政治减少兴趣，也是从直接领导革命的1927年起。
瞿秋白对自己性格的分析是缺乏“自信力”、“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会怀疑起来”，布哈林曾取笑瞿秋白说话的口气常常像女人一样犹疑不定，瞿秋白认为这是自己内心软弱和不自信的表现，却往往被别人当做“客气”或者“狡猾”。从瞿秋白给别人的印象也可以间接印证这种悖论，比如曾与瞿秋白共事的郑超麟，认为瞿“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很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郑对瞿“一向佩服”，却是在瞿身上首次发现共产党内有人搞阴谋诡计。又如在北伐提议前后，党内形成不同意见，瞿秋白、张国焘赞成北伐，陈独秀、彭述之反对，双方辩论时，陈独秀拍案大骂张国焘，张不敢回骂，而瞿的表现是不直接冲突，而调解于陈、张之间，并且开始反对陈独秀的活动：“不是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而是在暗中进行，拉拢一些干部，首先拉拢青年团干部”；“一面写《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一面鼓动青年团干部反对党中央”；武汉时代，瞿秋白同张国焘等人组成了一个在政见上步调一致的三人集团，“每次中央开会前先到这个机关的一间房子商议什么事情，然后去开会”。
《多余的话》自陈有许多“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然而注重人际关系的结果却是“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即使对爱人杨之华“也只露一点口风”，“始终戴着假面具”。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弱者”性格的瞿秋白有时是他人眼中搞阴谋、结小团体的专家，陈碧兰曾用刻毒的语气称瞿秋白是“阴险狠毒的官僚”、“性格阴险残酷”，善于通过借刀杀人的手段排除异己。“调和主义”的政治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坚固的职业面具使然。1931年初瞿秋白两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递交承认错误的《声明书》，承认“调和主义”的错误，自己“卷入派别斗争的漩涡”，“这种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和我过去整个的非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联系着的，正因为政治立场的错误，所以对于这些派别观念，不去坚决的反对，不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从政治问题上去打碎派别成见，却想去调和这些派别，使之互相谅解——这是市侩式，‘和事佬’的立场”。
